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古代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皇帝几乎就是四海万民的上帝，专制王权被推向了一个没有边界、没有极限的极端化，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其加以制衡。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早在汉朝时期，在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下，专门用来约束皇权的“谏官”制度就已经初露端倪，后经魏晋等朝延续发展，对高高在上的君主权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一、“谏官”制度的起源：从尧帝的“谏鼓”，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谏”是指当上级言行不当时，下级对其直言规劝的行为，尤以臣下对君王居多，仅从这个字本身，就能看出封建社会明显的等级体制色彩。
而“谏官”则是专门负责纠察皇帝过失、劝谏中央决策的一个职位。很容易想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当的官，因为只要作为就必然会得罪人，而且得罪的还是普天之下权力最大的那一位。
西汉文学家刘向在《说苑臣术》中，专门对谏诤之道做出了阐述：用直白的语言对皇帝进行劝勉，如能听从则继续辅佐效命，如不能则弃官而去，这个叫做“谏”；如果皇帝听从了自己的建议，则万事皆休，若不听从则以死相逼，这个就叫做“诤”。
只要是对国家社稷有利的进言，做臣下的就算豁出性命，也要把道理给天子讲明白，这就是一名谏官终其一生最崇高的使命。
关于“谏诤”思想的史料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当时的中原大地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权，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部落构成的。
每逢发生重大事件，为了避免个别独裁者搞一言堂，各部落就会召开民主议事会议，大家聚在一起进行讨论。
发展到尧舜禹时期，尧有谏鼓、舜有诽木、禹有诤器，三位部落领袖不约而同地，将最原始的乐器作为众人进谏的渠道
到了夏商周三朝，劝谏制度变得更加正式，甚至出现了古代有文字记载最早的谏官——“保氏”。《周礼地官·保氏》记载，周王室曾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大官职，叫做“六卿”，分别负责治国、教育、礼仪、政律、刑罚和土地。
其中排在第二位的地官司徒，专门掌管国家教育，辖下的“保氏”一职，则“专掌王恶”，也就是专门纠察天子过错的人。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旌旗遮日兵甲漫天，各地诸侯群雄割据攻伐频仍，诸国国君为了壮大实力，在争霸战争中占得先机，纷纷广开进谏之门，依据有识之士的进言献策做出拓土开疆的战略决策，在士子文人中间掀起一股“百家争鸣”的风潮。
从原始社会到东周末期，谏官制度总体而言还处在方兴未艾的萌芽阶段，缺乏完备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只能说为其后历朝历代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雏形。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全国，雄心万丈地准备将这个开天辟地首次出现的大一统王朝传及千秋万代，所以开朝之初便在选官制度上下足了功夫，设置了众多为后世沿用的官职，“谏官”也是在这个时候首次被正式列入百官名录。
秦朝的谏官主要分为谏议大夫和给事中，一般由博士、议郎以上官员兼任，统归“九卿”之一的郎中令管辖。
可惜的是，秦二世好大喜功独断专行，“谏官”一职名存实亡，根本没有施展抱负的空间，秦朝也因此成为古代典型的短命王朝之一。
二、汉魏晋南北朝的“谏官”制度：战乱无休政权不稳，“谏官”命运一波三折
（一）汉朝：首创“谏议大夫”、“给事中”
汉高祖斩蛇起义，除暴秦灭强楚，于公元前202年开创大汉天下。由于亲眼见证了秦朝覆亡的教训，汉朝的开国国君尤其重视谏官制度和察举制度。
汉朝不仅沿袭了谏议大夫、给事中等谏官官职，还鼓励各地官员多方考察，向中央推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言的有识之士，各层级的谏官机构也逐渐向专业化发展。
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皇权、削弱相权，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跃成为影响华夏社会几千年的政治指导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儒学中的“民贵君轻”恰好迎合了谏官制度发展的需要，官员制度的改革开始在潜移默化中迈向一个全新的高度。
光武帝时，谏议大夫大都选自博学宏儒，职责和权力范围也大幅拓展，既可以向君王进谏，还能直接参与国政，堪称两汉谏官制度发展的顶峰。
然而自武帝之后，东汉末年的列位君主大都心胸狭窄、苛征暴敛，加之后来宦官弄权、外戚干政，朝野不宁纲常混乱，谏官制度进入到一段相当长的低谷期。
（二）魏晋：聊胜于无的“侍中”、“散骑”
魏晋两代天下纷扰乱世无休，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在朝为官者明哲保身，广大老百姓水深火热，道教和玄学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干脆闭起门来吟风弄月、不问世事，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魏晋风骨”。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谏官制度的发展缺乏必要的政治基础，整体呈现出萎靡不振的态势。
