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结束了厄运深重的吃草根、啃树皮的艰苦岁月。然而，随着军队踏足寒冷的陕北寒冬，他们面对了新的困境：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面临着吃饭、穿衣、过冬等基本生存需求的严重短缺。
当时，中央红军人数超过7000人，而军费却只余1000块大洋。考虑到一块大洋只能购买不到20斤大米，这仅够支撑部分士兵的温饱，更别提全军的冬季需要。
在这种困境下，后勤部长杨志成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指出为确保过冬至少需要3000大洋。
这个数目对于当时的红军而言绝非小数目，而且面临着国民党军的威胁，抢夺敌人的物资可能导致更大的风险。毛主席在内心犯了难，因为抢劫外敌不可行，而向内部百姓征求援助也是不可取的。于是，面对军费的紧缺，毛主席作出了艰难的决定，决定去借款。
毛主席写了一封借条，向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借款2500元，详细说明了军队面临的困境和借款的紧急性。这张借条由后勤部长杨志成送到徐海东处等待答复。
在等待的过程中，毛主席心里忐忑不安，因为红二十五军与中央红军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而且全军面临着军费紧缺的问题。然而，幸运的是，徐海东在得知中央红军的困境后，迅速行动，清点存余军费后慷慨解囊，提供了5000大洋的借款，并表示如果有后续的困难，他会再想办法。
当后勤部长杨志成带着这笔5000大洋返回时，毛主席感到喜出望外，对徐海东的慷慨表示感激不尽，甚至在建国后仍经常提及徐海东的这一举措，认为是他的重要贡献。
在革命的几十年中，党中央为军费四处筹措的情景屡见不鲜。在漫长的革命时期，没有足够的军费，一切的战事都无法进行。
那革命几十年，我军军费都是怎么来的?
用钱方面种类繁多
在说“钱从哪里来”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哪里要用钱”。
资金的用途种类繁多，其中最基本的支出之一就是发放工资。
组建军队并非仅仅提供战士们一口饭、一张床就足够，因为战士们背后还有家庭需要供养，所以发放薪水是不可或缺的。
回顾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各级军官的薪水分级，总部首长级别的军官每月能领取5.5元，师级5元，旅级4.5元，营级3.5元，连级3元，排级2.5元。
而一些技术岗位如文书、军械员等每月能领取2元，班长1.5元，医务兵则大致相同，但可能会根据各区情况额外发放津贴。至于基层战士，每月能领到1元或1.5元。
这个薪酬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并不富裕，当时的1元相当于今天的400元。
与我军相比，国军即便是最普通的士兵，在最困难的时期也能每月领到7元。因此，当时我军的薪水水平确实可以用“艰苦卓绝”来形容。
除了发放薪水外，军队还有其他巨大的开支，其中之一是购买各种物资。以新四军为例，根据战史记载，1940年，伙食费按人头数计算，标准包括每人每天两斤菜、五钱油、五钱盐，每人每月0.751斤肉、16-20斤米。
军队会根据军费状况稍微改善战士们的伙食，多分配些鸡蛋、米面、肉之类，但通常情况下，他们只能靠稀饭、野菜充饥。当今的生活条件与当时相比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常常一顿就能吃掉那时士兵们一个月的肉，反思这一切，如今的“大快朵颐”或许正是以那时战士们的“饥肠辘辘”为代价换来的。
除伙食费外，军队还有医疗费、擦枪费、运输费、灯油费、学习费、差旅费等等开支，甚至连洗衣、洗脚用的柴火数量都有规定，分类之细致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这种细致的划分也反映了我军军费的紧张，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任何账面上的差错都可能让一个战士挨饿受冻好几天。
或许有人认为，一个军队最大的开销应该是武器装备，但对于抗战时期的我军来说，并非如此。因为枪支弹药的造价已经高得难以承担，更多时候，我军需要依靠国际援助或直接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
总体来说，“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正是我军当时的真实写照。尽管如此，我军人数从几万发展到几百万，所需的资金也是一笔庞大的数字。党中央为解决这一资金问题费尽心思，我们将在接下来详细讨论党中央为解决军费问题所付出的努力。
国内军费
国内军费的兴起始于我党成立初期。在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1927年，人民军队正式成立，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毛主席在长沙领导军队进行土地革命，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为军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这一战略的成功可谓是及时雨，一方面，贫苦农民得以摆脱地主的压迫，使得人民军队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打击地主，军队获得了财产，其中一部分用于改善百姓生活，另一部分成为军费，有力地壮大了革命队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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