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644年4月，弘光帝朱由崧能登上帝位，江北四将即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在两种拥立意见相持不下之时，是马士英联合江北四将，拥兵 10 万簇拥朱由崧临长江北岸之仪真。

由于这种声势浩大的武装威逼下，才通过立福王之议。这是决定弘光帝命运之举。

弘光帝被拥上宝座之初、就有人上奏说：

“皇上龙飞应运，实惟总兵官。至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早决大计，拥立圣躬，功在社稷。宜锡五等爵，剖符延世。”

弘光帝对这个过程十分清楚，对四将的翊戴之功更心中有数、所以不久便对四将升级进爵、恩宠有加。

在弘光帝看来四将有功于国家，应多加关照，以固位保国。结果事与愿违。在他的恩宠下，四将间互不相下，纷争不已，又令他“忧甚”，造成了祸国殃民的局面。

就在朱由崧被四军阀拥上皇帝宝座之际，也是四军阀与民争和，彼此之间争斗愈演愈烈之时。

1、为祸一方的高杰、刘泽清

四军阀的驻地本为长江以北的黄淮流域一带。自从大顺农民军席卷中原大地，明朝军队溃不成军，纷纷向南逃窜后，四军阀也心神不安，各领所部兵马向南转移，寻找安全之所、富庶之地。

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当地官绅士庶发生冲突，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也同时展开。其中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与百姓的矛盾斗争尤为激烈。

高杰本为李自成部将，崇祯七年（1634年）归降明朝，隶陕西总督洪承畴统辖，以作战勇猛著名，浑号翻山鹞。

后孙传庭继任总督、令高杰与白广恩为前锋。高、白二人互不相让，彼此掣肘，被农民军击败，致使潼关失守。十七年春，明军大溃败中，高杰率部经山西、河北南下，沿途大肆抢掠。于四月初直抵长江北岸。想进入最为繁华的扬州城。

扬州人得知高杰底细及凶残无纪的军风，十分恐惧。四月二十八日，全城罢市，居民纷纷登城防御坚拒，不许高杰入城。

扬州城是东南著名的商业都市，富商大贾云集，而盐商尤多、尤富。他们生怕高杰进城后遭灭顶之灾，于是“共出财为守备，街衢多树木栅，钉其上,下为深沟”。做死守之计。

高杰见难以攻入城内，便于善庆庵扎营，“掠焚城外，烟火蔽日，杀伤无算”。一些无赖之徒也趁机肆虐，扬州遭到了空前的灾难。五月初，高杰又驱兵大掠江北，扬言要把家春安顿到江南。

而就在高杰驱兵攻掠扬州的同时，刘泽清也在挥兵劫掠，肆虐黄淮。

身为山东总兵的刘泽清，自这年三月，当京师危急时刻，他拒绝朝命率兵入援北上，反而“大掠临清，统兵南下”。

他所率之兵东西拉开，平推而进，如河水泛滥一般，“所至劫掠一空"。

黄淮一带富庶城镇几乎都遭其蹂躏。警报不断传到朝廷。

五月八日，凤阳参将奏报: “刘泽清兵沿途杀劫，逼攻临淮(今安徽凤阳)。”

江南巡抚郑瑄奏报：“江北泽清兵连骑数万，欲渡江，三吴百姓，呼吸变乱。”
这位巡抚还说：“臣驻师于江，遗书高、刘，二帅不肯止兵。请敕操江武臣速援京口。”

领兵之统帅，不率兵北赴前线御敌，反而大肆劫掠百姓，并准备渡过长江向南逃窜。

在这一点上高杰、刘泽清二人不谋而合。继而，他们又约定时间准备渡长江南下。

江南、江北士庶听到消息，笼罩在一片惊恐之中。

刚刚监国的朱由崧，对有翊戴之功的高杰等人虐民殃民之举，却装聋作哑。非但不予追究治罪，反而，“发银一万两，遣职方郎中万元吉前谕各镇，分别犒赏”，来到四军阀盘据之地的万元吉被当下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他上奏给监国朱由崧说：

“扬州、临维、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在兵素少纪律、在民近更乖张，遂致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死守不容；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猝有寇至，民必至于迫降，兵必至于惊窜，真今日莫大之忧也。江北郡邑，接连山东、河南，贼骑处处可至，势必需兵堵剿。
臣等虽有爱民之心，断无销兵之术，就中调停。惟是官兵经过驻扎地方，使城外居民尽移城内，空下房屋听各将领派兵住宿，严禁毁伤。其蔬米等项，仍谕城内居民尽出城外，有无贸迁。有司会同各将领共相防护、严禁抢掠。如此立法，自然民不苦兵，兵不恨民。臣前监军楚、蜀时、行之甚效，其在今何独不然。”

