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基本素养|哲学家|孔子|康德|政治家|苏格拉底

康德说：“真正的哲学家必须成为自由自主的自己思想者，而不能奴隶般的模仿地使用他的理性。”一语道破哲学家的基本素养问题。哲学家应该保持理性，而且都要敢于冲破理性，做到自主思考，自由思考。

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混杂着真理与谬误，实在与虚妄。要想找到准确的目标，就必须允许哲学翱翔于众多无法预知的、不稳定的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上。哲学的性格应该是开放的，是不畏艰险的，是从不满足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在哲学著作《万物本原》中写道：“哲学是可能性的贞女，在困难的时代，她守卫着圣火。”哲学家要看到各种可能性，而且要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和经验，还要保持开放的胸襟，不断进取，着实不容易。甚至很多人学了哲学以后，就再也快乐不起来了。就好像整天思考问题的苏格拉底，越思考就越是怀疑，越怀疑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就越不快乐。

哲学家和政治家不同，哲学家需要超越政治之上，思考多学科的问题，而不是专注于权力的建构和使用。政治家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在“可能性”中做出选择。选择无论明智与否，必然要对“可能性”加以限制和监督。而哲学家需要看到各种可能性，而且不能被政治权力束缚，不能受到胁迫甚至威胁。康德论述过国王与哲学家各有所司的话：“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是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但是无论国王们还是（按照平等法律在统治他们自身的）国王们的人民，都不应该使这类哲学家消失或者缄默，而是应该让他们公开讲话；这对于照亮他们双方的事业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因为这类哲学家按照其本性不会进行阴谋诡计和结党营私，所以也就不会蒙有宣传家这一诽谤的嫌疑了。”哲学家掌握权力之后，就会变成政治家，而不是纯粹的哲学家。无论是商鞅还是王安石，变法都具备政治属性，一个成功了，却被自己的新法束缚，最终死于非命；一个没成功，成了被人诟病的对象。

哲学在政治领域被称为政治哲学，但已经不是纯粹的哲学了。哲学家不能成为政治家，应该保持自由的理性和思想。哲学家的思想似乎“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但又分明来自现实，显得那么真切自然。当罗格斯说“水是万物之源。”的时候，哲学名言就诞生了，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像罗格斯一样说出那样的名言。哲学道理好像司空见惯，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认识的。而发现哲学规律，总结出来，还要发表出来，让人们都接受了，就算是哲学家了。但是哲学家不能被权力同化，不能被资本收买。一旦哲学家成为国王，也就不再是哲学家了，起码会受到权力的束缚，不会自由思考了，也不会保持思想的自由。而哲学家被资本收买之后，就会为资本站台，甚至推销假冒伪劣产品，也就败坏了自己的名声。

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地位，时刻对一些现象保持警惕，还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不和任何权贵合作，当然也不一定清贫，需要挣钱养活自己，但思想应该是自由的。可是，哲学家的思想并非那么可靠，毕竟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哲学家也不例外，会有自己的认知方式，有自己认识的角度。哲学家很可能会陷入偏激，会认为自己的理性才是可靠的，就好像一个普通人过于自信，认为自己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想到的事情就是真实可靠的一样。哲学家有自己的理性，但这样的理性很可怀疑。康德发现了这种理性的片面性，要哲学家不做自己理性的奴隶，而是保持自由思想的态势。哲学家的理性是在思考中获得的，甚至是长期经验的积累，但并不能说完全正确，很可能有漏洞，很可能陷入了偏执的境地，需要保持开放性，吸收新的知识和文化，还要不断反思。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很多哲学家都善于反思，也善于总结自己的思想成果。只是，过于自信的哲学家往往会自恋。

佛陀说的佛和老子说的道似乎有相通的道理，但又不是一回事，老子说的道和孔子说的道，似乎也不是一回事，但他们论述的理论有很多都是一个意思，却保持了不同的姿态，还有很多不同。难道是“同出而异名”？王阳明的心学和传统的道学似乎是一回事，但都有缺陷，都有封闭性。真正的哲学家不会囿于自己的理性，而是时刻对自己的理性保持警惕，保持开放的胸襟，吸收新的学说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