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位中共情报特工，我深入敌方领地已有15年之久。随着不懈的努力，我成功渗透到了敌方核心。然而，随着深入行动的进行，我越发感到临危而惧。因为能够达到高层地位的人物，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面对这种情况，我不得不向组织请示下一步的行动。
很快，组织给予了我一个明确的指示：“越往上走，越好。勇往直前……”
得知组织的要求，我明白了其中的深意。只有在接近核心的位置，我才能够获取更多关键情报，为我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那么，这位特工究竟是何方英雄？他是如何逐步成为国民党高层的呢？
李时雨
1908年，李时雨诞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尽管家境贫困，但父母对他的重视却是无比深厚，为此他从小就享受到了优质的教育。
1924年，凭借卓越的成绩，李时雨成功考入省立一中初中。由于他在学业上的出色表现，同年被南开中学录取。
在天津的求学过程中，李时雨接触到了丰富的爱国共产主义思想，然而，这个阶段的他并未迈入政治舞台，而是沉浸于刻苦学习之中。
到了1927年，李时雨被国立北京政法大学录取。在这一时期，他仍专心致志于学业，没有参与外部的政治组织和活动。
然而，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介石提出“不抵抗政策”，这一事件深深触动了李时雨。他终于意识到，国民党无法拯救中国，唯有跟随共产党才能挽救国家。
于是，李时雨找到了党员夏尚志，并在夏尚志的介绍下，于同年12月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成为共产党员后，李时雨积极组织北京大学学生进行示威游行，并成为北京大学学生示威的总指挥。
1932年，李时雨接到组织任务，前往哈尔滨从事抗日活动。在兴隆火车站的一夜中，他亲手打死数十名日军，彰显了坚决的抗日立场。随后，他回到了北京政法大学。
1933年，李时雨以李氏家族晚辈的身份，护送李大钊同志灵柩，为革命先烈提供了敬意。
打入东北军
1934年，李时雨顺利毕业，由于他之前的表现，党组织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承担重任的人选。
党组织决定委派李时雨打入东北军内部，以获取关键的情报。
通过打探消息，李时雨得知自己有一个同乡，担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他迅速找到这位同乡，表明自己的意图，很快成功加入了东北军，尽管他的军衔并不高。
尽管李时雨能够获取的情报有限，但这些信息对我党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原本打算继续搜集情报的李时雨却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陷入困境，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整个东北地区陷入混乱，高级军官在开会时甚至遭到枪击。
面对这种局势，李时雨认为继续在东北潜伏已经不明智。
在和我党先秘密组织领导人刘宇新商议后，李时雨决定前往北平投奔于毅夫。
然而，他在刚抵达天津时，突然爆发了“七七事变”，导致李时雨前往北平的计划被迫中断。
进入日伪
随着日军占领天津，他们建立了一个治安委维持会，并任命吴光粥为总务科科长。
李时雨看到这是一个深入敌军内部的良机。在东北军时，他曾和吴光粥共事，两人关系不错。因此，他认为可以轻松地渗透到敌人内部。
通过与吴光粥的关系，李时雨很快成为了天津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并取得了一张专门为他办理事务的通行证。
得知我党需要将通讯设备送到延安的任务时，李时雨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项任务。
后来，他找到最高法院院长，以妻子身在外地为由请求将其接到天津。
院长同情李时雨的心情，立即派车让他将妻子接回。
在得到院长准许后，李时雨通知潜伏在天津的同志，迅速将通讯设备拆卸藏匿在车辆内。
准备就绪后，李时雨成功将通讯设备送到了延安，极大地缓解了我党人员之间的交流困境。
另一次，在担任检察官期间，我党同志冯骥被国民党抓获。
得知此事后，李时雨借着询问案情的机会，偷偷将不要认罪的纸条放在冯骥的手里。在值班期间，他趁机查看其他案卷的借口，将冯骥的卷宗悄悄带走。
为了防止自己被调查，李时雨在开庭前一天，向值班人员索取冯骥的卷宗，称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需要核实。
然而，当天值班的人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以为是自己将卷宗弄丢了。
到了开庭当天，因为找不到冯骥的卷宗，冯骥坚持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声称是因为打架斗殴才被抓捕。最终，由于卷宗未找到，冯骥被判无罪释放。
进入伪军核心
在冯骥事件落幕后，为了规避过多行动引起注意，李时雨转而专心从事机关事务。
凭借卓越的才能，李时雨很快引起了陈公博的注意，当时陈公博是汪精卫的亲信。
1939年，为了掩盖通敌叛国的事实，汪精卫政权在南京建立了伪政府。在此期间，设立了50名立法委员，李时雨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由于他早年参与抗日运动，他在潜伏的过程中职位逐渐上升，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眼睛会关注他，可能导致身份曝露，给我党带来巨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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