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毛主席到广西省调研。之后，在南宁市，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以及其余九省的干部准备在此召开一次工作会议，讨论“大跃进”以来国家冒进的经济建设。

而如此大的阵仗，是此前南宁市乃至整个广西省都没有过的，因此，在会议召开之前，广西省委和南宁市委的同志们集体要求时任广西省长的韦国清出面，邀请毛主席吃饭。

韦国清是广西省的省长，理应负责接待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同志们，可广西省委的同志们为什么单单要让韦国清来邀请毛主席？

他和毛主席之间又有什么交情？韦国清请主席吃饭，这中间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邀请

1958年1月6日，毛主席一行人到达广西省南宁市，准备在此地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自“一五计划”实施以来国内的建设成果和经验教训。

在这之前，毛主席从来没有来过南宁，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到这个地方，南宁秀丽的山水也给毛主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明园饭店，坐落于南宁市新民路南段，依山傍水，景色怡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同志到达南宁后，就被安排在这里暂住。

会议的准备工作还要几天时间，在这之前，广西省委和南宁市委的同志们想请毛主席吃个饭。毕竟怎么说这也是毛主席第一次来南宁，该尽一回地主之谊。

可是，早在1950年，毛主席第一次下去视察时，他就明确提出过，不接受宴请。

省委和市委的一众同志们不敢违反规定，可又真心想请毛主席品尝一下广西风味，于是思来想去，他们最终决定请韦国清将军出面，由他来当这个代表，宴请毛主席。

韦国清本是解放军兵团司令，可在新中国成立后，遍地都缺乏干部的情况下，许多解放军系统的将领只好弃武从文。

韦国清是广西人，对广西比较了解，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韦国清就担任了广西省长，负责广西省的经济生产工作。

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是，韦国清走马上任广西之前，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还颇为不舍，他找到毛主席，想请求他让韦国清留下来。

可毛主席却说：“韦国清是广西人民选出来的，我可不敢违背广西人民的意愿，否则，他们就是一人一句，我也承受不起啊。”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韦国清将军带兵打仗的能力必然是一流的，否则彭老总也不会请求毛主席把他给留下来。而能够放心的由韦国清去治理广西，可见毛主席对他的能力也是十分的放心。

1月7日，就在毛主席到达南宁的第二天，韦国清便来拜访毛主席。毛主席许久不见韦国清，这次见他前来，便非常高兴的接待了他。

两人聊了很多，一直从早晨聊到中午，毛主席看了看时间，就说到：“国清同志啊，时间也不早了，我看你不如就留下来和我一起吃饭吧，听说这儿的饭菜不错，刚好也听你继续汇报广西的建设情况。”

听到这里，韦国清一挥手，笑着说道：“主席，要论吃饭，您哪里有我这个地道的广西人懂。既然这是您第一次来广西，不如这顿饭就由我来安排，您看怎么样？”

本来，出于原则考虑，毛主席是不接受地方政府宴请的。但今天他心情很好，邀请他的人又是韦国清这位爱将，因此毛主席也没拒绝，他说道：

“既然我到了广西，就是广西人了，一切都听你们广西政府安排便是。”

见毛主席同意吃饭，韦国清十分高兴，于是他又“得寸进尺”地问道：

“主席，我们广西产蛇，亦有一道名菜，那就是用蛇做羹。怎么样主席，您敢吃吗？”

毛主席说道：“广西的蛇羹，我是早有耳闻，可确实没有尝过，那就有劳韦大省长了，到时候给恩来、少奇、先念他们都一人上一盅，让他们好好尝尝。”

得到确切的答复，韦国清立即起身告辞，回去准备了。不到半个小时后，韦国清打来电话，说饭菜已经准备好，就等客人上桌。

在饭桌上，面对碗里的蛇羹，刘少奇和李先念还有些不敢动筷。

毛主席见状率先吃了一口，并说道：“广西岭南素有吃蛇羹的习惯，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国清同志是岭南人，他用心准备了这一桌，你们可得尝一尝，否则，就是不给岭南人民的面子啊。”

见毛主席这样说，刘少奇和李先念也不再犹豫，他们纷纷动筷，挑起一小口蛇肉放到嘴里。这蛇羹皮脆肉嫩，吃起来只感觉丝丝清凉，入口即化。

众人只吃了一小口，便立刻赞不绝口起来。韦国清见中央的领导们都吃的尽兴，他十分开心，席间，他还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起广西的建设情况。

吃过饭后，毛主席提议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韦国清见主席有兴致，便提议由他来当这个导游，带主席在这南宁城里转一转。

由于这个想法是临时提出的，此前未作准备，刘少奇等同志担心主席的出行安全，便问毛主席是不是要再考虑考虑。

毛主席挥挥手道：“我这不是有韦国清同志给我当导游嘛，有他在，我还担心什么安全。”

