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发展和文明前景的意义上，城市是人类从事进步和创新活动的关键之所，是人类文明主体进行前瞻实践并凝结智慧成果的创造性空间。城市形态的历时性演变，反映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阶段性变革；城市发展的共时性叙事，代表着人类对于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的长期性诉求。由此，“城市—技术—文明”的内在关系，构成我们把握城市文明未来发展的认识基础：城市因技术而繁兴，因文明而美好。
数字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面向，也是城市文明发展的新背景。由数字技术催生的数字生产力，历史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正在形塑一种数字文明新形态。数字文明的价值旨趣，决定并制约了城市文明在该时代的发展立场，并集中表现在一种面向未来的数字文明城市的规划设想之中。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突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特征，城市文明的演进既要继承人类一切城市文化造物中的文明精华，又要实现对城市文明发展困境的现实性超越，实现“立”与“破”的统一。在此基础上，面向未来的数字文明城市建设，不仅要有突破既有城市文明困境的技术性解决方案，更要有引领城市文明更加深入的规范性价值逻辑，以此推进城市文明未竟的“现代性”事业。
▲ 2023城市文明发展论坛现场。（图为本文作者在论坛上发表演讲）
以人为本：美好生活及其现代性超越
城市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承载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空间载体，担负着推进和实现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使命。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提出：“不论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当地的以及更大范围内的良好生活条件的性质”。城市生活条件的好坏和生活质量的高低是衡量城市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满足城市中人的生产生活需要成为城市规划、设计、建设和治理等环节和过程最为基本的文明目的。城市只有把大写的“人”刻进自身文明发展的各个环节，才能发挥其对于人类文明进步和创新的真正价值。
现代城市化进程肇端于工业革命，城市文明发展的“现代性悖论”也由此展开。工业的迅猛发展极大提升了城市的生产力水平，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以曼彻斯特、伦敦、柏林、纽约、旧金山、底特律等为代表的工业城市、资源城市得到快速崛起和扩张。辩证地看，以工业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城市创造了规模巨大的物质财富，在所处时代促进了人类文明的重大飞跃，确定了城市化在现代化实践中的关键地位。然而，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在导致现代性价值失衡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及人的发展异化难题。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使用“齿轮暴虐”这个隐喻，深刻揭示了城市异化“以牺牲基本的人类价值为代价”的现代性发展悖论。
以人为本是在数字文明背景下建设未来城市的根本价值逻辑。人类学学者徐新建指出，数字文明是人类与万物关联的新转型，是“人类世”的新标记。作为人类文明的新进阶，数字文明应当证明其解决农业文明、工业文明遗留问题的现实能力，实现现代性中人的价值和物的价值的协调统一。数字文明城市建设强调数字技术和城市的深度交融，但不能简单认为数字文明城市建设止于数字技术，而是要锚定那些通过使用数字技术使城市变得更加繁荣、正义、文明、美好、宜居的人本身。本·格林将智慧城市建设中盲目把技术等同于创新和进步的视角称为“技术障目镜”，并批判性指出技术如何促进最有益于城市居民的创新和进步才是智慧城市的根本问题。可以认为，这种数字技术决定论是城市现代性异化在数字文明时代的延续。要超越这一根深蒂固的城市现代性困境，需要我们给予城市用途多样性以新的关注，并且认识到人的生产生活需要是城市多样性的价值来源。这决定了数字文明城市建设的根本价值逻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逻辑，而非技术逻辑、资本逻辑或其他。
守正创新：历史传统和现实实践融新
城市是人类一切文化和文明成果的“归极”之地，这一概括显现出城市文明在时间属性和空间属性上的结合与统一。城市能够贮存人类一切文明精华，吸纳人类社会中正在发生和创造的一切新文化成就，并将文明精华和新文化成就内化于城市社会生态之中，继续作用于人类的文化建设和文明演进。正因如此，城市的历史价值不断深化，城市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性不断提高。面向未来，城市文明需要历史的积淀，也需要现实的创新。正如芒福德所说，城市如果没有在时间上的丰富性，就只能面临一种单调的未来，城市生活需要有一种交响乐般的品格，这种品格产生于城市通过时间和空间合成的丰富而复杂的交响变奏。在城市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时代的城市演变总是建立在过往时代的城市建设功过基础之上。这启示我们，城市文明建设只有全面审慎地对待传统，并在实践中推动传统在新阶段的创新利用，才能更有底气地走向未来。