这里痛心地看到了问题，提出了兵民脱离接触的解决办法。此疏到了朱由崧那里便石沉大海，对此，阁臣们却不能不考虑派出有力的大臣前往协调。他们几乎一致的意见是让马士英担当督师之任。而一心想入朝执政的马士英坚决反对此议。

2、郑元勋的“骚操作”

其实，在此之前，马士英就与四镇军阀加紧勾结。

他们内外配合，必欲全面操纵小朝廷。军阀们更把马士英看成他们在朝廷的代理人。为了让马士英顺利地挤进内阁，竭力排挤廉洁忠耿的史可法出朝。

就在高杰、刘泽清向扬州、临淮居民大肆屠掠之时，他们二人又合疏上奏，请求史可法赴江北督师。五月七日，正欲决策的阁臣们又收到了扬州绅士王傅龙给监国的奏疏:

“东省附逆，河北悉为贼有，淮扬人自为守。不意贼警未至，而高兵先乱。自杰渡河掠徐，至泗、至扬，四厢之民，何啻百万，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讵奈杰之必得，在新旧之城，环围绝粮，已经月余，何不恢已失之州邑，而杀自有之良民也？”

这是血泪的控诉。对此，弘光帝仍然毫无表示。而第二天马士英来到朝廷，在阁臣集议时他百般推脱督师之任，终于迫使史可法，决定出朝赴江北督师。

为加强江北防御力量，史可法建议设江北四镇，为安定诸将之心，又分别进爵。史可法的出发点本来很好，但实际上，也是事与愿违。这种安抚笼络，非但未使军阀的行为有所收敛，反而使其更为嚣张。

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指出，无功而封，贻患无穷。史可法虑未及此，是很可惜的，但弘光帝和马士英对此建议却举双手赞成。

弘光帝当然是想借此以表示对拥戴之臣的一种酬答。于是本应受到谴责的四镇，被弘光帝加封进爵。

封爵诏下，四镇军阀在江北的争斗更加激烈。高杰顿兵扬州城下，将扬州死死包围，非欲攻进不可。分守道马鸣騄昼夜督率百姓守城，寸步不让，城内外兵民相持不下。而淮抚黄家瑞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本城人与高杰要好的进士郑元勋，“恃其才足以服众”，便自告奋勇，愿亲赴高营进行游说，为扬州解围。黄家瑞同意他的申请。

当郑元勋从高营回城后，便竭力劝黄家瑞说，只要放高杰进城“便可帖然”。

并说，弘光帝对高杰另眼看待，高杰本接有弘光帝的亲笔信，他是奉命驻守扬州的，对他岂可冒犯，“宜善御之，毋撄其暴乱”。

这里郑元勋所说的都是实话。弘光帝本是马士英联合四个军阀支持登位的，监国之后，他为了进一步巩固地位，特通过马士英召其入卫，并有“手诏”一纸，上有“将军以身许国，带砺共之之语。”

对这些，外人不知，百姓更是全然不晓。

所以郑元勋这一番话，对扬州士民来说实在无法接受，他们愤怒地说: “城下杀人如是，元勋不见耶!”

郑元勋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说: “亦有扬人自相杀者，岂尽高镇邪?”

众人听罢更加愤怒，有被高兵所伤的人解开衣襟上前对郑说: “今日之破头截耳折指断臂，触目死伤，岂尽扬人自杀耶？”

众人愈加怒不可遏，斥责他是高杰同党。这时,有人喊道，“不杀元勋，城不可守。”

郑见势不妙，不敢再说什么，拔腿便要下楼，结果没走几步，便被众人拦截“剁为数十段”。

不谙世事的郑元勋，触犯众恶，立遭杀身之祸。郑之死，使高杰与扬州士民的矛盾更加复杂化。双方斗争更加激烈。直到五月下旬史可法赴任督师扬州，经苦心周折，问题方得以解决。

3、史可法的劝和

这时垂涎扬州的不仅是高杰一人，率军驻庐州的黄得功、驻淮安的刘泽清和正准备进入临淮的刘良佐，也都想以拥戴之功，进入扬州，各都拉开了进攻之势。

而二刘军队军纪涣散，刘泽清正“大掠淮上”，与淮安士民矛盾加剧。

曾为李自成部将的刘良佐，混号花马刘，纵兵害民，民甚恨之。当设四镇的朝令下达后，他率兵开赴临淮。以张羽明为首的士民百姓却组织起来, “拒不纳”，兵民间发生严重冲突。

