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深圳金融论坛之“平行论坛：数字金融与高质量发展”在深圳举行，会议由徽商银行深圳分行和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联合主办，金融科技50人论坛协办，来自学术机构、行业协会和金融业界的一线专家，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讨。
会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贲圣林接受了南都·湾财社记者的专访，围绕数字金融领域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贲圣林表示，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数字金融更偏金融服务业生产力的提升，是新质生产力在金融行业的具体表现，也是其他搭好另外四篇大文章的重要帮手，其应用场景涵盖方方面面，可以构建多种“数字金融+非金融”的服务场景。“深圳作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先行者，具备强大的科技产业基础，由深圳来引领数字金融的发展，把深圳为代表的中国数字金融的一些优秀的做法传播出去，去服务生产、服务更广阔的人群，我想这是深圳的机会，也是深圳的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贲圣林在接受南都·湾财社记者的专访。
数字金融是新质生产力在金融业的体现
南都·湾财社：如何理解“数字金融”的具体内涵？您如何去界定数字金融？它与互联网金融以及科技金融的区别在哪？
贲圣林：数字金融顾名思义是通过互联网及信息技术手段与传统金融服务业态相结合的新一代金融服务，包括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等各类支付形态，它和互联网金融是有交叉的，互联网金融更多是金融服务的在线化、互联网化，是整个金融（科技）发展的在线化阶段；数字金融内容更丰富，形态更先进。可以这么说，2013年被业界称为互联网金融的元年，那么今天已经进入到更高形态的互联网金融，即后互联网金融阶段，也是大家常常说的“数字金融”、“数智金融”。
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的区别就更明显，科技金融更多是服务，即用金融来服务科技创新，服务科技产业。可以这么说，科技金融在中国的（重新）提出并作为“五篇大文章”之首主要是因为金融要更好地服务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是新时期的要求，科技金融就是金融重点服务科技创新和科创型企业的产业化、市场化的发展，所以它和数字金融也是有交叉的，但是内容表现形式并不一样。
如果要更加具体详细的说明，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科技金融是写在第一个，可见其重要性。数字金融则是另外四个金融的底座，支撑着其它金融的发展。所以在我看来，金融“五篇大文章”中，数字金融更加聚焦金融服务业的生产力的提升，是新质生产力在金融行业的具体表现。
数字金融的应用场景涵盖方方面面
南都·湾财社：结合刚才您提到的数字金融是新质生产力在金融行业的具体表现，那么在您看来，数字金融未来在哪些应用场景中可能会具有比较大的价值和潜力？
贲圣林：数字金融其实应用场景很多，比如养老金融显然也需要数字金融的一些方式方法和能力来支持，适老性的金融表现形态也需要数字手段的支持来完成。普惠金融更是如此，如对小微企业、对偏远地区、对一些中老年弱势群体等的基本金融服务，都需要数字金融的支持。
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为金融创新构筑了广阔舞台，数字技术快速演进为金融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活力，增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所以数字金融的应用场景涵盖方方面面，可以构建多种“数字金融+非金融”的服务场景。例如供应链金融就是生产性服务业（供应链管理）与金融服务交叉的一个体现，而供应链金融数字金融显然需要用数字金融技术来支撑才能很好的完成。
银行数字化转型与机制、文化有更强的关联
南都·湾财社：如何评价当前我国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在您看来，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上面临哪些挑战？与大型银行的差距是拉大了，还是缩小了？
贲圣林：数字化转型或是中国金融业中国银行业最大的发展机会之一，当然也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在深圳，有些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做得非常好，例如招商银行，它本身的定位就是金融科技银行。此外，城商行中，宁波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也做得不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与银行规模的大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大型银行有其在转型过程中的优势，如具备更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更强大的人才队伍，但是大型银行可能因为长期积累的问题较多，一艘大船要掉头也比较难，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也有其难处。
在我看来，数字化转型给到了一些中小银行以及新型银行实现弯道超车的机遇。如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这些都是新型银行的优秀代表，也是数字金融的先行者领跑者，他们没有太多历史包袱，并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数字化转型与银行规模之间没有特别的关系，而与机制、文化有更强的关联。
为什么是在深圳？为什么是在浙江？在我看来，一些金融机构转型做得比较好，与当地创新创业的文化，创新的机制和氛围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也很期待中国银行业在转型过程中，能够更多地借鉴深圳、杭州这些具备先进经验的发源地的实践经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数字普惠金融未来的趋势或是“农村包围城市”
南都·湾财社：有观点认为，数字金融最大的突破在普惠金融。在数字技术发展与数字化进程推进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于数字资源、互联网等数字工具的掌握程度和可得性有所不同。您认为应当如何消弭数字鸿沟，使得数字金融和普惠金融更好地结合起来？
