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就在隆武帝朱聿键，于福州监国后的第五天即乙酉（1645)闰六月十二日，浙江张国维、钱肃乐等已至台州，共请鲁王朱以海监国。
随后奉其到达绍兴，于二十八日，即隆武帝称帝的第二天正式宣布监国。这样在中国大地上，互相毗邻的闽浙两省，同时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
1、两个南明政权
两个政权都以抗清复明、重整河山为己志。大目标完全一致。
而隆武帝朱聿键与鲁监国朱以海，均为明太祖朱元璋诸子之后，支派虽远，却同为藩王。如彼此互相理解，乃至同舟共济，互相支援，未尝不可开创新的局面。
然而，两个政权彼此抵牾，以致水火不容，互相损伤，给清人可乘之机，终致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是隆武帝一生中难以排解的又一大困惑。
唐、鲁二王称帝和监国之时，当时彼此并不了解。
大概事过不久，便各有传闻。隆武帝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
首先派卢若腾、郭贞一“抚按浙江”，又于温州，处州两府“置官据守，取饷三十万去”。
设官、收税是国家行使主权的标志。这种行动无疑是在证明隆武政权是浙江当然的主宰者。
同时又于九、十月间，派出使臣赴浙东向鲁王朱以海颁布登极诏书。当兵科给事中刘中藻奉诏到达绍兴后，引起鲁监国朝野上下一片混乱。
鲁监国内，原有诸多矛盾便一下子公开化。出现了同意接诏与反对接诏各占一半的局面。
在此之前，福建隆武帝即位福州的消息早已传到绍兴，朝臣议论纷纷。
大学士方逢年权衡利弊，密奏鲁监国，建议与福建联合共同抗清。鲁监国同意了这一主张。而浙东诸臣却走的更远，许多人竟私自同福建方面取得了联系，投靠隆武帝，早已为个人安排了退路。
当颁诏使至，“诸臣争欲应之”。”要求接受隆武帝约束，立即举行接诏大典。他们认为不论唐王、鲁王，均“为圣子神孙，总为祖宗疆土。今隆武即正大统，自难以改易。若我监国，犹可降心相从”。
接受隆武帝号令是顺乎情理的正常现象。
反对者却认为以浙、闽两地来说，浙在抗清的前线，正挡住强敌，而“彼去北远，幸得偷安旦夕。而我谋臣猛将血战疆场。以守此浙东一块土。似难一旦拱手而授之”，以生命和鲜血保卫着的这块土地，怎能轻易交给隆武政权？
因而坚决反对举行仪式宣读诏书。
当时在朝中持反对态度者有熊汝霖、王之仁、陈盟等。
熊汝霖说：
“主上原无利天下之心，唐藩亦无坐登大宝之理，使闽兵克复武林，直取建业，功之所在，谁敢与争？此时而议迎诏未晚也。”
反对者竟而气愤地说出“凭江上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的话来。
表示绝不向隆武政权屈服，而要决一死战。
而同意接诏的钱肃乐、朱大典、方国安、孙嘉绩等人也纷纷力陈同意之由。
主张“不宜先立异同，以启争端”。反对大搞内部斗争。
他们说：
“大敌在前而同姓先争，岂能成中兴之业，即权宜称皇太侄，以报命未为不可。若我师渡浙江向金陵，大号非闽人所能夺也。”
主张以大局为重、国事为重。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当此之时，难以做出决断的鲁监国“不悦，下令返台州”。气愤得要撒手不管。以致“士民惶惶”。造成朝野上下一片混乱。
2、隆武与鲁监国的龃龉
正带兵防守江上的张国维，闻讯朝中所发生之事后，便星夜赶回绍兴。
坚持主张不许宣诏，他说：
“唐、鲁皆系宗藩，非有亲疏之分。同举义兵，非有先后之别。今日之事成功者帝。若一称臣于唐，恐江上诸将皆须听命于闽，则王之号令不行。”
显见这是以个人利益的得失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这对盼望保权固位乃至维护既得利益的当权大臣来说，是最现实最具诱惑力的。
反对者还一再陈述，如果接诏将产生的严重后果：
“以为举足一动，义师星散，浙亡闽亦危。”主张“坚奉监国，以督厉将士”。
鲁监国高兴地接受了张国维等人的主张：“义旗分竖，不宜屈降。”
而拒绝接诏，不受隆武年号，使者刘中藻“废然而返”。
为不把问题搞僵，留有回旋余地，鲁监国的朝臣等又议定与隆武朝遣使通问，派出科臣曹维才、职方郎中柯夏卿前往福州。行文不用奏疏字样，称呼只以家人口气，叙叔侄之礼。
而张国维还特修一《启》致隆武帝，令使臣携往。
该启说：