数字文明背景下的未来城市建设需要实现历史传承和现实创新的和谐交响，明确发展依托的“传统—现代—未来”时间脉络，扎根在传统、创造在当下、视线在未来。彼得·霍尔基于长时段的城市文明史研究提出，艺术和智力创造及技术创新的结合，是迎来下一个城市黄金时代可确定的信息化增长动力来源。在城市文化实践层面，数字文化产业代表着文化和艺术资源与数字技术融合所生成的最新文化存在形态，并呈现AIGC赋能的发展新趋势。促进数字文化产业与城市文化发展的深度结合，加大对城市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挖掘、数字开发与数字传播的力度，以提供高品质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为依托助力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加快营建城市数字文化生态，是数字文明城市践行文化传承创新使命时可资利用的路径。腾讯同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建设的“数字中轴”项目、同敦煌研究院合作的“数字藏经洞”项目等，为如何推进这一路径树立了典型标杆。
在数字文明城市建设中坚持守正创新的价值逻辑，能够凝聚城市认同，凸显城市文明底色，彰显城市主体自信。数字文明具有虚拟性特征，潜藏着价值虚无主义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有鉴于此，有没有文化灵魂、文化灵魂的强弱等相关问题，可以看作衡量数字文明城市建设价值成效的关键指标。守正创新对于数字文明城市建设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保障和延续城市文化魂脉，提炼城市精神标识，发扬城市价值共识，在自觉、自信中强化城市文化主体性。因此，由守正创新指引的数字文明城市建设，因其对城市优秀文化传统的时代转化而确证了数字文明城市生命形态的历史合法性，因其对城市优秀文化资源的创新创造而体现出数字文明城市文化生命体的现实丰富性。
融会贯通：地方特性和全球共性并存
星球城市化已经成为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象级趋势。联合国人居署在《2022年世界城市报告》中指出，全球城市化的进程并不会因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而改变，世界城市化率将在30年内由2021年的56%提高到2050年的68%。城市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愈发显现，但全球范围内的城市文明发展存在突出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数据是数字文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基础。数字时代的城市文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需要合理配置全球数据要素，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城市发展各领域的重塑和驱动作用。在城市文化发展动力机制的时代转换问题上，傅才武和秦然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孕育产生的数字文化能够突破“时间尺度”在文化创造中的绝对主导，削弱先发城市在文化积累上的时间优势，建立全球城市发展在新文明阶段的统一起跑线。由此可见，数字文明城市建设拥有更加开放的流动特质，是全球城市发展的普遍性文明事件。
数字文明城市应既有全球共性，又有地方特性，在“全球—地方”的创新互动中达到融会贯通，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一方面，数字文明城市建设需要树立品牌意识，找准与自身发展定位相契合的城市发展赛道，善于讲好自身独特的城市故事，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形象。文化能够真正展示城市的价值、品味和风尚，在单霁翔看来，文化是城市的身份，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城市，要研究城市和建设城市，首先应发现这些城市的文化特色并在发展中予以保持，城市的文化特色就是城市的生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展现出通过文化和创意引领城市文明创新实践的丰富可能。截至2023年底，已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350座城市加入创意城市网络。其中，中国成员城市为18个，数量居世界第一。作为我国第一个加入该网络并获得“设计之都”称号的城市，深圳凭借设计与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深度融合，迸发出自身卓越的文明活力。
另一方面，数字文明城市的世界性价值体现在对人类命运问题的关切与回答。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力量格局的动荡与变化通过全球城市实力的竞争和碰撞表现出来。谁能够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探索并贡献一种既能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又能够满足各个城市实现主体性发展的新型现代化发展道路，谁就能真正掌握数字文明城市建设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新时代新征程上，党和国家赋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崭新战略使命，并提出把深圳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全球标杆城市的阶段性目标。深圳城市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缩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城市典范，正在为世界城市文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安身立命：灵妙化和物质化生态统一
就城市的存在意义而言，它是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的复合空间，城市的发生和发展凝结着人类文明对于安全、发展和秩序目标的永恒探寻。作为人类文明的独特造物，城市的起源有着源自人类文明发展需要的复杂机理，表现为权力统治、集中防御、商品交换、交通运输、思想交流等要素的不同配置组合。但是，城市持续、稳定演进的基础和关键，是人的个体性发展和社会性活动在城市文明实践中的辩证统一。人的活动构成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城市文明发展的现代性困境，实质上是指城市中人的物质性和精神性两大生命属性的割裂及其产生的系列后果。在城市文明生态新陈代谢的意义上，城市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互动融合，是未来城市建设解决现代性困境的重要路径。
