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的现状，仿佛是一个在黑暗中挣扎的胎儿，急需寻找出路，迎接新生。
从2022年1月到2024年5月10日，短短两年多，至少有31家医疗机构产科相关业务“被砍”，且这个数字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不过造成这个结果，原因也有很多方面。
比如湖南省娄底市中医医院和江西省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这些机构的优势和主要业务本就不在产科，而随着生育率的逐年下降，产科业务的缩减，导致年年亏损。
江西省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院长坦言：产科成立8年来，每年亏损高达300万元，医护人员数量是产妇的好几倍。
其实，随着产科业务的调整，也映射了当前社会生育趋势的微妙变化。
我们不难发现，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不仅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改变，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和选择也在悄然转变。
孕妇们更倾向于选择高级别的医疗机构进行分娩，这无疑对中等城市的医疗机构带来了新的挑战。
余腊梅医生在受访中提到：随着生育政策的变化，现在接收的孕产妇和以前不一样了，高龄产妇、高危妊娠等复杂情况都在增加。
先说说孕妇的平均年龄，真的是越来越大了。余腊梅医生回忆道，十多年前，她面对的都是23、24岁的年轻产妇。
但现在，产妇的主力年龄已经推迟到了30岁左右，甚至超过40岁的高龄产妇也是屡见不鲜。就在最近，余腊梅医生负责的一位产妇，竟然已经46岁了！
“现在的女性接受教育的时间长了，择偶结婚的年龄自然也就延后了，怀孕年龄跟着变大也是理所当然。”余腊梅医生这样解释道，“再加上生殖医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让那些原本身体生育条件不太好的人也能怀上宝宝。”
不过，随着孕妇年龄的增长，患有各种妊娠并发症的孕产妇也是越来越多。
基层的妇幼保健院一遇到疑难杂症，就会让孕妇转到基层的综合性医院。要是问题还是棘手，那就得转到省会城市的顶级妇幼保健院或者综合大三甲的产科去了，而在政策方面也在鼓励这种“分流”。
2017年，原国家卫计委就颁布了《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与管理工作规范》，把孕产妇的风险分为了“绿、黄、橙、红、紫”五种颜色。
除了被评为“绿色”的孕产妇外，其他颜色的都建议在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进行产检和分娩。
这样一来，头部医院的“虹吸”效应就形成了。
但尴尬的是，分娩量虽然维持住了，但产妇的情况却是越来越复杂。像江西省妇幼保健院这样的省级围产医学中心和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就收治了大量的转诊危重症孕产妇。
在曾经的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那条“救救产科”的社交动态下，有一条留言格外引人注目：“生孩子的女生多少都有些后怕，毕竟在产科，有时我们被‘不当人’对待。”这短短几句话，却道出了许多产妇的心声。
记者实地走访了上海的几家公立医院，所见所闻让人颇感唏嘘。
产科的普通门诊候诊室里，只有冰冷冷的不锈钢座位，座位有限，使得一些孕妇只能无奈地站着等待。
女厕所的设施也让人皱眉，洗手没有热水、纸巾，上厕所经常要排队。
更别提那少之又少的坐便器，大部分都是蹲坑，这对于挺着大肚子的产妇来说，做个尿检都成了难题。
网友们也纷纷吐槽，待产时一排排的孕妇挤在一个产室里，家属不能陪同，按了呼叫铃，助产士也不能立刻回应。
而麻醉师的紧缺，更是让许多想要早点无痛分娩的产妇苦不堪言。
为了寻求更好的服务，越来越多的孕妇开始转向私立医院，哪怕需要支付比公立医院高出5-20倍的费用，也在所不惜。
如今，许多公立医院也开始行动起来，升级硬件设施，提升服务质量。温馨的装修风格、一体化产房、独立卫生间、智能马桶、WiFi全覆盖……这些过去在私立医院才能享受到的待遇，现在也开始在公立医院出现。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黄浦院区、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南区、广东省惠州市第一妇幼保健院产科二区等都已完成了这样的优化改造。
不仅如此，许多公立医院还开始提供孕妇学校、导乐、无痛分娩、家属陪伴分娩等贴心服务。
卫健委也强调，要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人性化分娩服务。
这样的改变，无疑让准妈妈们在生产过程中感受到了更多的温暖与关怀。
与此同时，私立医院也在不断地从公立医院身上汲取营养，不仅在全面建设科室上下功夫，更在努力提升多学科会诊和危重症的救治能力。
要知道，私立医院的人力成本可不低，能够在这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的，必定是那些综合实力出众、服务体验一流的医院。
可当公立医院开始认真“卷”起环境和服务时，私立医院的就诊量自然会受到一定影响。
有些私立医院甚至不得不面临裁员、降薪甚至是破产清算的困境——南京华世佳宝妇产医院和石家庄的圣禄嘉妇产专科医院就是前车之鉴。
后者这家由香港独资的私立医疗机构，尽管投资了近6亿元，拥有500张床位，但在开业七八年后，最终还是黯然收场，资产拍卖价竟然不足1000万元，令人唏嘘不已。
