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亲妹王营一生坎坷，19岁失子23岁丧夫，晚年中央给她一个惊喜|延安|战争法|王明|王营|红四方面军

说起王明，不少人都听说过他的名字，尤其是和他紧密相关的“王明路线”“左倾冒险主义”,更是被写进了课本，牢牢印在了许多人脑海中。

王明

而说起王营，恐怕就没多少人知道这个名字了。而这个王营不是别人，正是王明的亲妹妹，不过，相比较于大哥王明的一生“辉煌”，妹妹王营的人生就显得暗淡很多。她19岁弄丢了儿子，23岁丈夫又去世，还曾经沦为俘虏受尽折磨，一生隐姓埋名低调做人，直到去世也没有享受过什么，称得上一生坎坷。

因此，为了感谢王营一生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在她晚年中央帮她实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愿望。

因此，晚年的王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这个昔日的童养媳，现在正过着幸福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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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王营一生到底经历了哪些坎坷？中央又为她实现了什么愿望呢？

“大团长”与“小代表”

王明原名陈绍禹，是陈家长子，父亲陈聘之为人淳朴正直，曾做过私塾先生、店员，没有固定职业，收入微薄，只能勉强养活一家。

而陈聘之却不止王明一个孩子，在王明之前还有一个大姐，之后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一家五个孩子，养育压力可想而知。因此，在艰苦的环境下，大姐陈先民早夭，二妹陈映民仅出生七天，就被送给了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童养媳，以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

陈聘之将全家的希望都压在了长子陈绍禹身上，因此在全家节衣缩食的供养下，王明读书十分用功，先后考入安徽省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和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后来更是前往苏联留学，可谓风光无限。

王明

和这位大哥形成对比的，则是二妹陈映民。她从记事时就已经是别人家里的童养媳，没爹疼没娘爱，命运在出生的第七天就已被定死，这一切，只为了让大哥有学上。而王明的这位二妹陈映民，正是之后的王营。

陈映民出生于1913年，是陈家最小的女儿，和王明年龄相差了10岁。对于这个妹妹，王明向来是没什么印象的，只因陈映民出生仅几天就送给人做了童养媳，而他又常年在外读书，和陈映民不经常见面，寥寥几次见面，也只是客气的寒暄，丝毫没有一个兄长的样子。

好在，吕家一家都是忠厚人，陈映民到了吕家之后没有受到什么虐待，只是金寨县长期是贫困山区，当地百姓大多缺吃少穿，因此陈映民从小没少吃苦，一年到头都难得吃上一顿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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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在大革命的号召下，地处豫皖边境的金家寨也迎来了革命思潮，许多人喊着闹革命，各地也纷纷组建起农民协会，号召农民参与进来。当时陈映民的丈夫吕绍文受到了革命号召，决定参加农民协会，而作为吕绍文的妻子，陈映民也夫唱妇随的跟着丈夫加入了农协。

当时金家寨的农民协会由共产党员桂伯炎、袁继安领导，当他们看到有女同志加入进来时，便主动上前，希望陈映民能够发挥女性在宣传工作上的长处，担任农民协会的妇女代表，向乡亲们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妇女活动。

当时陈映民年仅13岁，又不识字，听到桂伯炎等人的请求后担心难以胜任，便有些畏缩，不过在其他协会成员的帮助下，陈映民还是接受了妇女代表的职务，并很快适应了这一工作。在党的领导下，陈映民和农协成员一起到附近村庄宣传革命思想，并在当地组织起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童子团，和农民协会配合着一起开展土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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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映民的第一次革命经历，也是从这里开始，她踏上了一条革命道路。

1928年，陈映民和丈夫吕绍文正式结婚，婚后陈映民继续领导当地的儿童团和妇女工作。由于她在儿童团中是年纪大的，在妇女协会中是年纪小的，因此儿童团员往往称她为“大团长”，而妇女们却称她为“小代表”。

并且，由于陈映民的宣传鼓动，陈映民的娘家一家也纷纷投入到了革命之中。当时王明已经加入共产党，并且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因此在二妹陈映民以及大哥王明的带动下，1929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陈家一家先后投入革命。王明父亲陈聘之还参加了当年5月的金寨立夏节起义，并担任六安六区赤色互经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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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的号召下，陈家一家、吕家一家，以及王明母舅一家共三个家庭都参加了革命，可谓满门忠烈。而就在1929年5月立夏节起义之后，二妹陈映民生下了一个孩子，这是吕家的长孙，因此孩子一生下来，吕家就为其取名“吕美成”，将其当成了全家唯一的宝贝看待。