贲圣林：跟其他任何一种技术革新一样，数字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和不对称的。所以像老年人口、农村人口等，这些人群相对而言数字技能较弱，但也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现实需求在传统的金融服务方式中没有得到有效满足，因此在这些地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数字金融是一场燎原之火，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支付宝推出的余额宝如此火爆，以前财富管理给大众的印象是门槛高，只有高净值人士或者大的企业大的机构才能享受，当时绝大多数老百姓都不了解更没机会享受财富管理的产品服务，但是支付宝让老百姓一块钱也能够享受财富管理，这才是真正的点燃了财富管理普惠化的燎原之火。
所以数字鸿沟一定程度来讲是劣势，但它也可能会变成优势。在上述数字弱势群体的基本金融需求没能得到满足时，拿出一个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即金融行业的新质生产力当时的体现，这点燃了普惠金融的希望，也点燃了互联网金融的火爆，应该说，数字金融在全球范围内新兴经济体发展最快、需求最大，而这些地方最需要的一定是普惠金融。
为什么提普惠金融？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潜力更大，或者说金融压抑的程度更高，而在发达国家，像英国、美国的传统金融机构相对覆盖面比较广，相对竞争力较大。因此，普惠金融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更广泛、更具潜力的发展机遇。
我以前就有这样一个观点：数字普惠金融未来的趋势或许是“农村包围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中国家就是一个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他们的需求很广泛，但是不一定有数字技术和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那些人口众多、金融欠发达的国家（例如印度、印尼、尼日利亚等）往往最适合模仿中国的数字金融模式。中美数字金融发展的两条道路，相当于一个道路（美国）是城市道路，而另外一个道路（中国）是农村道路，而未来的趋势或许是“农村包围城市”。
监管需要在理念、技术手段上同步跟进
南都·湾财社：当前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它对监管能力提出了哪些重大挑战？监管部门应如何适应并加强监管，确保市场的稳定和安全？
贲圣林：在数字金融的时代，我们监管的手段，监管的理念，监管的方法和传统金融形态监管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数字金融使用风险的把控、表现形式也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监管在理念上、技术手段上同步跟进。
从目前的监管体系来看，中央层面到各省层面，都放在中央金融工委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中，金融活动的监管分工明确，这也是当前监管机制上的完善。监管不是要让金融机构、金融活动变成一潭死水，而是为了求得安全发展与创新之间的平衡。
在金融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金融科技在金融行业正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目前来看，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率先提出的“监管沙盒”的理念比较得到市场的认可，即监管沙盒作为一个受监督的安全测试区，通过设立限制性条件和制定风险管理措施，允许企业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中，以真实的个人用户与企业用户为对象测试创新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有助于减少创新理念进入市场的时间与潜在成本，并降低监管的不确定性。这种方式我认为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也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的采用。
此外就是监管的技术性的手段，当前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越来越为合规科技、监管科技所应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其中发展的空间非常大。我在北京有一个研究院，叫北京前沿金融监管科技研究院，我们致力于开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管科技前沿创新理论研究，以金融科技、监管科技为主题，搭建一个监管者与创新者沟通对话的平台，实现金融、监管、科技之间的“多赢”格局。发挥协同效应，推动科技赋能金融与监管。
“数字金融看深圳”
南都·湾财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您认为深圳发展数字金融的优势在哪？深圳金融机构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抓住时代先机、抢占未来数字金融发展制高点？
贲圣林：深圳可以说是全球数字金融发展的高地之一，我的团队从2017年开始做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的研究和城市排名，深圳一直都在全球的前10名，而且非常具有特色。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数字金融看深圳。”从腾讯系微众银行，到招商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都在金融的数字化方面做得很好。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像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领域，如华为的硬科技，也潜在地为中国金融和世界金融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更好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撑。此外，深圳近年来引进了很多高校，如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浙江大学等在深圳都有各类机构，大力聚焦金融和科技人才的培养。
最后，深圳是中国的科技创新先行者，有很多优秀的科技公司总部都在深圳。有人说“美国有硅谷，中国有深圳”，深圳在科技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国内甚至是国际上的高度认可，深圳也是中国科创的一个优秀代表，具备强大的科技产业基础，由深圳来引领数字金融的发展，把深圳为代表的中国数字金融的一些优秀的做法传播出去，去服务生产、服务更广阔的人群，我想这是深圳的机会，也是深圳的责任。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罗曼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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