赴江北的史可法，十分清楚目前造成这一系列混乱局面的根源，均是弘光帝的拥戴者四镇悍将所为。

对这些手握重兵，而皇帝视为心腹的殃民军阀，史可法只有因势利导,以尽量减少其危害。

他首先奔赴二刘驻军之地临淮与淮安、极力规劝，协调兵民关系，终算使各方听命，事态有所和缓。他最后来到最难办的扬州。

当时扬州城外，由于高杰泄愤杀人过分，“头颅满野”，一片凄惨之象。高杰也自知理亏，见史可法来到很是恐惧，他生怕残杀百姓之事暴露，赶紧下令将士连夜“掘坎，埋胔掩骼”，蔽掩罪证。

他见史可法时“词色俱变，惴惴然若有不可测者”。

但对此心中有数的史可法，并不追究，而是以和颜相对，“以义喻解之”。

尽管高杰软禁史可法达10天之久，但终于为其大义所感动，接受了史可法的调停与安排。“以瓜步城屯其兵。”

而只让高杰携家属住扬州城，同时安排黄得功进驻长江边上的仪真。一切人为的劫难终算告一段落。

4、黄得功与高杰大混战

六月，四镇军阀已各就各位。

但彼此矛盾仍难弥合，尤其是高杰与黄得功形同水火，彼此虎视眈眈，各不相让。伺机制服对方，三个月后，一场剧烈的冲突爆发了。

与黄得功要好的登莱总兵黄蜚进南京朝觐，要路经淮、扬地面。他恐怕高杰、刘泽清等劫掠，便事先致书黄得功请其保护。

黄欣然同意，按期亲自率军前往迎接。不料高杰得报；以为前来偷袭扬州，便暗中派军尾随其后。

当黄得功行至邗关外50里处，名叫土桥的地方，暂息征鞍。立灶做饭时，高杰埋伏在土桥左右的精骑突然杀出，将黄兵团团围住。这个突发事变，使黄得功“马不及介，人不及装”。

多亏他镇定自若，以高超的武艺、以枪拔去如雨之箭，身体未受伤害，但所带的价值千金的战马却中箭倒毙。他夺马冲出重围，而随行的300骑尽为高杰缴获。

与此同时，高杰准备袭击仪真，当黄得功率军离营后，于夜半时分开始行动。

但守城将领遇险不惊，以疑兵之计全歼之。从此高黄交恶，矛盾公开化，黄得功一定要报仇雪恨、上奏朝廷“愿与杰决死战”。

一场新的火拼又将展开。

还是史可法出面费心调停，先派万元吉赴黄营百般解释不通，这时正遇黄得功母丧，史可法亲往吊唁。

对黄说：

“土桥之役，无智愚皆知杰不义。今将军以国故捐盛怒，而归曲于高，是将军收大名于天下也。”

黄得功这才稍有缓和，因损失过多仍气愤不平。史可法又劝高杰赔还战马。

高止还百匹，且所还之马多“羸弱不堪者”，黄只收其半，而余下高又不肯补足。史可法不得已，亲自拨出军饷3000两给黄。

这次冲突才算勉强解决。但彼此的裂痕却终不能弥合，当不久高杰奉命率军开赴徐州，令黄得功赴邳、宿防河，以为声援时，而黄得功“终不欲为杰后劲”，按兵不动，决不配合。

5、弘光帝的姑息与放纵

四镇军阀除了彼此私斗之外，平时所做的更多的事情则是无穷无尽的扰民、殃民。

当弘光帝批准设四镇时，同时赋予特权，他们除每军例行获得饷银240万两之外，还各私设行盐、理饷、总兵、监纪等各官。在划定的驻防范围之内“各私立关税”，大肆搜刮，“不系正供”。“凶横掠民，民不聊生。”造成“商贾裹足，盐壅不行”，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严重的问题是，他们坐享国家的额饷，却不想恢复失地加强战守，而是只知满足个人私欲。

