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内塔尼亚胡在过去取得的外交成就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几乎丧失殆尽。更为严重的是，美欧国家大学持续数月的反以示威游行规模正不断扩大，并已成为威胁美欧内部稳定的重要因素，这进一步放大了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外交压力。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中东研究院执行院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世界经济副研究员、以色列中心主任朱兆一，文章来源于《世界知识》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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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突袭被一些美欧国家定义为“以色列的9.11事件”，但与美国情况不同的是，在本国遭袭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不仅未像美国总统小布什一样暴涨，反而随着以色列不断推进加沙战事持续走低。
当前，对内塔尼亚胡的反感情绪似乎已蔓延至整个西方世界。2024年3月，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内塔尼亚胡已迷失方向，呼吁以色列尽快选出新政府；4月25日，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美国承认以色列有保护自己的权利，但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做法。更糟的是，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已开始调查本轮巴以冲突中哈马斯与以色列的战争罪行，并拟对罪犯发布“红色逮捕令”。内塔尼亚胡被认为可能遭到通缉，以色列还专门为此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因为“红色逮捕令”一旦发布，国际刑事法院下属125个成员国皆有义务引渡当事人。作为以色列有史以来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争议性正变得越来越大。
美国高校反以浪潮蔓延至欧洲。图为2024年5月3日，法国高校学生在巴黎万神殿前举行集会，声援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
政治立场从未改变
出生于1949年的内塔尼亚胡几乎与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同龄。少年时代他曾随父移居美国，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等名校就读。1984年，内塔尼亚胡通过出任以驻美大使进入政坛。1993年，他当选为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主席，并在1996年成为以有史以来最年轻总理。2009年，内塔尼亚胡第二次担任以总理并执政了12年；2022年12月，他第三次出任以总理。
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鹰派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首次出任总理时，他曾试图按照自由市场路线重塑以经济，但并未成功，三年后黯然下台。此后，内塔尼亚胡将利库德集团与他牢牢绑定，利用阶级矛盾和宗教传统主义言论来动员正统犹太教徒及在以国内非主流的中东和北非裔犹太人参与政治。他开启了利库德集团的民粹化进程，支持者们不断向整个以色列灌输“只有选择内塔尼亚胡才能确保以色列安全”的观念。2015年，以《国土报》发文称，内塔尼亚胡已从规避风险的保守派变为右翼激进派。因内塔尼亚胡经常能在大选中劝说右翼和中间派小党加入其阵营从而成功组阁，利库德集团变成了他的“一言堂”，该党从经济和社会自由派政党蜕变为以他个人魅力为核心的民粹主义政党。有观点认为，在支持者塑造的幻象中，内塔尼亚胡开始将自身视为以色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乃至民族精神的化身。
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根基是他向选民承诺的国家安全，但近些年以色列的外部环境却在不断恶化。他对巴勒斯坦的态度其实从未改变，他认为巴勒斯坦若实现独立，将演变成威胁以生存的“恐怖国家”，因此以无限期控制巴勒斯坦的土地并反对后者建国是犹太人生存的“绝对必要条件”。内塔尼亚胡的观点很可能深受其父影响，作为知名犹太史学者，老内塔尼亚胡曾表示，“犹太人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大屠杀史”。这种悲观的历史观深刻影响了内塔尼亚胡的对外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公共外交“Hasbara”（希伯来语词，直译为“解释”），其核心要义为：面向欧美公众强调以色列存在的正义性，面向欧美政府强调支持以色列合乎其利益。自从政以来，内塔尼亚胡的外交努力都集中在阻止巴以问题成为国际议题上，但仍未能阻止美国和逐渐走向温和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接触，而在1988年12月巴解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正式宣布放弃恐怖手段并接受“两国方案”后，美国随即与巴解展开谈判，并最终在1993年9月促使巴以达成《奥斯陆协议》。彼时作为在野党领袖的内塔尼亚胡极力反对该协议，但“以土地换和平”是当时以国内的主流声音。然而，1995年11月以总理拉宾遇刺，巴以和平进程受挫，次年内塔尼亚胡出任总理。
对巴勒斯坦分而治之策略的失败
《奥斯陆协议》的达成是中东和平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该协议的原则是通过和平实现安全，但内塔尼亚胡坚持只有先确保以色列的绝对安全才能谈和平。他不仅从未真正执行过该协议，还宣扬耶路撒冷的不可分割，并在争议土地上继续大规模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从而彻底关死与巴勒斯坦方面重回谈判桌的可能。自认是“美国通”的内塔尼亚胡还在美国发动宣传攻势，通过在主流媒体上刊登广告、绕开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直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等方式，要求美国和以色列共同捍卫耶路撒冷与西方文明，这也让奥巴马成为巴以和谈的局外人，并导致美国民主党与以色列的隔阂延续到了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时期。
