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同志创作生活的二十五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则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起前进的向导。”
郭沫若在工作
这是周恩来对著名文化界人士郭沫若的评价，在周恩来的心中，郭沫若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不久，周恩来来到重庆担任了国民政府政治部的副部长。
当时周恩来在国共两党内部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为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他每天的工作长达十五六个小时，但他始终神采奕奕，周边的革命同志们十分的钦佩。
重庆时期的周恩来
周边的同志们担心周恩来的身体，建议他选一位能力强的同志协助他处理工作。在众人的提议下，周恩来答应了这个要求。可是由谁来协助周恩来处理工作成为了摆在众人眼前的一道难题。
周恩来第一时间想到了著名的文化界人士郭沫若，于是他便主动邀请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来协助自己处理公事。一时间，周恩来的心头浮现出了自己与郭沫若相识的画面。
1926年，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来到了广东大学进行革命的宣传和演讲，郭沫若得知消息后，马上赶到了周恩来所在的讲堂，这也是两个人之间的第一次见面。
郭沫若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骑手，创造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周恩来早有耳闻。而周恩来谦虚严谨、幽默亲切的为人处世给郭沫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两个人之间的性格非常合得来，他们聊了很多的话题，最终如愿以偿地结为了挚友，并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年轻时候的郭沫若
在周恩来的影响下，郭沫若主动放弃了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的职务，他怀揣着革命理想投身到了北伐军的队伍中。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就在政变发生的第二天，郭沫若就找到了周恩来。
郭沫若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想要回到武汉重新组织武装力量去讨伐蒋介石。周恩来同意了他的提议，并希望他赶紧离开上海这个危险之地。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离开上海之前，郭沫若写了专文揭露了蒋介石的罪行。他的这一行为惹得蒋介石大为恼火，蒋介石发布了一道命令，开始了针对郭沫若的通缉行动。
郭沫若成功抵达武汉后，他马上投身到了武汉国民政府所举行的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却没有放弃继续革命的希望。党组织做出决定，由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在南昌等地发动起义，郭沫若也投身到了这次起义当中。他积极的动员战士们，一起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油画）
蒋介石如坐针毡，他调集重兵对南昌城进行了围剿，党组织决定把南昌起义的部队进行转移。就在部队南下转移的过程中，郭沫若在周恩来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面对国民党的通缉，周恩来决定安排郭沫若全家前往苏联，由于郭沫若生了一场大病延误了船期，只得前往了日本避难。
在日本的时候，郭沫若一直没有忘记周恩来，他与周恩来一直保持着书信上的联系，并关注着中国革命的进展。当他听说党组织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他连连喝了三杯酒来表示自己内心的喜悦。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回到了国内，投身到了抗日救国运动之中。
周恩来在重庆时候的一幕
1937年12月，南京城沦陷。蒋介石迫于当前的抗日形势，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成立政治部，由陈诚担任部长，周恩来则担任了副部长一职，这是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
自从南京沦陷后，武汉就逐渐成为了国民党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以及文艺界知名人士都纷纷涌向了武汉。周恩来心想如果能够把他们收揽进第三厅的话，不仅可以扩大抗日阵营的宣传队伍，推动抗战活动的开展，而且可以让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在政治部建立以后，周恩来同政治部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协商，共同讨论了关于政治部的组织制度、人员安排、宣传方针、活动方式等问题，并对民主党派人士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
郭沫若生活照
在第三厅筹建的过程中，由于郭沫若的能力、学识以及在知识分子当中的影响力，很快就成为了国共两党共同接受的厅长人选。
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找到了郭沫若，他直接表明了来意：“这是蒋先生的意思，想请郭先生担任第三厅的厅长。”
郭沫若的心里比较犹豫，因为自己在大革命失败后，对蒋介石的反动行为进行了痛斥，而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是一个锱铢必较的人。因此，郭沫若面对蒋介石的邀请，并没有直接答应他的请求。
郭沫若
郭沫若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他表示自己不愿意到国民政府任职，理由有三：
一是自己“耳朵聋”，不适合做这样的工作。
二是如果替国民党反动派效力的话 ，就是帮助他们去欺骗老百姓。
三是自己如果能自由地说话，则比加入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要更加有力。如果自己做了国民政府的官，青年们也不会理解自己。
周恩来非常理解郭沫若的想法，他对郭沫若进行了耐心地说服工作。他在回信中写道：
“这个职位你不当不行，只有你是最为合适的，只有你当了第三厅的厅长，我才会考虑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将会是毫无意义的。你不能以清高的思想去对待第三厅，我们是要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去工作，而不是去做官的。”
周恩来在做郭沫若思想工作的同时，也在和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为郭沫若争取了好的办公条件。在周恩来耐心的劝导下，郭沫若最终同意了担任第三厅厅长一职。
周恩来与邓颖超在重庆时的合影
郭沫若表示，希望自己能够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的工作。周恩来为了大局考虑，不断地劝导郭沫若，希望他能够服从党组织的命令，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工作。周恩来这么安排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团结大多数的抗日同志，更是为了保障郭沫若的人身安全。
为了确保第三厅能够掌握在抗日派的手中，郭沫若与周恩来等人详细地商定了第三厅具体的人事安排。
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昌正式成立，厅里总人数将近三千人。里面更有不少的文化界名流，可谓是盛极一时。
周恩来同郭沫若（中间）等人合影
在武汉的这段时间，周恩来工作十分繁忙。他不仅要处理政治部的工作，还要协调八路军办事处的事情，经常是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工作。郭沫若不断地称赞周恩来：“我对于周公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问题的角度比较缜密，处理工作速度果断，他经常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他看似疲劳了，但是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身心就像上了的发条一样，可以有条不紊的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
1939年，随着战场形势的紧张，政治部开始疏散，周恩来、郭沫若等人从武汉来到了重庆。来到重庆后，第三厅的工作人员大幅度的减少，在这条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第三厅仍然积极宣传抗日思想，进一步扩大了抗日的力量。
随着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壮大，蒋介石如坐针毡，他不断地掀起“反共”高潮，企图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1940年，蒋介石做出决定，要求“凡是不加入国民党的人员一律退出第三厅”。
张治中将军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马就找到了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义正言辞地提出了抗议。周恩来提出第三厅的人员都是在社会上无党派的人士，他们是为了中国的抗战事业才来到重庆的。如果蒋介石不撤销命令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将会把他们请到延安去工作.
