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他即位后经常以史为鉴以隋亡为戒励精图治使他统治的贞观年间（627—649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相对稳定国力比较强大铸成了光垂史册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贞观之治”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他讲究用人之道善于网罗和使用人才使大批精英聚集在他的麾下效力尽智实可谓用人之治。他在人才思想和用人实践方面的建树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最为出色的。
修身正已，倡俭反奢
唐太宗从历代朝政的得失利弊中总结出一条客观真理：“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他认为秦朝历二世而亡，隋王朝三十余年即遭覆灭，主要原因，就是朝政腐败，“奢华无道。”
隋炀帝贪虐至极，骄奢无度，“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最后被人民所推翻。因此，他始终把政治的清明廉正放在首要任务上，他认为统治者“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他还说：“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流之清，不可得也。”君主正身首先要慎言语。贞观八年，唐太宗谓侍臣曰：“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凡在众庶，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况是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乘失，其所亏损至大，岂同匹夫。”
中国社会是缺少法制传统的社会，君主的言论便具有某种法律效力，君主言论的正确与否，对于社会将发生巨大的影响，唐太宗能认识到这一点，说明他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君主。其次要慎好恶。唐太宗认为，君主的好恶对于臣民同样具有规范作用。
“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上之所好。”国作为一代专制帝王，能够认识到自己对于国家治乱所负有的责任，实在是难得的。
上行下效是中国历代相沿的政治习惯，南朝梁武帝志尚浮华，唯好佛道二教，“不以军国典章为意，”当侯景之乱时，百官不能乘马；梁元帝崇尚玄谈，当城破被围时，仍然聚百官在殿堂上讲《老子》。
唐太宗深深引以为戒说：“朕之所好，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学。慎所好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君主要注意节制自己的欲望，享用有度。唐太宗有诗云：“夏康既逸怠，商辛亦沉湎，恣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鲜。”
意在激励自己和臣下要克己节欲，开一代新风。在他的言论中曾多次提到要“弘俭约”,“恶侈靡。”贞观四年，他对侍臣说：“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
贞观十一年，他又以秦始皇挥霍无度，导致国破家亡为例，下诏群臣：“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唐太宗自己率先垂范，带头清廉节俭。贞观二年秋，大臣们见秋雨连绵，宫中潮湿，太宗又患有“气湿”,再三请求他新造一阁，但他担心“摩费良多，竞不许。”
贞观七年，太宗到蒲州巡视，刺史赵元楷让百姓穿着黄纱单衣，在路边迎接、并大力装饰官署屋宇，以讨太宗欢心。他还暗地准备了羊百余只，鱼数千条，打算送给皇亲国戚。
太宗知道后，对他严加斥责，指出这是亡隋旧弊，不可再行。赵元楷听后忧惧交加，数日不食而死。在唐太宗的熏陶和倡导下，贞观时期朝中大臣清廉俭朴，蔚然成风。
以住房为例：中书令岑文本的房屋低矮潮湿，连帷帐之类的简单装饰都没有；户部尚书戴青生前住所十分简陋，以至死后连设供祭奠的地方都找不到；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家中无正房，去世之后尸体只好停在旁屋里；
侍中魏征家中也无正房，他卧房之后，太宗不忍，把原来准备盖一座小殿的木材拿来给他建了一所正堂。由于皇帝和朝廷官员都以身作则，节俭清正，“由是二十年间，”“全国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民为水，君为舟
鉴于隋亡的历史教训，唐太宗深刻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意为君主是可爱的，但是民众是更为可怕的政治力量。“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水所以覆舟。”
因此，任何统治者行事都要考虑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谁只顾个人事受而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就必然要推翻他。对于当政者与百姓的关系，他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因此，“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劳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剖股以啖腹，腹饱雨身毙。”君主肆无总惮地剥削、役使百姓，最终会通得民众挺而走险，甚至推翻君主的统治。
至于怎样安抚百姓，唐太宗认为大乱之后应该让百姓休养生息。他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保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
把大乱之后刚刚安定的国家比喻成大病初愈的人，应该尽心竭力地加以爱护。为此，唐太宗一再向群臣表示，自己“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不安乐乎?”
