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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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离开热爱的编辑岗位时，蔡诚45岁，做过8年编辑。从中学起就开始接触编辑工作的蔡诚，原本以为这辈子就是个编辑了，但奈何时运不济，这次离职后，他再也没找到喜欢的工作。
为了维持生计，蔡诚应聘了养老院护工一职，一个月4000块，一天10小时，包吃住。对他呼来唤去的经理、老人们粗鲁野蛮的脏话、悄悄塞钱让他帮忙“越狱”的思乡老人，还有过世老人的家属丢下的那本《毛泽东选集》……谈不上喜欢，但“我的动荡在这里获得了某种安定。”蔡诚说。
我曾是一家文化公司的编辑，但2022年4月，我把我喜欢的这份工作弄丢了。
不是我不努力，是公司老板的兴趣变了，他想转行做餐饮，问我们想留下来的员工是否愿意投身预制菜生产、销售行业。我的所长与老板的新方向背道而驰，况且，改行销售，底薪只有3500元。思虑再三，内向木讷的我从这家干了两年的公司离职了。我已经做了8年编辑，另谋高就应该不难。
“原以为我的一生会是做编辑的一生”
还在上中学时，我就开始在学校文学社负责油印小报的编辑工作，主要是同学的投稿和报刊已发表的美文的摘编。一般在晚上的自习课上进行，有时忙到深夜也不亦乐乎。我喜欢修改同学的习作，爱为它们“添油加醋”，特别是东抄西摘来的迷人的风景描写、心理描写，以为这样的文字才配得上在小报发表。
正是怀着对编辑工作的热爱，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中国经营报》江西记者站上班，虽然需要编辑的任务并不多，时间多半用在了报纸发行和活动策划上，但这终究离编辑工作不算太远。
真正做编辑，是来到北京后入职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的一家图书公司。那是2004年前后，公司生意火爆，我们6个编辑，一周工作6天，每人每周要完成一部名著少儿版的改编任务，工作方式主要是剪刀加浆糊，没有遗漏重大情节就算合格产品，编辑功力比拼的更多是体力和耐力。
记得我改编过《西游记》《聊斋志异》《呼啸山庄》《高老头》等，图书质量现在在我这个编者看来实在不敢恭维。但当时订单雪片一样飞来，主要是图书馆征订，销售几万套轻而易举，我们的老板也因此在短短3年里，就在北京置办了几套房产、几辆豪车。
这种业界称作“攒书”的工作我干了一年，然后进了席殊书屋做《好书》编辑。《好书》是份黑白印刷的大开本内刊，主要由书评、书摘、书讯组成，风光的几年里发行量不少，口碑也不错。那三年，我编过莫言、何怀宏、张颐武、李辉、白烨等《好书》俱乐部顾问的书评、书札稿，还读了不少好书，算是我采编工作真正的训练、成长时期。
我当然想在那里继续奋斗，但作为一家“巨无霸”式的民营连锁书店，终因经营管理不善轰然倒塌。之后，我到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参与了后来销量不错的《我们是这样教育孩子的》系列图书的编辑工作。此时，我已慢慢养成了编辑习惯，爱推敲稿子里的字词句段、隐含其中的思想，甚至对故事里的声音、气氛也时刻保持警惕，生怕“踩雷”——这是许多编辑的职业病，有时比颈椎病还让人觉得危险。
编辑过的书《我们是这样教育孩子的》
从图书、报刊编辑，到网站编辑，再到最近的公众号、小红书编辑，北漂这么多年，我从事的一直是自己喜欢的文字编辑工作，其中做报刊编辑工作时间最长。编辑工作符合我的个性，人事关系简单，工作安静，一直以为只要自己不放弃，我的一生会是做编辑的一生——偌大的北京，那么多报刊社、出版社、宣传部、文化公司，应该有大量编辑工作需求，我想坚持坚持，总会找到相关工作的。
“年纪大就不适合做编辑了？”
但，作为一个已经45岁的中年人，我没有想到重入期待的职场竟如此艰难——天天海投简历，几个月了，接到的面试邀请，多半是保险、中介或者保安、快递员一类的。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年纪大了不适合做编辑，或者新时代的编辑只有年轻人才会做得更好？我百思不得其解。
确实，今天的编辑或媒体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想现在的“互联网+”时代，编辑全情投入的责任意识与精品使命应该是一样的。记得我在编辑《我们是这样教育孩子的》系列图书时，当我将从图书馆、各种报刊搜集来的素材加工、三校后，信心满满送到主编那里，原以为稿件会由于我的认真编校受到称赞，可当我拿到稿件时，发现里面折了很多有问题的页码，主编当时比较委婉地对我进行了批评，要求我修改、加工稿件时一定要统一术语、核对引文、查对资料，纠正标点符号及病句，注意稿件中的政治性错误、知识性错误、常识性错误，深化、提炼与补充稿件的主题，调整稿件的框架结构、理清逻辑层次，修正观点、补充材料……最后递交的稿件一定“齐、清、定”。原来，一个合格的图书编辑，需要练就这么复杂的基本功，我为自己的不够用心、严谨感到惭愧。
