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东方探险吧！欧洲人眼中的元朝，简直就是天堂般的国度|东方探险|元朝|帝国|教皇|蒙古

中世纪的欧洲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三大大陆，分别是欧洲、亚洲和非洲，这三个大陆分别由三个基督王来统治。在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从此伊斯兰教成为了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威胁。为了对付伊斯兰世界，欧洲人试图对外联系亚洲和和非洲的基督王，共同发动“圣战”。

1122年，一位自称是印度主教约翰的人觐见教皇，他自称他统治的地区是“富裕的基督教国度”。此后，欧洲人就认为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其国王是约翰。随后，欧洲传教士不断来到东方，试图寻找传说中的约翰王。

13世纪初期，蒙古汗国崛起，许多关于蒙古的传闻就通过传教士传到了欧洲。蒙古对各种宗教采取了优待政策，其中也包括基督教，中国古代称之为“景教”。当时许多传教士认为成吉思汗就是传说中的约翰王或者大卫王。1219年，就有一封密函送到欧洲，内容是大卫王准备对穆斯林发动战争，其中所说的事情涉及蒙古西征花剌子模，但其内容和蒙古西征西辽、蒙古灭乃蛮、乃蛮王子取代西辽的事情混杂，可见当时欧洲人对蒙古的了解多多半是道听途说。

此后，欧洲人幻想约翰王的蒙古将对穆斯林发动全面的战争，整个欧洲的教徒们都处于兴奋状态，他们认为可以和蒙古会师于两河。然而，当蒙古发动第二次西征后，欧洲人的念想破灭了，因为蒙古进攻信仰基督教的东欧各国，甚至到达了波兰、匈牙利。此后，欧洲人将蒙古称之为“鞑靼”，在欧洲语言中，“鞑靼”就是地狱的意思，他们认为蒙古就是上帝派遣惩罚自己的“上帝之鞭”。

既然蒙古不是想象中的约翰国，那么就只能够派遣使者来访问，建立联系，甚至成立联盟。1245年，教皇派遣使节柏郎嘉宾出使蒙古，柏郎嘉宾在第二年到达蒙古，参加了贵由可汗登基仪式。1247年，他将贵由的答复教皇的信件带回欧洲，信件中提到贵由大汗是所有人类的君主，因此要欧洲教皇、皇帝、国王等纷纷臣服。

1253年，法国路易十九派遣鲁布鲁克来到蒙古，试图说服蒙哥大汗“对阿拉伯世界进行夹击”。蒙哥拒绝了他传教的请求，但鲁布鲁克给欧洲人带回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蒙古人不准备进攻欧洲，而是要进攻穆斯林。此后不久，蒙哥派遣旭烈兀发动了第三次西征，其目标就是西亚的伊斯兰世界。

柏郎嘉宾、鲁布鲁克来到蒙古后，开始对中国有了初步的印象。他们将中国的北方称之为“契丹”，而将南宋称之为“蛮子国”。他们初步了解了中国人的风俗、信仰、文字、纸币，而鲁布鲁克则进一步指出“契丹”就是古希腊文献中提到的“赛里斯”，也就是“丝绸之国”。

忽必烈上台后，有更多的基督教教徒从欧洲远道而来。1271年，马可波罗开始跟随父亲前往中国，他回国后口述了《马可波罗行纪》；同年，意大利的犹太人雅各·德安科纳到达中国泉州，他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回国后，他写下了《光明之城》，这是一本全面介绍中国的书籍，比《马可波罗行记》的内容更加全面。

马可波罗

1291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孟高维诺前往中国传教，他到来后得到了元成宗铁穆尔优待。此后，教皇又陆续派遣多人到中国传教。到1338年，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二世派遣一支50人的使团访问元朝，得到了元顺帝的招待。元顺帝希望使团留在中国，但使团了解到元朝行将就木，于是在1346年拒绝元顺帝的要求和返回了欧洲。

元朝时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数量迅速增加，也出现了第一批介绍中国的著作，这给后来西方汉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多，欧洲人对中国的倾慕也越来越重。