不过，即使在生育前后，陈映民也没有放下革命事业。在不便行动的日子里，她便带着妇女协会的女同志一起为红军编草鞋，缝纫衣服，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稍微能活动了，便将孩子托给婆婆照顾，自己则随着红军和游击队前往各个民团宣传，了解红军各部队的情况。

背着儿子“跑反”

1929年下半年，陈映民被任命为少先队指导员，而当时的少先队队长正是后来的开国中将皮定均。

皮定均

一次，陈映民和皮定均外出配合红军工作，在前往联系红军的路上发现了当初被红军打跑的反动民团行踪，于是陈映民和皮定均两人连忙赶到红军驻地，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上去。在红军的进剿下，反动民团残余被成功剿灭，其头目汪东阁也被绳之以法。

经过这次事件，组织看到了陈映民的努力，鉴于她以往的革命成果，组织决定将其吸收进共青团。1930年，在皮定均的介绍下，陈映民成为了一名共青团员，并被任命为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次年儿子断奶后，她便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成了一名红军女战士。

在红军队伍中，丈夫吕绍文是战士，她是宣传员，两人同在一个师内，彼此之间也有照应。同时，丈夫的两个弟弟吕绍武、吕绍全也都加入了红军，因此在吕家一家参军期间，孩子的养育任务只好交给了家中的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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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陈映民加入红军后便被吸收为共产党员，接着继续在部队中工作。然而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日新月异，鄂豫皖苏区建立以来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对其虎视眈眈，多次派兵到苏区进行“围剿”，鄂豫皖苏区面临着巨大威胁。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转移时，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还有跟着红军队伍转移的群众都加入了队伍，因此在长长的红军部队之后，还跟着上千“跑反”的群众。

所谓“跑反”即被反动敌人追赶逃跑，红军转移时许多心向革命的群众害怕反动派占领苏区后遭到残害，因此只好跟着红军一起转移，由于人数较多，红军战士们就将这支队伍戏称为“跑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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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陈映民是和丈夫一起随部队转移的，当时吕氏三兄弟以及陈映民都在红军队伍中，但当时部队转移时吕美成才3岁，陈映民不放心把孩子留在家里，因此只好将孩子带着一起上了路。

在长长的红军队伍中，陈映民一边跟着部队行军，一边背着孩子，很快就落在了后头。刚开始时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的陈赓注意到了陈映民，陈赓看到她背着孩子，行军负担重，便让她跟着师医院走，走不动了就把孩子放在担架上赶一阵，到了宿营地后，随军的军医也好照顾母子二人。因此，刚开始的路虽然辛苦，但陈映民母子二人还算平安。

然而部队出了省之后，敌人开始从中原、鄂西等方向包围过来，因此在行军到鄂东北地区时，红军队伍遭遇了敌人袭击。为了尽快穿过敌区，红军加快了行军速度，这对那些体力不支的战士和跑反队来说可谓是灾难，在枪林弹雨中，陈映民背着孩子越走越慢，渐渐脱离了队伍，而在急行军中谁也顾不上谁，因此陈映民只好慢慢吊在部队后面，慢慢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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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随着时间的拉长，陈映民母子和红军队伍的距离越来越远，最后连后卫部队都看不到了，带着孩子的陈映民无奈，只好跟着走得最慢的跑反队一起行动，日夜不停地追赶红军。

不过这时候的跑反队已经没有了当初上千人的大部队，经过上千里的长途跋涉以及枪林弹雨之后，许多群众被甩在了后面或主动返回家乡，如今还在跟着队伍的仅剩下了十几名青年妇女，她们都是坚定追随革命队伍，渴望加入红军的女战士。陈映民来到跑反队后，由于她是掉队的红军，因此众人对她十分敬重，在追赶红军队伍的过程中，众人纷纷帮她替换背孩子，以减轻她的负担。

在十几个人来回倒手背孩子的情况下，陈映民终于跟上了这支“娘子军”的行军速度，加上一路上的老乡帮助，她们距离红军部队越来越近，眼看就能追上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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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失子丧夫