从事编辑工作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我仍然愿意做下去，因为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充满创造力、想象力，尽管有时也觉得单调乏味、“钱途”堪忧——编辑工作之外，我不觉得还能做什么，只想踏踏实实提高自身修养、专业技能，全情投入，成为一名好编辑。
但奈何命运多舛，随着图书市场的变化，我原来供职的图书公司觉得做不出10万级畅销书无利可图而退出出版行业；后来服务的几家报刊，有的预感纸媒即将消亡而提前华丽转身，或者搞有偿报道铜臭味太浓，和我的志趣相左——我不以为文字工作已呈现日暮西山的颓势，相信不管时代如何发展，传媒形式如何变化，人工智能如何神奇，带有个人修养和情感色彩的文字、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编辑人才永远会受市场欢迎，我需要做的，只是努力奋楫笃行。
“一个月4000干不干？”
然而，我高估了自己，后来的现实，让我一天比一天难过。靠着以前攒下的那点积蓄，我在石景山的群租房里艰难地挺了4个月。再这样下去，房租也交不起了，迷茫之际我想到了离开。
在青岛一家医院做护工的高中同学这时建议我试试养老院护工的工作，“都快吃不上饭了还要什么面子。”他说，“自食其力做什么都是光荣的，即使偏离梦想的轨道，也算不上走上了歧途。”同学说的很对，我无力争辩。“你凭着理性也会这么选择，生存是第一位的，生存从来没有完美的。” 同学又说。
尽管我对一些工作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但在那个炎炎夏日中的某一天，我还是顶着满头汗水，走进了丰台区一家养老院的大门。
工作过的养老院
养老院里除了各种花开得正盛的小花园，到处弥漫着衰老、颓废的气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看上去也都无精打采。我将简历毕恭毕敬地递上，胖胖的上了年纪的人事助理戴上老花镜看了看，“你没有什么经验，这样吧，4000干不干，一天10小时，提供食宿。”我陷入一阵尴尬的境地中，“我想试试，我会做好的。”
其实我是抱着骑驴找马的想法来的，一个想做编辑的人，他的使命绝不会是成为一名好护工。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时候，好好干吧！”
我开始伺候老人，在八月的一个雨天。这项工作并不需要什么才能，很快我就适应了。给老人喂饭、助洁，带他们遛弯，听他们粗鲁野蛮的脏话。不仅如此，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6点，还得被经理、老人呼来唤去，跑前跑后。这些都训练了我的耐心和吃苦精神。我太需要钱了，我的一口坏牙，我那患病的父亲， 一部想要自费印制的诗集……所有事情没有一件不需要金钱来完成。
一位在山东生活了大半辈子的75岁老人老是想回老家，总爱对我念叨个不停。一个晚上，给他洗脚时，他竟然塞给我500块钱，“悄悄带我出去吧，我能回老家的。”老人目光恳切，寄予希望。“这哪行呢，我们有规定的……这儿多好啊，你回德州小镇一个人过，真的就比在这里开心？”我安慰他，“你儿子虽然忙，但孝顺，在这里让您安心养老也很不错呢……我父亲就没这福气……”束缚于此，老人过得并不开心，天天紧抿着干枯的小嘴巴，志愿者来这里载歌载舞慰问演出也难得见他露出笑脸。我理解他的孤独，他一刻也不想离开那片生养他的故土。
一天清晨，一个82岁的老人安祥地走了，枕头旁边的小柜子上，一堆令人眼花缭乱的药品外，是一本醒目的《毛泽东选集》。之前我向老人借过这本书，老人对毛泽东充满尊敬，从聊天里，我也知道了更多毛泽东的轶事。家属丢下了这本《毛泽东选集》，现在我是它的主人，难得有时间可以“浪费”的时候，我爱翻开它读上几段。这有益于老人半辈子的好书、值得老人常常念叨的书，一定也值得我去读。
我说不上有多么喜欢这份养老院的工作，但既然在这里谋生，工作时间我会毫无保留地献给它。一次，一家文化公司邀我去面试，而我要护理的老人身边不能缺人，又找不到可以替班的同事，遗憾中，我提出和对方再约面试时间。但改天再问，对方说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我很失望，但也知道我的动荡在这里也获得了某种安定。
我不知道何时能离开养老院，也许是一两年以后。对我而言，在这里我拥有了新的生活，对无助的老人常常怀有无以名状的终生难忘的怜悯之情，何况还有钱给自己买套全新的《毛泽东选集》。以前做编辑，我甘于寂寞，现在为什么不能呢？这也不是什么不能承受的地狱之苦——我的新工作得到了母亲的祝福，那天晚上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时候，好好干吧——我想我还算是幸运的，北漂，人过中年，毕竟还没有两手空空、流落街头。
蔡 诚
1978年生于江西。喜欢阅读、旅行、电影。做过编辑、老师、销售、护工等。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出版有小说、随笔合集《生活是修行，孤单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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