实现城市文明“灵妙化”和“物质化”的和谐共生，是数字文明城市建设促进城市文明生态更新的时代使命。芒福德运用并发展了汤因比提出的“灵妙化”理念。他指出，通过将创造性文化的潜能转化为更高更精细的形式，能够促进城市“容器变薄而磁体增强”，显现出“美、欢乐和亲情的享受”在城市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各种形式的艺术和科学都是解放城市精神生产活动的明显例证。同时，芒福德认为“物质化”与“灵妙化”具有同等重要的功能，城市的物质结构是城市价值观和思想得以存续和散发影响的载体。进而，城市生活的韵律通过物质化与灵妙化的相互转换、人的主观思想和城市物质属性的互动联系、稳定性和经常的创造性的结合体现出来。在当前阶段，数字文明城市的建设可以通过数字技术与文化发展的高度融合推进“灵妙化”，通过加快建设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实现“物质化”升级，通过制定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城市文明治理方案平衡物质和精神的价值关系，为人的城市生活创造新的韵律，以此来促进城市和人的共同文明进步。
数字文明城市建设的生态目标，是在人、城市与自然之间构建起绿色和谐的生态文明关系，为高品质的未来城市文明打下良好基础。当人类社会步入全球现代化阶段，人们的发展需要正逐渐从物质财富的“有没有”转向精神财富的“好不好”，实现全人类的尊严和幸福这一共同文明期许将比以往任何文明时刻都更加迫切。基于此，数字文明城市应以生态文明理念为牵引，以数字孪生技术在城市各维度的深度使用为基础，赋能城市生态保护和修复进展，提高城市规划设计和城市空间更新效率，推动城市文化场景营建和文化共享，在虚实共生中为数字文明时代人类的幸福生活提供可靠保障。
转危为机：城市风险及其韧性化道路
城市文明风险是人类文明风险的一个显著表现。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城市文明风险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文明面对的最大风险挑战。风险是理解当今文明发展状况的关键词。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中开篇明义，风险分配逻辑是发达现代性社会的主导逻辑，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这种风险危害可以追溯到工业生产的过剩这一根源，并且表现出现代化风险对于人、动物和植物的全局性威胁。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有着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多元的文化价值组成、受自然环境影响制约较大等多样化特征。城市特征的多样性形成了城市风险的极端复杂性，城市文明发展的确定性就在于其自身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城市文明在未来面对的风险只会更大，而不是更小。
数字文明城市应该具备能够在风险中生存、在不确定性中走向繁荣的韧性状态和能力。数字文明作为一种人类关于未来文明的设想，正在快速起步，人类无法预测它是否会在未来成为真实的存在或止步于一种乌托邦幻想。数字文明城市必须直面这一不确定性，展开“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联合国在《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为世界城市文明的发展提出了“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的目标。数字文明城市建设助力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坚持发挥城市的人本价值，在于提高与不确定性共存的能力以及推动城市文明发展理念的韧性转向。就此，文军、胡秋爽认为应将城市韧性的概念和实践视为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过程，使城市韧性治理在思维和策略上实现从“确定的不确定性”到“不确定的不确定性”的转变。
以文明交流互鉴和文化共生共享为原则，构建城市命运共同体，是数字文明城市应对全球化风险困境的重要路径。全球不同城市间的命运关联已经达到历史的新高度。这其中既有数字信息技术为城市间深度交流所创造的新条件基础，更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城市风险全球化事实的影响。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文明不是别的，就是张力。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文明城市建设，有必要构建互联互联的城市命运共同体，在城市文明交流互鉴中培育和发挥城市文明的张力作用，以达到普遍提升城市文明韧性水平的目的。实践需要有科学思想的指引。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相辅相成，为全球文明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在全球数字文明城市间建立文明对话空间提供了系统参考。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院长，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途径研究”（23ZDA081）、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重点课题“城市文明典范研究”（SZ2022A005）的阶段性成果。）
（供图：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
2024年5月23日《中国文化报》
A04版刊发第二十届深圳文博会特别报道
《数字文明时代的未来城市建设逻辑》
责编：陈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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