两晋时谏官的选拔制度发生剧变，从儒家学者逐渐变为皇室贵胄，背后之意不言自明，天子的言行举止轮不着臣属指指戳戳，就连官名也从“谏议大夫”，变成了“侍中”和“散骑”。
此时的谏官聊胜于无，完全就是一个虚有其名的闲差，即便偶尔向天子进言，也以阿谀、讽谏为主，史书上几乎找不到一个强谏、死谏的例子。
（三）南北朝：谏官地位在孝文帝时达到顶峰
相比于两晋，南北朝时王位的更迭则更为频繁，宗室子弟手足相残争权夺位的例子屡见不鲜。
对于谏官来说，如果没了皇帝，他们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受到政权动荡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谏官制度只能进一步缩水，表现出由繁入简的规律。
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出身寒门，起于军中，所以很自然地对军事力量高度重视，而忽视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为了加强对文武百官的控制，每一位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放大自身的权力，官吏地位一降再降，自然不敢对皇帝说个不字。直到孝文帝即位后，随着一批新令的颁布，谏官制度才重新恢复旧日气象。
孝文帝规定，允许谏议大夫常伴君王左右，如谏言有功，还可能受封称王，谏官的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北魏后期，谏官集团再添一个新成员，叫做“员外”，职能与散骑相近，大都凭借军功胜任。至于后来的北齐、北周，由于皇权不稳、朝野不宁，谏官的地位再度下降，再也看不到孝文帝时武将死战、文臣死谏的场面了。
三、古代“谏官”的职能：奏议、封驳
纵观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谏官的地位和命运，与王朝兴衰、皇权强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言谏官员纵使再有本事，谏言多么鞭辟入里，可最终的听者还是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谏官制度对于专制权力究竟能起到多大的约束和牵制作用，最终往往取决于君臣之间互动的结果。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言：坐于庙堂之上，与君王争长道短之人，叫做宰相；站在大殿长阶上与天子辩论是非的，就是谏官。
虽然两者在官职大小上天差地别，但在鞭策、警醒统治者这一块的职能却是高度类似的。历朝历代的文人士大夫逐渐认识到，对皇权进行监督和制约，不仅是一种权力，更是每一位臣子都必须恪守的义务与职责。
回顾封建社会的治世、盛世，无不对谏官制度高度重视，无不在谏官的选拔任用上斟酌再三，只有那些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敢于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忠君爱国之士，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谏官。
《文献通考》中载有司马光的一段论述，说选拔谏官时务必考察三件事，必须全部合格才能录用。其一要不贪图荣华富贵，其二要爱惜名节重于性命，其三则是通晓治国之道。
谏官向天子谏诤的手段主要分为奏议和封驳。奏议就是通过上奏折或者当面批评的方式，指出天子在决策或言行中的过失。
相较而言，封驳则显得更加规范正式，出现的时间也更晚些。封驳制度是伴随隋朝三省六部制诞生的，每逢皇帝下达旨意，先由中书省草拟诏书，而后呈送门下省审议，而负责对书面文字进行审查的正是谏官。
一旦谏官发现诏书中有不妥之处，有权退回中书省，要求重新草拟，如此循环往复，直至过了谏官这一关，才能交给尚书省批准执行。
这种对皇帝权力进行约束的方式，已经有几分近代资产阶级议会的影子，能够有效干预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决定，保障政治的清明和稳定。
话说回来，谏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因为直言进谏虽然是为国为民，但难免会触犯君威，如果是心怀宽广的明君还好说，万一遇上昏君，随时都可能到鬼门关走上一遭，也就是所谓的“君圣臣直，君暗臣佞”。
战国时期法家领袖韩非子就曾发出“说难”的感叹，说向天子进谏就像拔龙鳞，必须巧妙运用顺谏、直谏、讽谏等多种谏言艺术，才能够收获良好的效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先学会怎么说，再考虑说什么。
结语：
古代谏官制度以儒家文化中的限权思想作为根基，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发展到衰败的演变过程，为大一统王朝时代政权的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种有限的制约虽然无法与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相提并论，但放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家们在追求权力制衡道路上所付出的努力，仍然值得肯定。
参考：
1、《说苑臣术》
2、《周礼地官》
3、《文献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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