在行军过程中，一个三岁多的孩子说重不重，但在不停地赶路下，多一点点重量都是巨大的负担，更不要说几十斤重的孩子，因此尽管有十几个人来回倒手替换背着，但众人还是疲累不堪。

正当众人累的气喘吁吁地时候，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乡出现在众人身边，提议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

众人一路上受过老乡不少帮助，听到有人要帮忙抱孩子也没有多想，于是便将孩子递给了他，可那老乡越走越快，慢慢竟将她们甩在了后头，十几人紧赶慢赶也没有赶上。等到赶到宿营地的时候，众人四处找不到那位老乡，才反应过来孩子丢了。

照料了一路的孩子在十几个人眼皮子底下被人抱走，众人既焦急又内疚。可众人分头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孩子的身影，就连那位老乡，附近的村民都说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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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民弄丢了儿子，几次哭得昏厥，但后有追兵，又要追赶红军队伍，她们不能耽搁太久，因此在其他同志的安慰下，陈映民只好先去追赶红军队伍。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她们这仅剩十几人的跑反队终于追上了红军部队，陈映民找到了丈夫，回到了原部队，跑反队其他同志也被红军部队收留，加入到其他部队当中。之后，陈映民跟随红四方面军穿越数千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横穿中国来到了川陕地区，在这里，经历了严峻考验的陈映民被委以重任。

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同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领导四川北部的妇女工作。在这里，她带着数百名妇女同志在当地进行宣传活动，组织妇女运动，还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成立了红军妇女独立团。1935年2月，这支全部由女战士组成的红军队伍扩编为了独立师，陈映民在其中的贡献自然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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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陈映民和三千多名女红军一起向陕北转移。由于战乱，追赶上红军的陈映民三年都没有见过丈夫几次，而自从参加长征之后，更是彻底没了丈夫以及两个小叔的消息，这让陈映民隐隐感到不安。

然而，没等到她打听到丈夫的消息，她们妇女团就被敌人打散。在冰天雪地里走了几天几夜后，原妇女团全军覆没，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等主要干部全部被俘虏，陈映民也在其内。沦为俘虏后，陈映民先是被关押了一阵子，之后被押解到青海一个被服厂做苦工。

　在被服厂里，她们形同奴隶，不仅没有工资，还时常受到毒打。偶尔，还有国民党伤兵过来抓人做老婆、丫鬟，不愿意就往死里打。

后来，在一位好心司机的帮助下，陈映民从魔窟中逃离，一路流浪乞讨回了安徽六安老家，彼时的她没了儿子也没了丈夫，顿觉失去了一切，一股无依无靠的感觉油然而生。

王明

1937年，陈映民和父亲陈聘之前往武汉投奔王明，随后被安排到延安担任工作。到了延安后，她仿照大哥改名“王营”，从此长期在后方工作，且担任的只是一些保管员、营业员等非重要职务，直到退休，也不过担任了重庆水产公司的人事科科长一职，和从前的“省委常委”可谓天差地别。

而到了晚年，她也终于得知了那失踪数十年的丈夫以及小叔的消息，原来他们早已牺牲在了当年的长征路上。尽管悲痛，但数十年的时间，陈映民心里早就猜到了结果，因此最后的答案对她来说也只是解了心里一个结。这个结解开后，陈映民牵挂的就只剩当年跑反时丢失的儿子。

当年儿子虽然被人抱走，但想来那人应该不会害了儿子性命，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儿子应该还存活于世。因此，在临死之前见儿子一面，就成了陈映民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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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鉴于陈映民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决定帮她实现这个愿望。1977年，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出现在工作人员视野中，经过比对，工作人员确定他便是吕美成。找到生母后，吕美成也欣喜万分，1978年，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吕美成从河南前往重庆探望陈映民，至此母子相见。而陈映民梦寐以求的愿望，也在组织的帮助下实现。

因此，陈映民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这个昔日的童养媳，如今正过着幸福的晚年。”

相比较于哥哥王明的一生，陈映民的人生无疑是暗淡无光的。刚出生就为了大哥求学牺牲了自己的人生，长大后又为了革命东奔西跑，受尽磨难，吃尽苦头，最终的愿望也不过是希望和亲人见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