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18日，新四军四师九旅某连指战员冲进了国民党韩德勤部总部，俘虏在场一大批军官。指导员孙长兴问道：“谁是韩德勤？”
在战场上，这样直接询问俘虏谁是最高长官的问题往往不会得到回答，或者得不到真实的回答。
而且韩德勤并没有刻意隐藏自己，从着装上新四军战士们已经可以看出谁是最高长官。
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有此一问，实际上是打算就这么糊弄过去，将韩德勤当作普通俘虏释放掉。
韩德勤
出乎在场所有人意料的是，身份已经很明显的韩德勤自己突然出了声：“我就是韩德勤，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江苏省主席。”已经如此不“低调”的韩德勤，还主动提出要见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和政委邓子恢。
孙长兴等人一下子为难了，这真是“计划没有变化快”，谁也没想到韩德勤会自报家门。他们更没想到的事情还在后面：提出要见四师师长和政委后，韩德勤又“反客为主”质问道：“是谁下令打国军？”“你们为什么要打国军？”
这一连串的变故已经不在连指导员可以处理的范围之内了，孙长兴等人只好将韩德勤押解到了旅部，不久后又押送到四师师部。
就这样，要如何处置韩德勤这个难题就被丢给了彭雪枫和邓子恢。
抗日战争时期，淮北抗日根据地领导人合影。左起：刘瑞龙、彭雪枫、邓子恢、张震、吴芝圃
韩德勤被押送到四师师部时还摆着一副战区副司令的架子，为了给他留点面子，彭雪枫将责任都推到了已经被击毙的王光夏身上。
谁想韩德勤有了台阶也不下，反倒是蛮横地说：“王光夏是我的部下，打他就是仇视我。”
彭雪枫的脾气一下子也上来了，他历数几年来新四军在苏北地区孤军作战对抗日军、有时还需要援助国民党军的事实，又将韩德勤屡次破坏合作、制造摩擦的罪行条分缕析地细致说明。
说到最后，彭雪枫质问道：“难道只有我们主动跳到洪泽湖淹死，才算我们执行协议吗？”一番话说得韩德勤哑口无言，他被迫承认了过错，又要求面见军长陈毅。
彭雪枫
很快，彭雪枫和邓子恢将情况报告给了新四军军部，特别注明了韩德勤已经主动表明自己身份的问题。
陈毅军长对战况很满意，至于如何处置韩德勤，他打算按照原计划走：佯装不知，与一部分中上级军官一起释放。
陈毅决定释放韩德勤主要是因为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国共两党仍处于合作的状态，不然中共方面必然不可能放过韩德勤这个声名赫赫的反共分子。
即便是两党仍处于合作的情况下，新四军军部仍有许多人主张严惩韩德勤，至少要用他来交换国民党扣押已久的叶挺将军。不得不说，这都是韩德勤自己作的孽。
彭雪枫和陈老总
韩德勤之所以能担任苏鲁战区副司令、江苏省主席这样重要的职位并不是因为他能力突出，而是因为他与顾祝同私交甚好。
1909年韩德勤考入江苏陆军小学第四期，在这里结识了顾祝同。两人小学同期，1918年又一同从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毕业时甚至结拜为“把兄弟”。
毕业后的韩德勤先后到了皖系军阀、川军中，他在川军张冲第二混成旅做第一团副团长时，团长就是刘伯承元帅，两人在1924年的川东战斗中一同负伤，韩德勤还曾经在刘伯承弟弟家中养伤。
病愈后他没有留在川军，而是返回原籍，在江苏督办公署谋了一份小差事。
与此同时，顾祝同已经在国民党中担当了重要职务。1921年就投奔了孙中山北伐大本营的顾祝同彼时已经称得上“元老”，更重要的是他与保定军官学校校友蒋介石一见如故，曾协助蒋介石筹办黄埔军校，在国民党两次东征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顾祝同
战功加身再有蒋介石的赏识，顾祝同的职位升得非常快，在1926年1月已经到了少将副师长级别。
在国民党中已经拥有了一定话语权的顾祝同没有忘记自己的把兄弟。早在他投奔孙中山之时就曾经给韩德勤写信，邀请他到广东一同发展。但韩德勤没有看清局势，宁愿在南京做一个普通的小课员。
直到1926年初，刘伯承从四川到了上海时想起了韩德勤，力邀他前往上海会面。两人在上海点评时局，议论前途，相谈甚欢。
解析了当时的时局后，刘伯承力劝韩德勤前往广州参加北伐，并以两百元旅费相赠。韩德勤听从了刘伯承的建议，前往广州投奔了顾祝同，经他推荐担任了中校副官处长一职。北伐战争后，顾祝同又推举韩德勤担任了第三师参谋长。
刘伯承元帅
因为资历不深，也没什么带兵经验，韩德勤在国民革命军中始终担任参谋职位。这让自诩带兵能力不俗、权力欲望又很强的韩德勤很不满，他多次在顾祝同面前表现出希望能够指挥大军、掌握实权。
顾祝同也没有亏待自己的兄弟，1929年5月蒋介石大肆排除异己时，顾祝同借机推举韩德勤上位，担任第三师第七旅旅长，拥有了实在的兵权。1931年，他升为第五十二师师长。
韩德勤很快用事实证明：他调兵遣将的能力真的很一般。1931年8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原本已经到达江西兴国的五十二师准备向兴泰退却。
8月下旬，他们在方石岭遭遇了红军主力黄公略部的伏击。这里山势险峻，前后联络不易，兵力优势和火力优势都不容易展开。
听到枪声一响韩德勤便知道中了埋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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