如东平伯刘泽清，盘踞淮安之后，遣散了原来淮抚路振飞、按察使王燮招集的各方义士。

而搜罗“桀骜者籍之部下，抢掠村落一空”，同淮抚田仰一起，“日肆欢饮”、“燕游”。

什么练兵、整伍、加强战备之事一概置于脑后。

当时已有种种迹象表明，清兵即将南下，有人问他对此该如何抵御。

他却回答说：

“吾拥立福王以来，以此供我休息。万一有事，吾自择江南一郡去耳。”

他确实是得过且过，有一天享受日子就享受一天，不管形势如何。八月份以后，他在淮安大兴土木，建造宅院，“极其壮丽。四时之室俱备，僭拟皇居”。俨然过起帝王生活来。

他“休卒淮上，无意北往”。坐耗国家拨给的饷银，而犹嫌不足，还多次为他“奏请乞饷”，对这种难以填满的无底洞，弘光帝也大感吃惊和为难。

他不得不发出谕旨说:

“东南饷额不满500万，江北已给 360 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田仰与刘泽清不得全是呼吁!”

要他们自己“通融措办”。“通融措办”，无疑是放纵和鼓励他们随意搜刮百姓。

四镇本来毫无功劳可言，为逃避农民军打击闻警即逃，而群集在江淮一带。面对严重的斗争形势，他们尚武精神，丢个一干二净，而与此同时更争相把各自家眷往江南安插，其中高杰、刘泽清尤甚，为此弄得人心惶惶，大有一溃千里不可收拾之势。

这些简直是贪生怕死之徒，只因拥戴之功而被加封进爵。弘光帝对这些军阀的放纵，姑息更加剧了军阀们肆无忌惮地跋扈。

刘宗周上疏抨击刘泽清、高杰等往江南安置家眷行为是“倡逃”。

他说：“按军法，临阵脱逃者斩。”

刘泽清、高杰之流“皆可斩”。

但弘光帝对其不仅未斩，反而加封。

刘宗周主张必须改变“将悍兵骄”的状况，建议应“慎爵赏以肃军情”。要重新审查“各帅之封赏。孰应孰滥，轻则量收侯爵，重则并收伯爵”。

这样“军功既核，军法益伸，左之右之，无不用命”。如不这样地话，仍然老样子，像左良玉因恢复之功而获封，像高杰、刘泽清有逃败之迹也封，“又谁为不封者，武臣既滥，文臣随之，外廷既滥，中珰从之。臣恐天下闻之而解体也”。

弘光帝览奏后，虽然颁旨说：“俱说得是。朕拜昌言，用策后效。仍着宣付史馆，该部知道。”

但只是官样文章，他丝毫没有触动四镇。四镇照旧恣肆。

不久户科给事中熊汝霖也上奏说：

“四镇以抢杀封伯，百姓头颈何辜，而为此辈功名之地乎？今俨然佐命矣！”“况一镇之饷多至六十万，势必不供。”

当时四镇之兵蜂涌聚集江淮，朝廷下令驻于各城外民居之中，万元吉反对这种扰民之举，上奏说：“城外之屋应让与兵，谁非民业而拱手让乎?”

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见解，但没能也不可能改变弘光帝已做出的决定。

6、四镇如何干预朝政？

四镇得到弘光帝的姑息与放纵，更加肆无忌惮地干预朝政，不服朝命。

按明制武将在外不能干预朝政，六月，刘泽清为讨好马士英竟上疏请诛吕大器。七月初，朝廷下令四镇各率兵由六合赴督辅调用，而“皆不奉诏”。

当他们得知刘宗周等朝臣，反对其封爵进级事时，便猛烈反扑。刘良佐、刘泽清接连上疏诋毁宗周包藏祸心。

而刘泽清一疏尤为奇特，他不待与另三人商议便以联合上奏的形式请“重戮”宗周。

还要亲自入朝“面讦其奸，以正春秋讨贼之义”。

把自己打扮成实心为国效忠、弘光皇帝的正直不阿之臣。这纯属狡诈的骗术。

实际上他们一心为己，全然不把国事放在心上。而是把自己已获得的爵位和拥有兵力作为与朝廷讨价还价，甚至要挟朝廷的资本。

在农民军势力尚在，尤其是清兵咄咄逼人之际，不立即进取将无存身之地之时，刘泽清也装模作样地提出了进取之计是：

“募数十万之兵，储数十万之饷，备十余万之马匹器械，须整顿一二年乃可渡河。而今惟恐姜曰广、刘宗周不得党胜为怏怏，臣不能随辅臣急于一渡也。今虏已入临清，会兵南下。贼已道洛阳攻密县。如此光景，虏不至河寇不至江，不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