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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易拾

今年上半年,哪位音乐人最勤奋?可能是窦唯。五个多月时间,窦唯已经发布了15张专辑,共33支曲子,其中有不少长达三四十分钟,甚至60分钟。

窦唯今年至今发布的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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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唯今年至今发布的专辑

与此同时,张楚也在社交网络上活跃着,早前他正式入驻某社交平台,在上面分享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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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5月,“魔岩三杰”横空出世,一晃三十年过去,“魔岩三杰”仍然是中国摇滚无法逾越的巅峰。而在经历了多年的蹉跎之后,如今的窦唯和张楚似乎都找到了各自的舒适区。

“魔岩三杰”的缔造者张培仁曾说,九十年代是中国人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没能延续下去很可惜,但当我们在三十年后的5月回过头去重温那个时代,这种“可惜”或许也是一种必然。

一次成功的A&R

一次成功的A&R

“魔岩三杰”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了,1994年5月,三位个性迥异的年轻人发行了各自的首张个人专辑,被冠以“魔岩三杰”的称号。

九十年代伊始,张培仁来到内地,开始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创业,并给自己新创办的唱片公司取名“魔岩”。

张楚曾说,“魔岩三杰”这个说法,并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实际上,“魔岩三杰”这个名字有着典型的台式企划思维,当年刘文正创办唱片公司飞鹰,签下三位女歌手方文琳、裘海正、伊能静,美其名曰“飞鹰三姝”。

飞鹰三姝:裘海正、伊能静、方文琳(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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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鹰三姝:裘海正、伊能静、方文琳(图片来自网络)

无论“魔岩三杰”还是“飞鹰三姝”,强调的更多是厂牌的存在感,但“魔岩”二字却带着一种别样的力量,无意中契合了三位歌手的特质——魔岩三杰的作品,确实很“魔”,它是创作者才华的集中体现,也是厂牌经营者精心挑选的结果。

音乐行业里有一个词叫A&R,Artist and Repertoire,艺人挖掘与作品储备,这是唱片公司得以运行的关键。“魔岩三杰”就是一次成功的A&R,甚至可以说是华语唱片史上最成功的企划之一。被精心挑选的三位歌手,同一个标签推向市场,获得了认可,被一代代人铭记在心。

相比“魔岩三杰”,“94新生代”才是当时的市场主流。1994年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集体爆发的一年,南方有杨钰莹、毛宁、林依轮和李春波,北方有老狼,陈红、陈琳、潘劲东、谢东、孙悦,广为传唱的歌曲数不胜数。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魔岩三杰”从标签上成功地建立自己的独特形象,并因此吸引到了一群不满足于主流歌曲的听众群体。

“魔岩三杰”如果不被捆绑到一起,也能各自闯出一片天地,但毫无疑问,捆绑既为他们创造了聚焦的机会,也为他们赋予了更多维度的讨论空间,由此带动了音乐的传播。一如窦唯所说:“和个人的发展相比,这种群体的呼应可能更有力些吧。”

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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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图片来自网络)

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了,“魔岩三杰”这个企划概念本身就带有矛盾性,它外来的商业逻辑注定要跟本地文化发生冲突,并因此很难在本地市场上深根发芽,进而形成一套可以持续的模式。

在魔岩退出内地市场之后,一切烟消云散。

面对现实

面对现实

1994年的中国摇滚乐市场里并不只有“魔岩三杰”,当年深受听众喜爱的摇滚新人还有郑钧。郑钧签约的红星生产社(创办者是Beyond的经纪人陈健添),因为拥有田震、小柯和许巍,风头并不亚于魔岩。

与此同时,刘卓辉创办的大地唱片也曾经觊觎摇滚市场,尽管最终以艾敬和《校园民谣1》而闻名。上述音乐公司有一个共同点,背靠的都是港台资本,都曾尝试将港台唱片业成熟的商业模式复制到内地市场。

那个时候的内地,流行音乐产业刚刚开始成形,需要港台经验。

在摩登天空创始人沈黎晖的回忆里,“当时内地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音乐厂牌,他们是一个开创者。”而已经隐退的资深音乐推广人黄燎原曾经提到过,魔岩的宣传方式在当时“很先锋”。“1992年唐朝发片的时候场面非常火爆,他们的宣传令人咋舌。”

1989年,内地才有了第一张正经的摇滚乐录音室专辑,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唱片业三个字对于1990年代初的摇滚音乐人来说很陌生。“我们不懂,旁边也没多少人懂。”(何勇)

