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冈村宁次集中5万余日伪军对冀中进行“扫荡”。由于敌我力量相距悬殊，冀中大部分地方被敌人占领，老百姓被杀害达五万，八路军部队损失严重。损失最严重的，要数八分区。
反“扫荡”开始，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指挥33团、30团在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地区转战。33团团长谭斌率领3营在北张岗战斗中，全部牺牲。随后，分区机关和30团又在五公村遭敌合围。
常德善原是120师的战将。1939年贺老总率120师到冀中时，吕正操再三要求把常德善留在冀中作骨干，贺老总同意了。常德善身经百战，作战经验丰富，有处理紧急情况的丰富经验。当八分区被包围时，他分析敌我力量后，对政委王远音说：“我们被敌人层层包围，今晚必须冒险，尽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外线转移到子牙河游击区。”
王远音不赞成，说：“子牙河是游击区，被敌人控制。转移到那里，没群众基础。还不如在这一带坚持。”
常德善坚持说：“敌人以十倍的优势兵力合击我们，包围圈越来越小，我们今晚不走，就将全军覆没，后果不堪设想！”
王远音不高兴了，沉着脸说：“敌人一来就逃跑，那是保命思想，群众会说我们闲话，政治影响太坏，我是政治委员，按规定有最后决定权。我说不能走，一个都不准走！”
常德善耐心地说：“我们打的是游击战，游击战术就要灵活，撤退是常事。不能一撤退，就说是逃跑。”
王远音还是不作声，常德善又急又气，痛心地说：“同志，你这样的决定，八分区要葬送在你手里！”
王远音还是不以为然，坚持己见。
两人不欢而散。
拂晓，敌人从四面八方拥来，常德善、王远音指挥部队向北转移，在薛村与敌人打了一昼夜，结果，八分区机关和部队几乎打光，常德善身中27颗子弹壮烈牺牲。王远音腿部中弹，行走困难，用手枪自杀殉国。
冀中的战报上报到了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看后，脸色铁青，一拳砸在桌子上，高声喊道：“左权！马上开会！”
随即，参谋长左权和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来了。彭德怀将翼中军区反“扫荡”的战斗详报递给两人。左权和罗瑞卿看罢详报，半晌没有说话。彭德怀哽咽着说：
“常德善这个人很能干，党性强，打仗勇敢，是个难得的战将。他在红军就是师参谋长了，如果贺老总知道他牺牲了，不知会难过什么样子。常德善总是哪里战斗最激烈，情况最危急，就出现在那里。在湘鄂西的一次战斗中，贺老总头部负伤昏迷，余秋里断了一只膀子，血流不止，不能走路，警卫员也牺牲了，就是他先把贺老总背出三里路，安置在山洼里，又回头把余秋里扛出来。路上，常德善身中三颗子弹，咬着牙硬把贺老总、余秋里背到树林里，又到村子找来老中医抢救。贺老总、余秋里常说，没有常德善就没有他俩。”
左权沉痛地说：““这次反扫荡，冀南、冀中损失很重，减员很多，牺牲不少红军骨干。”
彭德怀打断了他的话：“你们没看出问题来吗？我叫你们来，是想研究一下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问题。”
他接着说，“我们改编为八路军后，一度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出现一些混乱。恢复政委制度，很好，但是，赋予政委对部队的最后决定权。又造成新的损失。制度是为打仗服务的，这个决定权制度对打仗毫无作用，反而造成军政对立，影响指挥打仗。还有必要坚持吗？”
“是啊，这个决定权制度早该取消了，”左权说，“皖南事变期间，项英不听多数人意见，错误选择南移路线，给新四军造成很大损失。当时就有人提过要取消这个制度。”
罗瑞卿说:“这个制度是从苏军学来的。事实上，我们的部队长期形成了有威望的领导核心，有的是军事干部，有的政委，应该是谁对听谁的，我主张在制度上规定集体讨论与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各负其责，互相尊重。”
彭德怀说：“我想建议中央改变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规定，你们同意吗？”
左权和罗瑞卿表态：“同意。”
于是，彭德怀致电党中央，要求取消政委的最后决定权。
9月3日，中央军委做出决定：在战斗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人民解放十大元帅：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一书记述了此事。该书为该社的年度畅销书，曾经名列中国军事畅销书热卖榜第一名（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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