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在其全盛时期,兵力超越了中央红军,曾达到八万之众,加上随从人员超过十万,在人民军队早期绝对是一股强大军事力量。其领导结构颇具特色:徐向前虽是众望所归的军事主官,但在战略决策层面,仍有“张主席”高居其上;陈昌浩作为方面军政治委员,在军中的实际影响力与徐向前不相上下。这三位大佬地位很高,而红四方面军内还有一位干部,无论是在党的职务还是军队职务上,都凌驾于“副总指挥”王树声之上,是真正的四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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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将领叫周纯全,建国后被评为开国上将,其军政经历颇为曲折,用“大起大落”来形容也不过分。周纯全曾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他跻身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列时,王树声尚未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两人差距可见一斑。从客观角度来看,周纯全才是红四方面军真正的“第四号人物”,影响力接近徐向前和陈昌浩。红四方面军长期远离中央苏区,其组织结构和权力分配具有独特性。

按照资历和贡献来看,1935年时周纯全似乎并不足以胜任全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那么,他为何能够“迅速崛起”呢?这主要归因于中央红军经历长征、特别是湘江战役后实力大损,相较之下红四方面军显得更为强大,令一些人有了“底气”。周纯全是四方面军高层极为看重的干部,出于巨大的权力欲望,张国焘企图掌控整个红军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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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一番权力角逐后,中央为维护队伍团结作出了让步,一批四方面军出身的张氏亲信将领得以晋升。周纯全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的,含金量见仁见智。与此同时,在沙窝会议上张国焘成为红军总政委。

周纯全当时是重要的政治干部,他在四方面军内掌握着不可小觑的权力。随着中央的正式任命,他的声望和地位达到了顶峰,不光成为四方面军中举足轻重的“4号人物”,影响力更是触达整个红军。不过好景不长,自1935年之后他逐渐开始走向低谷。在全面抗战时期,他鲜少有机会亲临前线,而是在后方分管军事教育、干部培养。对于组织的这种安排,周纯全表现出了坦然接受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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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前后反差这么大呢?在红军后期,张国焘“夺权”的错误行为引发了严重后果,他一度公然与中央决裂,最终又逃离陕北、沦为投靠老蒋的叛徒。周纯全在历史上与此人有过紧密联系、为他抬过轿子,自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周纯全并不冤枉,他本人曾出现一些具体的错误,与徐帅妻子程训宣的牺牲直接相关。程训宣并非死于敌人的枪口之下,而是在内部斗争中不幸早逝,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周纯全在执行“张主席”指示时,也打压过不少军内优秀干部。周纯全在陕北期间,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接受了降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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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事和具体背景有关,将军也不是一无是处,周纯全在本职工作中有过很大贡献。尤其政工管理方面,他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为四方面军快速壮大起了显著作用。周纯全十分勇猛,他经常身先士卒,导致眼睛不幸受伤致残。所以看待一名老将军,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只盯着错误不放,总体上周纯全肯定是功大于过。

随着新中国建立,低调的周纯全逐渐被不少人遗忘。但彭老总为他的军事生涯带来了新的转机。老总看中了周纯全的才华和后勤经验,在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点名提拔周纯全为志愿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周纯全重回军队重要岗位,非常珍惜机会,全力以赴确保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物资补给,这个功劳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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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对周纯全的表现十分满意,在1955年全军授衔前,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甚至将周纯全列入了“十五大将”的备选方案中。虽然最终大将名额确定为十人,周纯全未能入选,但他仍被评为了开国上将,同样是极高的荣耀。1985年7月,八十岁的周纯全同志在北京走完了曲折起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