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国抗战的种种迹象已经明朗，日本彻底失败已为时不远，血雨腥风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很多，但付出总是伴随着收获，我们赢得了国际上应有的尊重，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更可贵的是长了民族志气！
此时报刊、电台、多为肯定蒋介石的溢美之词，蒋介石却仍不满足，他“心愿未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壮大、似乎越来越成“气候”，朱德也在他的抗日报告里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共有九十几万军队，另外还有二百几十万民兵——这对蒋介石来说可谓是个“要命”的数字。
而这个数字，几乎涵盖我军所有精兵强将，也成为了我后期四大野战军的雏形，其司令员皆由我军统帅级战将担任，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也被授元帅军衔，但是四大野战军统帅离不开他们的亲密助手——参谋长，他们为革命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后都授予什么军衔呢？
时光飞逝，时隔不到四年。1949年初，让蒋介石瞠目结舌的是：解放军“要命”的人员数字还在急速飙升，原来的大小、强弱，迅速幻化，眼看着大势被慢慢蚕食，国民党军“优势已不在我”。
为了适应我军形势迅猛发展的变化，1948年11月，我党颁布了部队番号的条例，要求各野战军：逐步实现正规化，全军部队番号按照部署统一进行规定。随即各野战军以四个区划分整编，梳理隶属关系，由此大名鼎鼎的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正式亮明了“身份”；1949年1月底，三大战役的胜利宣告国民党精锐消耗殆尽，长江北面的反动政权已是负隅顽抗，存活不了多久了，扫平全中国，彻底建立新中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未来可期。
由此按地名命名的番号也就显得“落伍”了，由此：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挂帅。该军历史悠久、几经奋战，其骁勇善战程度从抗日战争的浴血杀敌、陕甘宁“不为瓦全”那一段历史中就已初露端倪了。
该军参谋长阎揆要，于1904年出生于陕西省佳县，中学读书时就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逐步确立了革命理念；1925年他作为黄埔军校一期生参加了东征，因颇有战果，成为国民革命军团长；在进步思潮影响下于1926年加入我党，并发动了陕北清涧起义，成为陕北地区最早开启武装斗争之路的先驱。
1930年，杨虎城的部队进驻陕西后，阎揆要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了杨虎城的部队工作，为协调部队作战、往来合作事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周恩来当年在给阎揆要的信中曾经嘱托于他：“你担负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小心谨慎”。西安事变发生后，阎揆要根据周恩来“抗击蒋军七天内不得进西安”的亲笔指示，带领一个团布置在前沿一线，与前来进攻的国民党军激战，成功守住了通往西安的大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8年秋，阎揆要根据党的部署，离开国民党军重返八路军指挥机构工作。解放战争开始后，阎揆要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等职务，先后协助彭德怀司令员组织指挥了西北战场的西府、荔北、陕中、扶眉、兰州等著名战役。
在1947年5月3日的延安保卫战中，胡宗南部队抵近解放军掩护阵地，但我军却停止了进攻，胡宗南滕然感到更加的恐惧，因为与我军交手这么多年来，他深知我军打仗的习惯，通常是昼伏夜出，一轮攻击停止后，接着而来的是又一轮更加猛烈的进攻。
果不其然，到5月3日傍晚，彭德怀就指挥西北野战部队对蟠龙发起了第二轮进攻，原来5月3日的一整天，阎揆要都在开“战时诸葛亮会”，作为率领深入敌后破袭延安以南的公路的奇兵，他们在讨论夜间进攻的问题，会后大家都认为对壕作业势在必行了。
所谓对壕作业，就是把壕沟一直开到敌人阵地的碉堡下，靠壕沟的掩护冲到敌人的阵地上去。5月3日晚间战斗一打响，我军的每个连、每个排都安排了大量的对壕作业部队拼命地挖啊掏啊，到5月4日清晨，一条条壕沟弯弯曲曲伸向了胡宗南167旅的每一个阵地。野战部队从壕沟里不断冲向敌阵，嘶杀声、喊杀声、枪炮声响成一片，当即拿下了阵地。
新中国成立后，阎揆要被授予中将军衔。历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重要领导职务；戎马生涯60余年，其长期在军事战线上担任高级指挥员，叱咤风云，充满传奇，可是晚年的他从来不谈自己。很多人曾经多次请他谈谈他的传奇经历，想为他写点什么，但他总特别低调朴实地说：“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也没有什么可写的，过去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
原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挂帅。其前身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由其正是抗日期间威震四方的八路军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
该军参谋长李达在我军军史上也堪称传奇，从我军创建红色根据地开始，直到朝鲜战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从军任参谋长时间更是长达40年，可以说，他见证了了我军从幼年到成年每一步成长。
1931年加入红军后的李达，就担任了独立师的参谋长，而他具有传奇色彩的参谋长生涯也就此开始。其不俗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各大战场中屡建功勋，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要说他伴随哪位元帅的工作时间最长，那非“军神”刘伯承莫属了。从1937年西路军被国民党多番围剿开始，李达就接替左权出军参谋长，就此与刘伯承一路同行、生死与共，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相伴，“军神”军功章上光芒，必定也有他的劳苦功高。
内战爆发后，冀鲁豫军区以不屈不挠的战斗获得了一系列胜利，狠狠粉碎了敌军“借国共和谈、行武力之事”的阴谋诡计。特别是在参与指挥上党、邯郸战役时，他积极协助刘伯承指挥大军，先后在上党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三个师，在邯郸地区一举吃掉国民党军两个军，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嚣张气焰狠狠打消，捍卫了抗战根据地的胜利果实；此外，李达利还用智慧，成功使得国民党军长高树勋倒向我军，兵不血刃，即让战役的胜利的天平归属于我军：
当时的国民党战区副司令高树勋，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饱受欺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逼迫他朝我军进发，视其为炮灰部队，高树勋对此大为不耻。刘伯承了解高树勋有进步倾向后，决定将策反的艰巨任务交给李达，动员高树勋“战场起义”。此举如获成功，将壮大我方阵营，动摇蒋介石的军心。
当即，参谋长李达冒着流弹穿越火线，前往危机重重、敌军首将态度尚不明朗的十一战区长官官邸。李达对高树勋晓明大义：“希望你以民族为重，战场起义善莫大焉！”高树勋也忐忑：“就地起义？”随即，李达与高树勋彻夜长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明接下来的具体计划和部署。高树勋跟随蒋介石这个“火坑”的思想逐渐被动摇，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他还仍未下定最后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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