张治中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向蒋介石阐述了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蒋介石随即召见了郭沫若、冯乃超、田汉等人，提议要在政治部里面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其目的就是对文化进行研究，同时希望第三厅的人员留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工作。
郭沫若将这一情况禀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得知消息后说道：“挂个招牌也是有好处的，可以方便我们继续开展工作。”
1940年，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它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工作机构。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大批的文化界人士通过学术讲座、创作剧本的方式来对抗国民党的文化专制。
皖南事变爆发
1941年1月，国民党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部队约九千余人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除了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这件事情在全世界范围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皖南事件的发生，使得重庆的政治环境变得日益险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许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纷纷离开重庆。而郭沫若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坚持要求同周恩来一起战斗到底。
1941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先生的五十寿辰，同时还是他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的纪念，为了庆祝这个日子，在重庆、延安、香港等地都举行起了纪念活动。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讲，能够获得如此大的荣誉，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周恩来同郭沫若
周恩来特地写了一篇专文来表达了他们之间的情谊，并刊登在了《新华日报》上。文章短短数百字，却勾勒出了两个人之间珍贵的情谊。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第三厅以及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形成了以我党人士为核心，包括国民党和民主党派以及其他的爱国人士的统一战线机构，共同书写了文化抗战的光辉篇章，进一步彰显了文化在抗战中的力量。
1945年8月，中国军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人民都期待着实现永久的和平。可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三次邀请毛主席来重庆进行谈判，从而争取内战的准备时间。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在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坐专机来到了重庆。郭沫若知道周恩来即将到达重庆的消息后，早早的就来到了机场等候。
毛主席等人来到重庆
郭沫若看着自己的老友缓缓的走下飞机，心中非常的感慨，他再次想起了自己与周恩来相识的画面。
在重庆谈判的这段时间，郭沫若经常去拜访周恩来，并详细的询问中共代表团的生活情况，不断地畅谈关于中国革命的未来。
郭沫若从大局的角度出发，他不断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高层进行游说，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署。可条约签署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蒋介石就对解放区就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1946年，，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周恩来以及中共代表团不得不从南京返回延安。临走前，周恩来依然在关心着郭沫若，不断的写信询问郭沫若的具体情况。
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承担起了繁重的领导工作，闲暇之余的他仍然在进行着戏剧的创作。1959年2月，郭沫若写出了作品《蔡文姬》，戏剧舞台把曹操塑造出了一位卓越政治家的形象，这也进一步表现出了郭沫若特有的创新和胆识。
1959年10月，正值国庆十周年庆典，《蔡文姬》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隆重上映。周恩来亲自前往剧场观看了演出，同时还想剧院打电话反馈了自己对于这部剧的意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周恩来不顾自己的身体，顶住各方面的压力苦苦支撑着危局。郭沫若在自身困难的情况下，不断的写信询问周恩来的身体以及工作状况。
周恩来带病工作
1975年，周恩来的身体急剧恶化。在这最后的日子里，郭沫若不断的打听关于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周恩来在医院里面接见外宾的消息时，总是要高兴好几天。
后来，因为周恩来的病情严重已经不能再接见外宾了，郭沫若便仔细的端详着周恩来的照片说道：“ 恩来啊，你可要多多保重，中国人民需要你。”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全国人民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郭沫若从收音机里得知这个消息后，用颤抖的双手在日记中写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晚年的郭沫若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两个人的友谊得到了升华。而作为挚友最为真挚的友谊莫过于彼此间惺惺相惜的感觉，他们之间的这种感觉，外人不足谓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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