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曾山怎么样?”
“曾山?”

1972年3月,开国上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因病去世,周总理来寻毛主席,紧急商谈正式接任公安部部长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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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人选有些出乎周总理的意料,毕竟这时候的曾山已经好久没有职务了。

“对啊,陈毅的意见,我还是要参考的。”

毛主席为什么会考虑重新启用曾山呢?他又与陈毅有什么关系?为何最后,接任的人又不是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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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半面旗,立一生志

提到曾山,首先联想到的就是“满门英烈”。

曾山的父亲、哥哥、嫂子、弟弟都为革命而牺牲,母亲也被反动派先后五次抓走审问。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革命的意志怎能不坚定。

曾山在家乡吉安时就是党小组的积极分子,组织农民运动、严惩土豪劣绅。1927年他奉命加入叶剑英的第四军,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后不久,他回到家乡组织了赣南起义。

1929年,朱毛红军和陈毅的队伍在赣西南地区和红二团、红四团会合,毛主席和陈毅也就是那个时候,通过赣西特委的李文林汇报,第一次知道曾山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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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不久,这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和他们并肩作战,成为坚实可靠的好战友。

1930年,红军成立总前委,统一指挥红四、五、六军,毛主席和陈毅等17人任委员,曾山也在其中。

同年10月攻打下吉安县城之后,曾山被选为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毅则被推选为执行委员。

1934年,主力红军开始了长征,曾山则带领队伍在当地开展游击战。坚持了一年时间,曾山的队伍仍是被敌人重重包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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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围前,曾山扯下一面写着“艰苦奋斗”四个字的旗帜,从中间裁开,把写着“奋斗”的一面交给了特委书记胡海,另一面写着“艰苦”的红旗留给自己。

两人约定,重新会师之后,再把两面旗缝起来。

多年之后,曾山才知道胡海已经牺牲,当初两人分别时,交给胡海手中的那半面红旗还被妥善保存着,但曾山的那半面却在一次渡江中遗失。

不过,曾山却把红旗上的“艰苦”两个字牢牢地留在自己的心里,和那面保存下来的“奋斗”一起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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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山是我党当中第一个提出按人口进行土地分配的人,也同样是新四军的组建人之一,但是他更多的时间却是工作在政工和经济阵线上。

解放后,曾山在上海任副市长负责财经工作。曾山和老战友陈毅再次并肩战斗,对华东地区投机倒把、发国难财,以及企图用金融市场搅乱新中国秩序的反动派进行了大清剿,有效地稳定了新中国的金融市场。

曾山当过新中国的内务部长、交通部长、商业部长,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财神爷。

但是就是这个财神爷,家里却找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什么都是旧的、补过的、修好的,反正只要是能继续用的东西他绝对不会扔掉换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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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唯一的一块手表还是在1954年第一次人代会上,曾经的老部下李坚贞送给他的一块旧手表,这块手表一直伴随着他走完了这一生。

“江西老表戴老表”,几乎成了曾山朋友们对他的戏称,曾山也是哈哈一笑,欣然接受。

在曾山的身上,始终能够看到那半面红旗上的“艰苦”两个字,而维持他朴素生活的,正是他对革命和对党的忠诚和热爱。是也,党和领导也从未忘记过他。

提起曾山

1971年1月,已经在医院治疗腹疾几个月的陈毅,被确诊为结肠癌,原本健硕的身体也变得虚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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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当在中南海养病的毛主席得知陈毅逝世的消息时,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仿佛瞬间又苍老了许多。

1月10日,拖着病体的毛主席出现在了老战友陈毅的追悼会上。

行走已经很慢的毛主席在陈毅遗孀张茜的搀扶下,缓缓走进追悼会场内,伴随着哀乐向自己的老战友深深地鞠了三躬。

毛主席眼眶微红,左边嘴角也已经起了泡,他的身体有些略微发颤,但仍然坚持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周总理念完全部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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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见到了出席追悼会的粟裕,四只久违的大手又握在了一起。

“井冈山出来的同志们,现在剩下的不多喽。”毛主席叹了口气,有些哀伤地说。

粟裕听了之后起初低头不语,随后竟然哭出了声。

这个从战火中走过来的老人,看着自己曾经的战友,不由得想起陈毅在病重时写来的信中提到,建议毛主席“老同志还是可靠的”。

毛主席这时候已经开始思考,哪些老同志还是可靠的、可用的了,而在他的心里,陈毅曾经多次提起的好战友、好兄弟曾山,在井冈山时期就是一直在背后支持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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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曾山正是在毛主席的授命下成为了赣西特委组织部部长,随后又成为赣西革委会主席、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但是毛主席这个决定却是在顶着赣西南方面的压力下做出的。

但毛主席的决定是对的,正是在第二年的“二七会议”上曾山首先提出的平均分配土地的建议,才促使这次会议决定了没收一切土地按照人口重新分配的土地法,同时各军都成立军委,统一听从前委指挥,进一步把军队的权利集中化。

可以说,毛主席是曾山的伯乐。

从1931年开始,毛主席就成为了党内一部分人的针对对象,“游击主义”“狭隘经验论”等各种不实指责纷纷而来,就连邓小平、毛泽覃等人也都跟着遭到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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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曾山用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成功粉碎张辉瓒对苏区的围剿,这些不实攻击瞬间变得烟消云散。

1933年,博古等人再一次找到曾山谈话,用各种手段诱骗曾山,希望他能够和毛主席“划清界线”以及揭发毛主席的“错误”。

曾山却反问博古:

“我只知道按照党的决议做事,不知道为什么要和谁划清什么所谓的界限,也不知道你所说的错误是指什么,你能不能给我讲明白一点,具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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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曾山的拒绝,博古等人没有掌握到能够诬陷毛主席的证据,恼羞成怒之下,将曾山降为江西临时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并且还要“带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