就边缘化巴勒斯坦问题而言，内塔尼亚胡的公共外交在某种程度上是奏效的。特别是在2017年，以共和党人身份出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上台后，内塔尼亚胡抓住机会进一步打压巴勒斯坦的生存空间。从2018年美国驻以使馆迁址耶路撒冷到2019年美国认可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再到2020年美国促成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巴勒斯坦问题几近从国际议程中消失。与此同时，全球各主要国家也逐渐意识到以色列科技与创新能力的价值，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由此获得显著改善。
然而，与此同时，自2015年起内塔尼亚胡及其家人不断被爆出贪污腐败、政治腐化、滥用权力等问题。2016年，以检方授权内政部警务厅对内塔尼亚胡立案调查，并在2018年正式提起诉讼，但因新冠疫情肆虐，直至2021年检方才加大了对案件的调查取证，他本人也两次出庭受审。这一系列事件被认为是内塔尼亚胡在外交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后日益傲慢的表现之一，以在野各党派对其普遍不满，这也造成该国在过去五年举行的五次大选中有三次“流产”，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期被数次分割且非常稀碎。更糟的是，2023年1月起，内塔尼亚胡不断推进旨在强化政府和议会影响力的司法改革来应对以政治困局，从而造成该国政治生态的进一步撕裂。遭到大规模抵制的司法改革还对以军运作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并间接导致军队在面对哈马斯突袭时措手不及。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曾负责以色列国防军战略规划的退役准将布隆姆刊文称，内塔尼亚胡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分而治之策略终究无法带来和平。因为以无法借由军事力量永久遏制550多万巴勒斯坦本土民众对民族自决权和正常生活的追求，边缘化巴勒斯坦问题反而可能激化矛盾。从2007年接管加沙地带开始，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就已成为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任何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以色列政府都应将法塔赫和哈马斯同时纳入巴以和谈的政治协商中，并支持这两者的和解。自2009年起，内塔尼亚胡却对这两者分而治之——一面削弱位于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一面放任加沙的哈马斯坐大，后者甚至将影响力扩展到了前者的“地盘”，这也是从2006年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不敢再度举行大选的主要原因。哈马斯被以色列和欧美国家普遍认定为“恐怖组织”，而法塔赫又无法代表整个巴勒斯坦，所以内塔尼亚胡政府便可以“没有谈判对象”为由停止任何有关巴勒斯坦建国的讨论。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内塔尼亚胡并不担心变得更为激进的哈马斯会反噬以色列。他认为，面对以色列强大的情报和军事力量，任何来自巴方的武装威胁都将在可控范围内。同时，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得到极大改善，甚至与阿拉伯国家“领头羊”沙特的建交都“指日可待”，因此他认为以色列的敌人只剩下伊朗。在此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才放开手脚与极端右翼政党组成执政联盟第三次上台，具有明显种族主义倾向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领导人本·格维尔甚至成为国家安全部长，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环境由此极度恶化。近三年来，约旦河西岸民众的对以抗争逐渐加剧，以需抽调更多兵力维持西岸秩序，这也是以对加沙的防卫出现破绽从而被哈马斯成功突袭的原因之一。
终局已到？
虽然当前加沙地带的大规模战事已结束，但内塔尼亚胡面临的执政危机却越发严重。一是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令加沙深陷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战事造成的大量平民伤亡不仅激起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也让以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二是针对哈马斯突袭时绑架的以方人质的解救行动迟迟未有进展，这让以民众更加失望。这也使以国内外要求内塔尼亚胡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可以说，内塔尼亚胡在过去取得的外交成就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几乎丧失殆尽。更为严重的是，美欧国家大学持续数月的反以示威游行规模正不断扩大，并已成为威胁美欧内部稳定的重要因素，这进一步放大了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外交压力。
当前，内塔尼亚胡已开始整顿军队高层，试图减轻国内外压力。今年4月，以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局长哈利瓦和中央司令部司令福克斯相继请辞，下一个又会是谁？以风格强硬著称的以色列第四任总理梅厄夫人，曾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带领以反败为胜，但随后因战争前期的失利受到责难引咎辞职，此次内塔尼亚胡能否逃脱同样的命运？但无论是何结果，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遗产”所带来的影响都不会轻易消失，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共存问题也将继续长期困扰中东乃至世界。
文章来源于《世界知识》2024年第10期
责任编辑：刘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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