“国当大变，凡为高皇帝子孙臣庶，所当同心并力，成功之后，入关者王。监国退居藩服，礼谊昭然。若以伦序，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监国当人心奔散之日，鸠集为劳。一旦南拜正朔，恐鞭长不及。猝然有变，唇亡齿寒，悔莫可追。攀龙附凤，谁不欲之。此在他臣则可，在先臣则不可。臣老臣也，岂若朝秦暮楚之客哉！”
虽委婉但坚决地拒绝了隆武帝的号令。
隆武帝对鲁监国这种公开拒绝，心中十分不愉快。
但他毕竟是很有涵养之人。“心虽弗能善，然犹藉钱塘为外屏。”
而冷静地考虑到鲁监国所在地理位置，对自己的有利之处，他便亲笔写了一篇致鲁王手书。
文曰：
“朕与王同气，共本圣主，王无忘朕之焦劳，朕无忘王之危。一诚金石，岂感浮词？为遭兵赴王，上报孝陵，王其爱玉体，以需天休！”
充分表现了他的宽广胸怀和善于容人的大度。表面上，唐、鲁间又风平浪静，相安无事，实际上已暗自作对，水火不容。
当时隆武帝即位，其所辖范围仅福建一地，但却影响甚大，在弘光朝覆亡之后，散在各地明藩王，几乎同时都在周围大臣的护拥下，考虑监国乃至称帝问题。
但一听说隆武帝已正大位，便纷纷打消了监国乃至称帝的念头，因而出现了“江楚、西蜀、两粤、滇、黔，皆受唐王诏朔”的局面。
而拒绝隆武正朔我行我素，不以抗清大局为重，只知保留个人大位的只有鲁监国，所以“天下多不直鲁王”。多以鲁王为非。
隆武朝授为兵科给事中的金堡，因服丧期间力辞官职，只受命联络江上义师。
他从福建来到浙江后，对鲁王拒不接受隆武正朔一事很不以为然，特上启力争，于鲁监国，加以规劝，明确指出鲁王不应坚持监国，否则祸患无穷。很具说服力。
但早已被权欲征服的鲁监国君臣不仅听不进去而加以拒绝，鲁监国还不令“法司究问”，追查金堡上此启本的政治背景。
而兼礼兵二部尚书的陈函辉，则秘密上启鲁监国，建议立即将其杀掉，金堡闻讯逃奔循州。
而去深谙经史、通达世务的隆武朝首辅大学士黄道周，也痛感闽浙这种鹬蚌之争于国于民不利，便亲自致书张国维、熊汝霖等，以春秋之史为鉴加以规劝。
他说“东迁以还侍力晋郑；蔡丘而后，推德桓文。上爱殿下，笃于所生，勿以降阶之问，为博达所笑。"
可惜这种很有政治远见的主张并不被采纳。闽、浙矛盾照旧。
3、闽、浙矛盾的加深
隆武帝虽然对鲁王的拒绝臣服，暂且不动声色。但他并不想维持各统辖境的现状，他对鲁监国的许多开国功臣大加以封赐。
如进朱大典为文渊阁大学士、封婺安伯，封方国安为靖夷侯等。
封赐深入浙境，无疑是在挖鲁监国的墙角。
隆武二年（1646)正月，他因朱、方二人“微有不和”，而颁发敕令：
“敕靖夷侯方国安一意恢杭，阁部朱大典协力复徽。”并许诺：“功成膺懋赏。”
他号令的完全是鲁监国的事务。这月他任命曾一再上奏自报奋勇，要“广播王言”，向四方宣传隆武盛德，以鼓动百姓臣服的御史陆清源，为正使前往绍兴。
令其携带致鲁王之书，及御制文、《勉答鲁王书稿》300册，《亲征后诏御营敕谕》30册。用以昭示臣民，从中见隆武帝“无一日忘天下，无一念不笃亲亲之意”。
不仅如此，陆清源此行还携白银10万两，赴方国安军前加以犒赏。
把鲁监国的军队当成自家军队看待。当然，鲁监国也礼尚往来。
于同月派遣给事中柯夏卿、曹维才前往福州致书通问。但鲁王用书不用奏，称隆武帝为皇叔父而不称陛下。尽管如此，对鲁王的修好之举，隆武阁臣奉皇帝之命十分重视，认真草拟了几份国书，呈请隆武帝拣选采用。
隆武帝阅后均不满意，皆屏不用，亲自写了一篇饱含深情的致鲁王书，这篇字里行间表现得十分谦虚的手书说：
“朕无子，王为皇太侄，和衷协力，共拜孝陵。”并保证“朕有天下，终致于王”为了表现出闽浙一家他又公开对鲁监国的一些官员加以任命，以“不分彼此”。
于是加鲁监国使臣柯夏卿为兵部尚书、曹维才为光禄寺少卿。但鲁监国对这种举动不仅不感谢反而疑虑重重，十分反感。
鲁监国于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仿效起隆武帝的做法。不久他又派遣左军都督裘兆锦、行人林必达出使福州，“以公爵封芝龙兄弟”。隆武帝闻讯“大怒”。他并不认为鲁监国这是“不分彼此”之举。
将二使臣定以“招摇煸惑，欺侮肆行”之罪下令囚禁，待常朝日时审讯。由于郑芝龙等人挪动手脚，这个审讯未成，裘林二人以行贿“赎刑”获释。
而林必达复原官，竟留在福州不返当起隆武朝的翰林院编修。从此闽、浙矛盾加剧。
4、陈谦之死
不久，闽、浙裂痕加深。二月，前往方国安军前犒赏的陆清源。将好事变成坏事，由于向下分发饷银时“不平”，而发生“兵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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