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第一人称讲述

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

希望得到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后续会带给大家更多的军旅文章

1950年9月的一天,我这个赶集摆摊卖香烟的“小老板”,也是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支部书记,接到一封口信,区团委书记让我到区上一趟。

清水镇是区委和区政府所在地,离我村8里多路。话说,男女老少,晚上谁也不敢从这路走。

原来,这里的古坟堆得像座小山,一片松林环抱,阴森森的。一到夜里,各种潜藏的动物就会发出令人恐惧的声音。

1947年,我村搬来了解放军的兵工厂,专门做迫击炮弹,实弹试验选在古坟旁,第一次试验时,有4个军工殉职后埋在古坟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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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人公

我胆子大,穿过古坟来到区委,那位团委书记经常去我村,他搞过土改和征兵动员工作,所以和我很熟悉了。

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学失学在家,怎么样?还是只想卖烟挣钱过日子吗?就没有啥新想法,新追求?”

几句话说到我的伤心处。我母亲因逃避日本鬼子“扫荡”,得产后风去世,父亲被日本鬼子毒打致死,我很早就成了孤儿。

那时,政府送我去武训学校读书,我努力学习,考上了临清中学。念了三个月,因无生活来源而失学。

我满怀着理想抱负,能没有想法吗?

“我卖烟,挣念书的钱,圆我上大学的梦。”我吐露心声。

团委书记说:“念书?现在有个机会,你去不去念?”

我一听高兴坏了,忙说:“去!到哪个中学?我真的好想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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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书记端来一杯水,提及我当儿童团长、斗地主、动员参军参战、考上临清中学的事,亲切地对我说:“你是有抱负有才能的青年。区委决定送你到县委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留在区里工作,你愿意吗?”

这是离开农村变成国家干部啊!我赶忙说:“我愿意!”

就这样,我背上行李,跟村党支部书记步行50里,穿过古坟,穿过8里多长的黄河古道,到县委党校报到。

在这里,我开始了学习生活。

1950年11月13日,学校接到紧急通知,停止上课,立即到县委礼堂开会。有人猜测:“一定有大事,十有八九是打仗征兵的事?”

走上街头,我看到到处贴着大标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拥护中央政府声明,把美帝赶出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

这一切,让我想起了1946年征兵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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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中,开始了会议。县长报告了美帝国主义悍然轰炸鸭绿江大桥,炸死我国渔民等滔天罪行,中央决定组成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共同作战!

我听得热血沸腾,想立刻奔向前线。

我想到了日本鬼子对我国的罪行,想到了为打日本鬼子,我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国有危难,匹夫有责!

会议一结束,我就提出:“我要当兵,当志愿军!”

那时,区委已经要抽调我了。在我面前摆着两条路:是从军打仗,还是从政当干部?

告别书记往回走的路上,我看到了一条这样的标语:“好铁专打钉,好男要当志愿军!”这句话像战鼓一样激励着我。

于是,我下定决心:当兵去!

我立即到县征兵站报名。征兵的人告诉我,这一批征的是文化兵,先到军校培训后出国。党校领导听说我报名当兵,特地欢送我,陪我吃饭,把我送出县城。

回到家后,我先找到我两个要好的兄弟,动员他们一块去报考军校。他俩也愿意,商定暂时不告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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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纸终究包不住火!”很快事情传遍全村。

我的行动立即受到姐姐的限制。我被关在屋里,心里真是火烧火燎。

这天,趁着姐姐给我送饭之际,我夺门而出,急速奔跑。姐姐在后边呼喊:“不能当兵啊,你是咱家的根啊!”

我跑出村外与同学会合,一直向聊城奔去,亲人的呼喊声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从我们村到聊城有120多里路,事先我们早已问清路了。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参加革命,保卫祖国!

赶到军分区征兵处,征兵的人还未起床。我们怕误了考试,就把报名处的同志叫起来,给我们编了考场,发了准考证。

离考试还有2个多小时,尽管我们又累又困,可谁也不敢合眼。在征兵处吃了早饭,我们就进入考场。

三天后发榜了。我排在第三,我的两个同乡,同生排32名,秋荣没有被录取。

这时,社会上传起了志愿军吃败仗的谣言,说美国的飞机多厉害,一颗炸弹就能削平一座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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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把我叫出去,吞吞吐吐地试探说:“你打算怎么办?我心里害怕,我想……”

我一听就明白了,追问了一句:“你想怎么样?”他回答:“我不想去了。”

我压抑着激动对他说:“大男人做事不能三心二意,解放军都怕牺牲还有我们今天的解放吗?我是当兵当定了。”

他心事重重,我说什么也不吭声。

次日一早,同生不见了,我知道他可能跑回家去了。秋荣比我大6岁,都21岁了,他没被录取,可他坚定地对我说:“你是团支书,跟征兵的说一说,让我当兵吧,我不怕死。”

我当即跑到征兵处,报告了同生逃跑和秋荣要当兵的事。征兵的负责人看秋荣态度坚决,试探地说:“当兵苦哇!”

秋荣说:“苦难是意志的磨刀石。”

就这样,秋荣也可以当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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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2日,我穿上新军棉衣,心里正甜滋滋的时候,就听到外面喊秋荣和我的名字。

出去一看,原来是秋荣的大哥,和我的一个亲戚。

他们二话不说,把我俩的棉衣脱去,换上了自己原来的棉衣,拉我们出了聊城北关。

在四处无人的地方才停下来。

我跟他们讲道理,他们根本不听。我心想,硬走是走不了了,需要智取。

我发现前面有片树林,就说要去方便。他们不同意。

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把棉衣脱去,说:“你们拿着棉衣,还怕我跑了?”这次他们相信了。

由于那边是片坟地,我谎称害怕,就让秋荣陪我一起去。我知道他们也怕秋荣跑,于是,我说:“秋荣,你把棉衣也脱了。”

秋荣明白了我的意思,也脱去了棉衣。

到了树林,我俩要蹲下的时候,看他们也放心地坐下了。这时,我对秋荣说:“咱们赶快跑,要不然就没机会了。”

他点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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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俩发疯地往聊城跑去,并回头和他们说:“把棉衣捎回去,我们有军棉衣穿!”

他们赶紧起来追赶我们,但他们没我俩跑得快。跑到征兵处,我俩穿上军衣后就躲进了军分区。

12月6日凌晨,天还没有亮,我们就登上了大卡车。大卡车一共6辆,拉的都是新兵,还有30多个女兵。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

纵观我的一生,9岁扛红缨枪当抗日儿童团长,1950年参军,1956年考入军校,毕业后分到郅顺义所在部队。

1960年任侦察参谋,后做新闻宣传工作,1965年,调沈阳军区炮兵任新闻干事。

我选择了从军路,无怨无悔,是军队培养了我,我感谢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