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文学总是让人涵纳一切,而不是教人小肚鸡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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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写作,要考虑人物塑造,考虑环境和情节的设置,考虑篇章结构,考虑语言特色等。刚开始写的时候,饶有兴趣,写完之后,会如释重负,但分明有一些遗憾,认为没有把自己想到的都写出来,甚至认为没有完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而读者读到作品之后,会产生另外一种思想,叫做误读,也叫做思想的畸变。作家明明表达了这样的想法,而读者分明读到了那样的想法。是不是一种误解?当然是了。从误读理论来看,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没有例外。因为文字本身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却不是思想本身,很容易出现误解。不管作家运用文字,还是读者解读文字,都不会百分之百还原信息,而是会产生误读倾向,甚至读者读到的和作家想要表述的完全不一样,背道而驰。既然这样的误读不可避免,那么作家就不会奢求读者完全理解作品,也不奢求读者都能正读正解。如此循环下去,作家会释然,会看到更多更广层面的东西,也就涵纳一切了。

作家读书很多,经常思考问题,思想比较开放,即便从小层面开始写,也会带有一些人文关怀,带有一些人道主义温情。写到大层面的时候,这种关怀和温情会表露无遗,会让读者感受到涵纳一切的博大胸怀,甚至体现出博爱的思想。毕竟,文学也是人学,就是研究人的情感和语言的学问。倘若作品都成了论文,也就没几个人喜欢看了。作家是人,要切身体会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心理,写出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而且一定带有作家个人的思想印记。无论是贾宝玉还是范进,都带有作家个人理解的意思,也都带有作家思想的印记。可以说,文学作品并不仅仅在于让人们看到几个故事,而是要让故事带有一定的包容性,带有广泛适应性,也就是哲学上说的普适性。一个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一定具备很多人欣赏的质素,具备迎合很多人心理的人物和情节。不管是牛郎织女的故事,还是白素贞和许仙的故事,都带有这方面的特征。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都体现了一定的人文主义情怀,让人们在读故事或听故事的时候,获得人情美、人性美,同时也对恶势力进行了鞭挞。本属于人之常情,扩而大之,夸张一下,也就变得有戏剧性,具备欣赏的属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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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塑造本身就是作家的基本功,人物会有自己的感情,也会有代际传承。当作家写人物情感的时候,会把自己代入进去,让人物情感充沛,进而让人物变得活泼起来,而不是生硬死板。人物可以带有各种个性,但毕竟要生活在社会环境中,要遵守社会规则,要和别人和平相处,甚至要克己复礼,要维护正义。那么,个人也就成了集体中的个体,具备不同的情感和行为,却并不一定出格,不一定被社会抛弃。作品中的环境保持了一定的包容性,社会保持了一定的包容性,他们也保持了一定的包容性,恰恰是这些包容性构成了作品涵纳一切的气质。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作品中的环境是固定的,也可能是变动的,甚至是主观心理上的变动,而客观环境却没有变化。人更是变动不居,甚至代际传承。有的作品写了好几代人,有很大的变动,但都受到了时代的影响,叫做“时势造英雄”,或者“英雄创造时势”。不管怎样,英雄都会变成历史烟尘,连同当下都会迅速成为过去。《三国演义》开篇写得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金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人物换了一代又一代,虽然不是原来的人物,却分明重复着祖辈的命运,是不是让人看到更多的东西?作家首先看到了超乎人类代际传承之上的理念,似乎对历史很无奈,却分明用自己的笔记录另外一种生动有趣的个人化叙事的历史。在这种叙事中,作家会有自己想法,即便有些心胸狭窄,也会随着写作的深入而逐渐变得心胸开阔。看到历史层面的东西,就会涵纳一切,而不是沉浸在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小事中,不能自拔。

伟大的作品不一定体现伟大的时代,但一定体现伟大的情怀。境界狭小的作品一般不会成为伟大的作品,而是有些孤芳自赏的意味。就好像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和鲁迅的作品对比,还是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给人更深的感触,却分明在嬉笑怒骂中、在批判中体现涵纳一切的情怀,分明有国民性的东西在里面,也分明让人读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情怀。伟大的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也都具备悲悯情怀。无论是《冈底斯的诱惑》还是《命若琴弦》都有一种悲悯情怀,也有涵纳一切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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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文学本身就是涵纳一切的东西,要人们学会悲悯,学会包容,看到更为高远的理想,认清真相并勇敢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