张楚(纪录片《再见乌托邦》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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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纪录片《再见乌托邦》截图)

就这样,魔岩把港台经验带了过来。“台湾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他们过来发现了这个唱片界的不规范。于是他们过来挑选一些好的歌手来制作唱片,这个制作流程当然包括前期宣传、录音、后期推广。他们做这个宣传,他们知道怎么做。”(王小峰)

魔岩签主唱不签乐队的做法,沿用自早年薛岳、齐秦和赵传的成功经验,去香港开演唱会,则得益于张培仁多年来在唱片业摸爬滚打所积累的敏锐触觉。

说白了,去香港就是为了镀金,因为,那个时候“香港市场对内地的影响很大。”(张楚)实际上,去香港之前,“魔岩三杰”在北京演过一场,有现场观众认为,氛围和状态比香港演出更好,但后世对这场演出几乎没有任何讨论,而红磡演唱会将魔岩三杰的影响力推向了极致。

然而,市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连主流市场都尚待耕耘,何况类型音乐?“魔岩做的一切制造了摇滚神话,但这事儿本身并不是神话,而这些音乐人后来发现自己还生活在现实中。”(沈黎晖)

崔健(纪录片《再见乌托邦》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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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纪录片《再见乌托邦》截图)

受魔岩三杰的影响,大地唱片也曾打造“大地现代音乐群”(陈劲、金武林和丁薇),人和作品都很不错,但市场反馈不尽如人意。当然,从企划概念上说,相比“魔岩三杰”,“大地现代音乐群”显得有点高冷了。

大地现代音乐群:金武林、丁薇、陈劲(图片来自网络)

音乐公司也要面对现实。1990年代中后期,早期入局的港台公司纷纷遇到了难题。

滚石唱片盲目扩张后遇到困难开始收缩战线,召回了张培仁,魔岩六神无主,最终退出了内地市场;红星生产社被新来乍到的海外大厂牌挖了墙角,痛失郑钧;刘卓辉离开了大地唱片,创办了字母唱片,但很快,曾一起打拼的黄小茂选择离开。

在这样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不可能再催生出像“魔岩三杰”这样的企划,随后,互联网时代来了,张培仁说自己原本是要回内地的,但后来发现不得不面对现实:MP3来了,回不去了。

张培仁(纪录片《再见乌托邦》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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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仁(纪录片《再见乌托邦》截图)

中国摇滚从未工业化

对于“魔岩三杰”的成功,张培仁说就像是沙漠中开出一艘太空船,虽然做到了,但是不自然。

1990年代初的内地音乐市场,并不存在什么自然的方式,包括主流音乐公司在内,所有人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不免带着一点理想主义的悲壮,尤其是搞摇滚的。

长久以来,摇滚乐一直被塑造成商业的反面,但在欧美音乐圈里,摇滚乐的持续发展,既得益于庞大的受众群,也得益于成熟的音乐工业体系支撑,所以,每一个年代都会出现不同的摇滚浪潮,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摇滚英雄。

1960年代有披头士,1970年代有平克·弗洛伊德和齐柏林飞艇,1980年代有AC/DC和Metallica,1990年代有涅槃和Radiohead,21世纪有Arctic Monkeys。

人无法复制,但香火源源不断,这一切仰赖工业化提供稳定的商业模式。摇滚乐的发展,不能只靠一两次成功的企划,更需要媒体宣传,需要大范围的巡演来拓展听众群,叛逆如涅槃乐队也要上综艺节目,也得跟大厂牌合作,巡演更是成名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这些条件在1990年代的内地,都不存在。

主流媒体长久以来不待见摇滚乐,全国范围内的巡演,要到21世纪中期才逐渐开始逐渐普及。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唱片业已经全面坍塌了,主流歌手的唱片都不好卖了。

尽管Live House和音乐节的兴起,给乐队创造了一点生存的空间,并因此得以出现万能青年旅店这样的新现象,但这始终只是妙手偶得,直到现在,中国摇滚乐的企划和宣传都很难谈得上专业化。

这不是摇滚乐独有的问题,是内地音乐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如王小峰所说,老一代不懂市场,新一代没有经验,有点经验了想干点事的时候,互联网来了。“所以从80年代到现在,中国音乐这一路走得非常艰辛,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唱片业可言的。”

张培仁说,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文化产业,但在互联网和AI的双重夹击下,“文艺复兴”如今看起来似乎越遥遥无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