也就是说用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等措施来实现清静抚民的方针。贞观元年，山东大旱，他下令免除该地全年租赋。贞观二年，关内大旱，老百姓卖儿女买粮吃，唐太宗命令国库拿钱，将这些孩子赎回，还给他们父母。
有些官吏，喜欢聚敛邀功，唐太宗说：“税纳逾数，皆系枉法。”对于超额完成税收的人，不但不奖励，而且要惩罚。他还停建宫宇池台，释放官人。
对于必须搞的工程，唐太宗也不允许不顾民力，限期过紧。唐太宗还裁并州县，精简吏员，完善府兵制，从而达到节约财政开支的目的。
由于唐太宗体察民情，轻徭薄赋，使百姓得到了实惠，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生产状况也迅速好转。到贞观后期，社会经济已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唐王朝的封建统治也得到了巩固。
立法宽简，执法严格
唐太宗即位之后，就派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原来的法律进行修订。经过修定后的法律，比隋文帝时期的法律还要经。在封建社会，触犯刑律的大多数是劳动群众，处罚轻对劳动人民是有好处的。
唐初，虽然继承随文帝时期对死刑犯要经过“三覆奏”的做法，但负责行刑的机关，往往在很短时间内，就将“三覆奏”摘完了，以致使朝廷上下都没有时间进行认真思考。
贞观五年，唐太宗下令，对死刑犯必须经过“五覆奏”(五次复查奏请)才能行刑、并规定具体的时间是，行刑前两天，每天复查奏请一次，行刑的当天，再复查奏清三次。唐太宗时规定，轻罪重判，重罪轻判都要受到处罚。于是，法官在审判时都注意依法办事，保持公允。
唐太宗认识到皇帝、官吏“奉法”的重要性。在他统治时期，注意做到“法之所行，无舍亲昵。”如贞观九年，李靖率兵攻打吐谷浑。他的部下、岷州都督高甄生因违背李靖的指挥，又诬告李靖谋反，被判处“减死徙边。”
有人因为高甄生是唐太宗有功劳的老部下而为他求情。唐太宗坚决不准，并说：高甄生是我以前的老部下，功劳显著,实不可忘。
但跟随我们从太原起兵及作战有功的人很多，如果赦免了高甄生，就等于向大家表明，凡是有功的人，犯了法都可以无事，这就会给他们带来侥幸心理。对于皇室子弟，唐太宗也不允许他们居于法律之上。
如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是唐太宗的堂叔，因“侵暴百姓”被赐死。礼部尚书、江夏王李宗道，是唐太宗的堂兄，因贪赃不法，被免官，逮捕下狱。
在执法时，唐太宗还注意惩贪奖廉。贞观四年，他说：“若衡私贪渴，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间，心中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卿等宜深思此言。”
因此，对于贪官污吏，唐太宗在大赦天下时特别申明是不在赦列的，以后唐朝历代皇帝都是这样做。这说明唐朝最高统治者清晰地认识到贪官污吏是国家机构的极大蛀虫。而对执法如山，廉洁奉公的官吏如魏征、戴青、刘德威等人则大加表扬和重用。
惩贪，使官吏不敢贪赃枉法；奖廉，倡导弘扬了官吏廉洁奉公之风。这些都是廉政建设所必不可少的，它多少减轻了对百姓的敲剥，缓和了阶级矛盾，对发展生产，巩固统治是非常有利的。
结语
综上所述，唐太宗的廉政思想及其实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在当时促进了唐朝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繁荣，而且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现代社会，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智慧，不断加强法治建设，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选拔贤能，让有才能的人担任重要职责，推动国家的发展进步；倡导清廉节俭，树立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鼓励民众监督，让人民成为监督政府工作的积极参与者。
构建一个更加公正、透明、高效的政治体系，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唐太宗的廉政思想，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照亮了中国历史的天空，它的光辉不因时间的流逝而黯淡，反而在不断的传承与发展中越发耀眼。这对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治理经验，也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行动的指南。
在今天的社会，我们面临着诸多挑战，如腐败现象、资源浪费、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借鉴历史经验，结合现代实际，不断创新和完善。
唐太宗的廉政思想，强调了道德与法治的结合，人才与清廉的并重，以及民众监督的重要性，这些都是构建现代政治体系不可或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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