中译本《论语导读》就要面市了，主译者是来自广东肇庆学院的副教授汪聂才。
肇庆学院。
作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儒家典籍，《论语》闪耀着中华文明独特的处世智慧，是“何以中国”的一部永恒经典。1688年，一位名叫贝尼耶的法国学者根据《论语》在西方的第一个拉丁文译本作法文本《论语导读》，向当时的法国介绍儒家思想，影响了后来众多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2019年，首版《论语导读》原著作为“国礼”谱写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又一段佳话。
今年是中法两国建交60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作为东西方文化交往绵远流长的见证，《论语导读》有望在不久的将来以中文形式与读者见面。
肇庆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汪聂才。
“目前，该书已经付梓印刷，相信很快就会上市。”近日，南都记者专访了中译本《论语导读》的主译者，广东肇庆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汪聂才，听他讲述这本书翻译背后的故事。
南都：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对《论语导读》手稿的翻译的？
汪聂才：2019年3月，贝尼耶（François Bernier，1620—1688）这本书的手稿之一作为“国礼”引起瞩目，我也关注到这本书。大概到2020年9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教授联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梅谦立教授，想让梅老师组织翻译这部被称为“论语导读”的手稿。当时两位老师主持编译的1687年出版的拉丁文“四书”《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中文回译本即将分为四卷在郑州大象出版社出版。我参与了四卷当中三卷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对内容比较了解，也学了几年的法语。梅老师就将翻译“论语导读”的工作交给了我。但真正着手翻译要到2021年2月，最终在23年3月完成了译稿。目前译稿已经交给学苑出版社，责编也已经完成了初审，预计在今年6月出版。
南都：翻译过程中有哪些困难？
汪聂才：翻译过程可以说困难重重。首先，我本人的法语水平有限，翻译一部17世纪的法文手稿，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好在在梅老师的引荐下，我找到两位合作译者。一位是瑞士日内瓦大学文学院汉学系老师陈萍，一位是瑞士洛桑大学在读博士、汉语老师郝秋霞。她们都有多年在法语国家学习、生活的经历，法语很好。在她们的合作与帮助下，我才完成了翻译工作。其次，原文是17世纪的手稿，虽然抄写者书写得非常工整、优美，但对我来说又是一大挑战。好在早在2015年，《论语导读》在法国的Le Félin出版社就出版了手稿，在翻译过程中我们经常参考这一版本。但是，即便是现代出版版本，其文字还是17世纪的法语，很多词汇需要借助在线电子辞典来查它的现代拼写。
南都：结合过往研究，您认为儒家思想带给法国怎样的影响？
汪聂才：我们都知道，从17世纪末到整个18世纪，在法国兴起了后来风靡整个欧洲的“中国热”。18世纪法国的思想家们大多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17世纪下半叶随着“四书”拉丁文译本在欧洲的出版和流传以及法文、英文转译本的传播，中国的儒家思想、古代历史、诗歌戏剧等都对当时欧洲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贝尼耶自己为例，虽然他的翻译是从拉丁译文转译而来，但是他对孔子及其思想有自己独到的理解。首先，他将孔子及其思想理解为世俗的；其次，他的译文非常强调孔子思想中的“普遍的理性原则（la règle universelle de la raison）”。这两点对后来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南都：《论语导读》这本书对于中法文化交流互鉴有什么意义?
汪聂才：我们将这本书翻译回中文主要是提供给国内的读者，让他们能够有机会一睹作为“国礼”的《论语导读》真容。这部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手抄本，见证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目前，这部中文版《论语导读》已经付梓印刷，相信很快就会上市。读者们将会发现，贝尼耶这部著作与他们平常所阅读的“四书”经典有很多地方有出入。但我相信，当他们了解到贝尼耶是从中转的拉丁译文来翻译“四书”的，相信他们能感受一下300多年前儒家经典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能体会到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背后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译本能有益于推进当下的中法文明交流互鉴。
在翻译《论语导读》过程中，也让我颇有感触。首先这本书带给我的是满满的“文化自信”，因为它是中华文明曾在欧洲产生深远影响的“见证者”；其次，它也对当下我们如何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有着借鉴和学习的作用。
南都政务新闻部出品
统筹：李陵玻 陈杰生
采写：张婷
摄影：郑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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