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酒类品种繁多，每一种酒都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不管是文学艺术创作还是文化娱乐亦或是饮食烹饪、养生保健，酒都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给人们带来欢愉之感。
饮食文化和酒文化常常相辅相成，有佳肴的地方必有美酒，因为人们喜欢在放松的时候聊天，所以很多生意人都喜欢在饭局上谈项目，“酒文化”又衍生出了“酒桌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有时候会给人带来烦恼，由此引发的悲剧也不在少数。
2012年，北京的刘先生聚餐饮酒后猝死，家属起诉7名同饮者索赔94万，法院判了。
刘先生在一家公司已经就职多年，年轻人对他这个位置十分尊敬，但是他上面的领导还有几级，所以尽管已经54岁，他还是有很多无法推脱的饭局和酒局，11月27号中午，领导叫上他以及另外6名同事一起聚餐，这一聚就聚出了大问题。
聚餐过程中他们点了好几瓶度数较高的酒，领导讲话时大家为了客气不断敬酒，刘先生本身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之前已经入院检查过好几次，医生早就已经嘱咐他戒烟戒酒，他自己也明知饮酒的后顾很可能十分严重，但是在饭桌上他还是没有拒绝。
几番来回之后，大家都有些醉意，有人得知他身体不好之后还多次劝诫他不要勉强自己，刘先生没有听劝，仍旧继续饮酒，到了这次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倒在了桌子上。
众人看他这样赶紧拨打急救电话，同时翻找他的包企图找到可以用于急救的药物，查找无果，等到急救人员到达的时候，刘先生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经过检查鉴定，确认他死于脑溢血。
家属得知后十分悲痛，处理完后事之后便将与刘先生一同聚餐的7名同事全部告上了法庭，认为正是他们利用自己的“官威”逼迫刘先生饮酒，最终使得旧病复发，酿成悲剧。
家属经过核算之后，向这7名同事索赔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等共计94万元。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说谁主张谁举证，既然刘先生的家属认定是领导劝酒才导致的悲剧，那么他们就需要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确实有这些事实的存在。
然而这种证据难以提供，当时在场的其他7位同事的回答十分一致，他们都表示当天没有任何劝酒行为，在得知刘先生身体抱恙之后还有人劝他适量饮酒，他自己坚称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刘先生家属所说的强硬劝酒行为是不存在的。
正因如此，所以法院在审理此案时认为刘先生作为一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自己身体抱恙且医生多次嘱咐不能喝酒的前提下仍旧喝酒，在没有人劝酒的前提下坚持喝酒，最后导致脑溢血，属于个人行为，不应当由他人担责。
其他7名同事是否构成侵权其实要从4个方面来看：损害事实、违法行为、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过错。
同事之间自愿聚餐这一行为本身没有问题；坐在一起为了助兴点了几瓶酒也没有问题，合情合理，不违法；刘先生死亡的损害事实虽然存在，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是由其他几名同事造成，所以他们没有承担责任的理由，法院驳回了刘先生家属的诉求。
家属对这一判决很不满意，再次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在审理时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得当，刘先生的死亡确实与其他几名聚餐的同事没有关系，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不构成侵权所以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维持一审判决。
此案告结，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在聚会上发生的意外都会是这种结果，刘先生的几名同事之所以不用承担责任，是因为他们本身没有过错，首先没有劝酒，其次甚至对他的不理智行为进行规劝，在意外发生时也第一时间进行了抢救行为，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如果换成了另一种做法，则结局会完全不同。
在司法实践中，同桌喝酒的人如果有以下几种行为的话，必须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 有强迫性劝酒行为。假设在刘先生本身不打算饮酒的前提下，同桌有人不断进行劝酒，并以职位权势作为要挟，强制性要求他喝酒，则最后出事的时候这名主要劝酒的人负主要责任，其他人如果没有进行劝阻，则也要承担一定责任。
（2） 明知对方有疾病还劝酒。在本案中，刘先生本身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这一点他已经告诉了大家，如果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还逼迫他饮酒，则罪加一等，责任更加重大。
（3） 未尽到看护义务。假定在没有人劝酒的情况下，刘先生自行饮酒还是出了问题，而他的同桌人士明知他已经出现了状况却还是没有对他进行照顾，不采取救治措施或者不将其送回家，都属于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进行赔偿。
适量饮酒增加兴致，但是饮酒具有风险，特别是对于身体本就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同毒药一般的存在，所以一定要注意适量，也千万不要强迫别人饮酒。男子聚餐饮酒后猝死，家属起诉7名同饮者索赔94万，这应当是一个警钟，时常给那些喜欢喝酒、劝酒的人提醒。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