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冬到1930年2月，王稼祥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党的高级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成长为一名政治和思想坚定的共产党员。
25岁的王稼祥同志，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王稼祥同志在党内、军内，和毛主席、朱德军长、周总理一样，是中国工农红军四大领袖。
解放后，王稼祥同志是驻苏联首任大使。1951年1月，王稼祥同志任刚成立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可是，1962年，王稼祥同志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年仅56岁的王稼祥同志，正处于革命事业的黄金时期，被勒令搬出了中南海。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人得志
时间要回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上，有两个人职务的变动引起人们分外注意。
一个人是康生，当时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而另外一位就是王稼祥同志，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在职务上，康生高于王稼祥同志。
康生和王稼祥同志那么引人注目，是因为在过去，两人都被认为犯了一些“左”的错误。
康生在1947年领导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土地改革时，实行了过左的政策。
王稼祥同志则是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犯过“左”倾路线错误。
在新中国成立后，康生长期在山东养病，玩古董，收字画，整天悠闲地过日子。
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紧张，中央组织了一个写作评论的班子，负责人就是康生。
可此时，谁也想不到康生竟然把魔爪伸向了中联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工作。
众所周知，苏联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毛主席对“朋友”自然是重视的。康生就是在这个时期，借着工作之便，经常接触毛主席，进而堂而皇之地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对中联部的工作插了手。
“左倾”错误
说起王稼祥同志的“左”倾路线错误，时间还要回到1925年至1930年，王稼祥同志在苏联时期，曾一度深受教条主义的影响。
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有一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这是人们在讽刺王明和他“忠诚的追随者”，而王稼祥同志是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一员。
1930年2月，刚刚回国的王稼祥同志，脚一落地就担任中央宣传部干事等职。
可是，“硬伤”很严重，他不了解国内实际形势，说起话来文绉绉的，一点儿也不接地气。
还没理出头绪的他就被拉进了王明等人和“立三路线”的政治斗争，并有意无意地成了王明路线阵营的一员。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稼祥同志意识到：目前的样子，与他在苏联了解的有关毛主席的情况很不相同。他主动向组织提出要到根据地去锻炼。
早在1929年底，王稼祥同志还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就听说了毛主席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政权。
1931年3月15日，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三人来到了江西宁都县的青塘。
王稼祥三人作为中央代表，参加了在这里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如何粉碎敌人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围剿”。
王稼祥同志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毛主席，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生动幽默地把敌我情况，和作战形势作了详细的说明和分析。
与会红军将领的眼睛里充满了对毛主席的信服。
会议间隙，王稼祥同志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连忙走近毛主席说：“毛泽东同志，我刚到这里，没有实践经验，不会打仗。听到你的发言，很有启发。会后，我可以向你请教一下吗？”
毛主席亲切地点头笑着说：“自己同志，莫要客气，我也想向你请教一下哟！”
会后，在毛主席的住处，王稼祥同志与主席畅谈了整个通宵。
两人对彼此的作品都很欣赏，一番寒暄之后，话题打开。
毛主席从王稼祥同志在莫斯科的经历开始，问他马列著作中的某个观点，对斯大林的一些看法，再到四中全会的经过，后来又问他初进苏区的印象。
王稼祥同志一一作了回答，紧接着，就急不可耐地开始请教起这位心目中的革命家。
他从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问到井冈山的革命斗争。
王稼祥同志有很多事情都想与毛主席深入探讨。比如：他们一起讨论了陈独秀右倾主义的结果；又到为什么后来“左”倾盲动会失败。
两人深入交流了红军队伍一步步壮大的原因；根据地要如何来发展。
还讨论了有关当前对中央指示，和四中全会精神要如何去理解等。
王稼祥同志有很好的理论功底，但是缺乏实践经验，自然有一些地方与毛主席的看法、角度不同，但是两人都非常坦诚地各自表明己见。
最后，又回到当前红军的作战原则问题，和如何进行反“围剿”的斗争。
不知不觉天都亮了。
毛主席提笔写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送给他。
王稼祥同志对这字的内容和书法都赞不绝口。
这还没有完，毛主席把有关于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有关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问题的报告以及总结，内容包罗万象的材料，一一清点，交到王稼祥同志手里。
王稼祥紧紧握着主席的手说：“你一直在第一线与敌人斗争，阅历深广，经验极其丰富。你讲的道理听起来简单明了，却又是非常有力量，你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惊人之举
王稼祥同志到达根据地后，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委员；1931年10月下旬，成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7日，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27日，任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
当然，王稼祥同志升职那么快，除了本身从苏联学成归来，理论功底扎实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还是同乡。
相比王稼祥同志的一路高歌，毛主席则被排挤，离开了前线。
尽管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事实，明晃晃地摆在那儿。但王明、博古一伙，硬是要按照他们的极左方针执行。
毛主席是反对的，可是，他的建议一点儿不被倾听。
刚来这里半年的王稼祥同志，在这个时候勇敢地站出来，明确表明支持毛主席，并大声说出：“指挥重任，非毛莫属。”
但是，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是少数，结果是非常惨烈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关键一票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路上，王稼祥同志听取，毛主席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王稼祥同志敏锐地认识到：王明、博古、李德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方针，完全不适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必须取消他们的军事指挥权。
恰在此时，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获得情报，说：“贵州方向敌人布防薄弱。”俩人当即计划：不去湘西，要去贵州，让蒋介石白忙活一场。
可是，当时，毛主席没有军事指挥权。
王稼祥同志说：“你放心，我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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