然而，在生育量迅速萎缩的大背景下，无论是私立医院还是公立医院，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可尽管国内产科一直在试图完善自己，很多孕产妇却并不买账，她们认为，国内的产科服务与国外仍存在较大差距。
比如在加拿大医院，每位产妇都能享受到“1比1”的专业护理服务，医院的产房宽敞而明亮，每间都配备了舒适的浴缸和卫生间，只要麻醉师有空，产妇随时可以申请无痛分娩。
不过，更贴心的服务，往往也伴随着更高的费用。
张俪在美国体验了一次分娩，对那里的环境和整个分娩过程都赞不绝口。然而，当账单送到她手中时，她不禁咋舌——仅仅是顺产的费用，就高达约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1.7万元）。
虽然如果有商业保险的话，能报销其中的一大部分，但遗憾的是，她并没有购买。
“要是国内生个孩子也要花上好几万美元，那产科就算生育量下滑，也能稳稳地生存下去。”段涛笑着说，“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实际情况是，产科业务的定价普遍偏低，在小城市，顺产的费用甚至不到1000元，而在大城市，即便价格稍高，也通常不会超过万元。
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在公立医院顺产的人均医药费用为3547元，而剖宫产的费用则为9119元。
到了2022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的女职工人均能报销的生育医疗费用为5899元。
段涛在他的产科“求救信”中曾自嘲道，产科的收费标准最初是按照乡下接生婆的定价来设定的。
然而，提升产科费用并不能依赖于手术。段涛强调，“产科的首要原则是保障母婴的安全。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什么都不需要做——直接顺产，没有任何并发症。”
但这显然与当前产科的考核方式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盈利性不强也是产科大量关闭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部分面临关停的产科也在积极探寻转型之路。
不可否认的是，产科的情况确实特殊，它与其他科室有着显著的差异。
在许多科室，病人们或许可以稍作等待，但生孩子这件事，却是刻不容缓的。
无论是深夜还是凌晨，无论是平日还是假日，医院的产房和手术室都必须365天、24小时全天候开放。
产科医生、新生儿科医生、麻醉科医生以及助产士等多个岗位的专业人员，都需要随时待命，以确保每一位即将降临的小生命都能平安到来。
但在日本，虽然许多医院产科的运营模式与我们有所不同。
在那里，许多产科医生是兼职的，而病房也常常是混合使用的。尤其是在中小城市，混合病房的使用率超过了50%。当产科进入淡季时，那些专业的护理人员也可以为其他科室的病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或许，日本的产科经验可以稍作借鉴。
近两年来产科的“洗牌”，不仅对自身科室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的涟漪效应也触及到了其他相关科室，尤其是儿科。
在日本，除了对高危产妇的特别关注外，新生儿护理也逐渐成为了公众和医疗体系的焦点。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近年来大力提升了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数量，从2014年的每万活产儿30.4张床位，增加到了2020年的40.4张。
在中国，面对产科的变革，多地综合医院的产科和妇幼保健院也在积极寻求新的运营模式。
他们正在尝试集团化运营，通过整合当地的妇女和儿童医疗资源，以拉长产科的服务链条。
这种模式旨在全方位挖掘和满足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需求——“先让一胎家庭满意了，再带动二胎、三胎的需求。”
一些妇幼保健院甚至开设了月子中心、一站式备孕早孕中心等，以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
同时，在高龄妊娠越来越普遍的背景下，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也逐渐被纳入医保，成为了新的业务增长点。
然而，产科的变革也带来了人员流动的问题。
在裁减产科业务的31家医疗机构中，近半数的咨询电话无人接听或是空号，这使得外界很难了解产科医护人员的具体去向。
即使电话接通的医疗机构，也往往不愿透露产科医护人员的流动情况。只有湖南和江西的两家医院明确表示，部分产科人员已经转去了妇科。
值得一提的是，产科作为公益属性极强的基本医疗服务，其医护人员的培养成本极高。
培养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产科医生，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来积累和沉淀疑难杂症的处理经验。
据了解，一些医院的产科护理人员已经开始身兼多职，以应对人员减少带来的工作压力。然而，对于产科医生来说，跨科室流转却并非易事。
年轻医生可能还有转科的可能性，比如从产科转到妇科，但对于那些资深的产科医生来说，转科就显得尤为困难，毕竟他们已经在这个领域投入了一生的心血。
或许，产科的变革会带来阵痛，但这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求，为更多的家庭带去幸福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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