当时传教士笔下的元朝是疆域辽阔，人口繁多，经济繁荣的国家。孟高维诺在一封信中说“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国王和王子能够以其帝国的辽阔边疆、人数众多的居民及其巨额财富而与大汗相媲美。” 安德鲁也在信中说 “在有关这位伟大皇帝的财富、豪华和荣耀方面，其帝国的辽阔疆域、众多居民、城市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方面，在一个任何人都不敢举刀袭击其他无论什么人的帝国中呈现出的秩序方面，我无法讲任何话。”

中国实行的君主专制，这也让他们羡慕不已。鄂多立克曾提到“皇帝前立着他的诸王及其它人……没人敢致一词，除非君王点到他。但甚至他们也不敢斗胆越国王给他们设置的雷池一步。”

当时的欧洲正处于中世纪，推行的是封建制度，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林立，混战不断。因此，当时的欧洲人普遍希望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增强王权，而中国就成为了他们羡慕的国度。

在经济领域，传教士用尽笔墨来描写元朝经济的繁荣。柯拉说“都市大于巴黎及佛罗伦萨者，不一其数……小城市，则更不可以数计。”《马可波罗行记》记载中国70座城市的情况，经常使用“尊贵的”、“非常尊贵的”、“伟大的”、“非常大”、“巨大的”、“雄踞一方的”等词语俩形容。其中大都城 “整个城镇的主要街道都被拉得像直线一样齐整，并且由于它们看起来是如此的整齐和宽阔”。

对于杭州，鄂多立克、马黎诺里说那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现在存在的，或者也许曾经存在过的，最了不起的城市”。马可波罗说杭州周边有100英里，12000座桥。鄂多立克说杭州有12个城门，其每个郊区都比威尼斯大。

对于社会的记载，传教士的游记也写得细致入微，例如《马可波罗行记》提到了中国孩子的成长和教育“行在居民风习，儿童诞生，其亲立即记录其生庚日时，然后由星者笔录其生肖。儿童既长，经营商业，或出外旅行，或举行婚姻，须持此纸向星者卜其吉凶。有时所卜甚准，人颇笃信之。此种星者要为巫师，一切公共市场中为数甚众。未经星者预卜，绝不举行婚姻。”他们还记载了云南的火葬、洞葬以及西藏的天葬等习俗。

《马可波罗行记》和《光明之城》都记在了中国妇女的道德准则和缠足行为。“有些人要裹住她们的脚，甚至要折断骨头，以便它们总是保持小巧，因为他们考虑到那样会更加雅致、更漂亮”。

对于中国的饮食，欧洲传教士也注意到了。那时候，欧洲人还不喜欢喝茶，因此他们对中国人喝茶的习俗觉得稀奇。“在城里的市场上，……还有一种用灌木的小叶做成的饮料，那种东西在他们中间很受重视，不过尝起来却很苦”。他们认为中国的肉类产量少，因此不放过任何肉类，比如老鼠肉、蛇肉等。

关于中国的宗教政策和信仰，欧洲人也十分倾佩。元朝奉行宗教自由的政策，允许各种宗教自由发展，并且免除赋税。“生活在剌桐城的各种民族、各种教派……都被允许按照自己的信仰来行事”，“每个人都可以用泥土、石头或木材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偶像”。而当时欧洲则是教皇一统天下，没有思想自由。

随着经济发展，欧洲的市民阶层也想突破教会“禁欲主义”的束缚，因此他们对中国的宗教自由是非常羡慕的。欧洲人的游记记载了不少中国城市中的娱乐活动， “以至于陌生人只是体验片刻便色迷心窍，沉迷于她们的曼妙和魅惑，永世难忘。返乡后，他们便会宣称自己去过行在，那是天堂之城，若有缘再去，他们肯定早已迫不及待了！”这种试图冲破禁欲主义的潮流，就是文艺复兴爆发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些欧洲人对中国的记载也并非完全真实，其中不乏道听途说和夸张的内容。例如马可波罗认为中国遍地都是黄金，这明显就是夸张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