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爆发后，我军将俘虏的国军高级将领送往功德林进行改造。然而，这些身为我军手下败将的国军高级将领，却并没有自此对我军心服口服。直到长津湖战役爆发后，这些国军将领才意识到了我军的不可战胜。那么，为什么长津湖成为了国军将领们从“心服”到口服的转折点？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还请各位帮忙“长按2秒点赞按钮”来个强烈点赞。并且“关注”一下，以后常来，不迷路。
朝鲜战争爆发，国军将领为何不忧反喜？
1950年9月，美军于仁川登陆，正式介入朝鲜战争。这时毛主席、周总理等新中国的有识之士，无一不对此——虽然我国当时还并未正式做出派遣志愿军入朝的决定，但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干涉意味着中美之间将不可避免地爆发一场军事冲突。
在当时同样做出这种判断的，还有关押在北京功德林内的国军高级将领。但与我党人士忧心忡忡的态度不同的是，这批功德林战犯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美国的介入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认为，新中国的“好日子”可能就要到头了。为此，他们其中有不少人已经开始偷偷准备起了“公开信”，随时等待在美军入侵之际，就向大陆对岸的蒋介石“表忠心”。
解放战争爆发后，这些国军虽然被我军成功俘虏，成为了我军的手下败将。但是，其中对解放军方面表示“不服气”的大有人在。他们当中有的认为解放军“不讲套路”，未等自己排兵布阵就向自己冲杀过来，比如曾在法国圣西尔军校就读的廖耀湘；而有的人则认为国军是输在了蒋介石政治的腐败和战略的无能上，而和自己的军事指挥才华没有关系，比如杜聿明。总而言之，其中很多“不服气”的国军将领一致认为：只要解放军把他们放出来，排兵布阵真刀实枪干一场，他们还有赢的希望。
而解放军其实也清楚这些国军战犯心里想的是什么，虽然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但是秉持着优待俘虏的原则，我军还是对这些战犯好吃好喝伺候着，在我国困难时期，保证功德林战犯营养的肉餐都未曾中断过，这足见我军对这些“老对手”的尊重态度。但是，我军对这些国军将领的尊重态度也不是白来的：其一是希望这些功德林战犯们能够早日接受改造，回到人民身边；其二则是希望在当时我军缺乏的机械化作战经验上，能多向这些“老对手”们取取经。
杜聿明
所以，在听到美军仁川登陆的消息后，我军功德林管理人员决定给这些战犯们留一篇“作业”，作业的题目是《中美两国爆发战争的预估》。在朝鲜战争前，我军从未和美军交手过，而这些功德林战犯里的国军将领，是有不少人和美军一起合作过的，比如王耀武。通过这些战犯的分析，我军也能在入朝前了解些美军的底细。但谁知，这些功德林战犯们在接到这篇作业后，便洋洋洒洒地写下了自己的长篇大论，总而言之在他们的分析中朝鲜战争打不得。而其中一名叫文强的战犯，更是写了5000多字的论文，结论是：美军是不可战胜的！
但即便这些国军将领如何给我军“泄气”，毛主席等历史伟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从未改变过。在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正式入朝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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