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民大会堂最初建立时，未有台湾厅。
原计划是28个省、市、自治区各自设计与装饰代表性的厅室，但当时台湾未能参与。
尽管如此，周总理坚持必须设立台湾厅，并成功说服中央领导。
他以前瞻性的战略视角强调，当台湾同胞访京时，应有自己的聚集之地。
人民大会堂那么多厅室，为何要把浙江厅改成台湾厅？
矢志不渝，追求统一
在新中国的初期岁月，为了桥接两岸的鸿沟，传达中央至诚至台湾，周恩来总理不仅策略明确而且手法多样。
自1959年起，他开始通过多条渠道和不同方式，稳步推进两岸关系的友好发展。
周恩来总理的着眼点不仅局限于短期行动，他还深入考虑如何通过影响性人物来达成更广泛的交流与理解。
在这方面，周恩来总理的行动具体而微。
他不仅通过直接沟通，还尝试影响那些在台湾政界有重要地位的国民党要员。
例如，他巧妙地利用了与张治中、傅作义这样的国民党将领的关系，通过他们向蒋介石父子及陈诚传递了中共的政策和意愿。
这种方式不仅表达了和平的愿望，同时也展现了一种温情的策略，试图在敏感的政治氛围中建立信任。
此外，周恩来总理在个人关怀上也不遗余力。他亲自关注于右任在陕西的老妻，并为她庆祝寿辰，这种关照传递到台湾后，极大提升了两岸间的人文情谊。
他还安排拍摄蒋介石故乡的风景与景物照片，如“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并将这些充满故乡味的照片寄往台湾，以此触动乡愁，软化政治立场。
在更为复杂的外交舞台上，周总理的敏锐和远见也显现无遗。
1967年，面对美国邀请陈诚访美的策略，意图离间蒋陈关系，周总理迅速提醒台湾当局“抓紧内部团结，以防外人离间”，显示出他对国际政治局势的深刻洞察力。
这一系列细致入微的策略和行动，最终促使陈诚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坚定地向蒋介石提出，“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
周恩来总理在处理国家大事的同时，也极为重视与台湾同胞的交流和关系维护。
他不仅对台湾的政治领导层进行策略性的沟通，更广泛地接触台湾普通民众，体现出他对两岸关系的深切关怀。
在众多场合中，周总理的行动证明了他对台湾同胞的深厚情谊和关心。
他不遗余力地在大陆为台湾同胞提供关怀，确保他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得到妥善安置。
1973年，重要的政治会议——中国共产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家政治生活的一次重大活动。
在这两个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亲自操办，确保了包括两名党的十大代表和十二名全国人大代表在内的多名台籍代表的参与，这不仅展示了对台籍干部的极大尊重，也反映了他对培养和关心台湾同胞能力的远见。
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步解冻以及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来自美国、日本及台湾的访问团体数量明显增多。
周恩来总理在这一时期接见了七八批来访的台湾同胞，每一次会见都充满了温暖与诚意，使来访的台湾人士深感中国大陆的友好与开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与美国留学的台湾青年的接见中，发表了深情的讲话：“台湾是一定会回归祖国的。”
他坚信，通过平和而坚定的努力，两岸的关系将自然而然地实现和解与统一。
他强调：“我们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一条道路，不能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设立台湾厅
在人民大会堂的宏伟设计蓝图初露锋芒时，建筑师们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按照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独特地理与文化特色，精心规划了一系列展厅。
每个展厅的装饰和布置均由当地政府精挑细选，力图展示各自地区的文化精髓和风土人情。
然而，在这项庞大的国家工程中，台湾厅的设立因特殊的政治氛围和历史背景，一时间未能成行，台湾地区也尚未能参与到这种层面的国家级展示之中。
这一局面在1972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
那年二月，随着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在风景如画的上海签署了开创性的《上海公报》，台湾问题也被推到了中美两国外交的前台，成为两岸关系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这一外交里程碑不仅重塑了国际政治格局，更促使周恩来总理开始关注人民大会堂中那个尚未设置的台湾厅。
周恩来总理以其非凡的政治敏感性和前瞻性战略思考，坚定地提出必须在人民大会堂中建立一个代表台湾的展厅。
在他看来，这不仅是满足政治需求的行动，更是一座跨越海峡的文化桥梁，未来必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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