之后，在韦国清的陪同下，毛主席在南宁城各处转了转，还接待了不少群众。

走至邕江江畔时，毛主席为这里的景色所吸引，虽然此时是寒冬时分，但酷爱游泳的毛主席还是在江中游了半个小时。

也许是这次不够尽兴，在四天后，南宁会议召开期间，毛主席又游了一次邕江。

而这次，他足足游了一个多小时才上岸。有韦国清将军的全程陪同，毛主席的安全问题也全然无恙。

英勇

在解放军中的一众兵团司令中，韦国清虽然年龄不大，但他的革命资格却相当之早。在韦国清15岁时，他便参加了百色起义，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也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十分喜欢这个机灵的小同志，便对他说：“小同志，我现在缺个警卫员，你给我当警卫员好不好呀？”

邓小平并不是广西本地人，他是作为中央代表，前来指导广西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

不过，这个时候的韦国清还不懂中央代表这个身份的意义，他只是觉得，眼前这个大首长，虽然个子不高，但是对革命却有一番深刻的见解，于是韦国清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后来，韦国清跟着邓小平来到了中央苏区。平时，他作为警卫员保护着邓小平的安全，而在邓小平的身边耳濡目染，也加深了他对革命斗志的理解。

到了苏区之后，邓小平觉得韦国清还年轻，不能在他这里“耽误”一辈子，便推荐他去瑞金的红军大学学习。在学校里，韦国清的成绩非常出色。

那时候，蒋介石经常调集大军对苏区进行“围剿”，韦国清等红军大学里的学员不仅仅只在学校里上课，他们还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军进行坚定的斗争。

经过理论与实践的充分锻炼，韦国清也渐渐成长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指战员。而在前几次的反“围剿”中，毛主席所提出的军事斗争策略，也让韦国清深深为之折服。

后来，毛主席被博古、李德等人架空，失去了对红军斗争策略的掌控权。

在李德的“左倾”激进主义的影响下，红军放弃了以前避敌锋芒、与敌人打游击战的方针，而是和人数、装备均占上风的国民党军队打起了阵地战。

结果可想而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在长征中，原来的红军大学的学员被改编成了干部团，由陈赓担任团长，而韦国清则是被任为特科营营长。在长征初期，红军各个部分都不想干部团直接参与作战，而仅仅只是让他们保卫中央机关安全。

这么做的原因也很简单，干部团的每一个人都是红军大学的优秀学员，都是未来红军部队中的骨干。培养一名指战员的代价太大了，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希望干部团被消耗在长征路上，未来，还有更重的任务需要他们。

只是，随着情况的进一步恶化，连朱老总都不得不亲自上前线进行指挥，干部团也不得不充当生力军，补充进掩护中央的部队中去。

而韦国清是特科营营长，所谓的特科营，其实有点类似于现代的特种部队。在长征途中，渡江架桥、奔袭穿插等高难度任务，一般都是交由特科营去执行。

乌江战役中，中央红军被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紧紧咬在身后，而前方就是乌江天险，两岸是悬崖峭壁，乌江水流湍急，想要渡河基本不可能，只能架桥过去。

最致命的是，乌江对岸还有国民党的守备部队，形势危急，如果不能及时渡过乌江，中央红军就将被全部消灭在乌江南岸。

在红军还未到达乌江之前，中央军委就向陈赓的干部团下达了任务，那就是提前抢占乌江，并架设好浮桥，掩护中央红军过江。

陈赓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特科营，韦国清只留下了一句坚定的保证宣言：“请团长放心，特科营就算是全部牺牲，也坚决完成任务，掩护中央红军过江。”

敌情危急，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此时又恰逢天降大雨，乌江水位暴涨，就算是水性再好的战士，贸然涉水都有被卷进涡流的危险。韦国清一面指示机枪连在南岸布置好阵地，掩护工兵连架桥，一方面他亲自带人砍竹伐木，抢架浮桥。

倾盆的大雨，既给红军架桥造成了困难，但也同时掩护了红军的行动。受到大雨影响，北岸敌军视线受阻，无法精准的击中红军架设的浮桥。

韦国清知道机不可失，一定要赶在暴雨结束之前架好浮桥。经过了连续40多个小时的奋战，韦国清终于率领特科营架好了浮桥，并消灭了北岸的全部守军。

不多时，中央红军大部赶到乌江渡口，幸亏有韦国清及时架桥，这才没耽搁多长时间。中央红军迅速完成了渡江，并且直下遵义。

在遵义，红军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自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的错误，并让毛主席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

可以说，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也不为过。而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也离不开韦国清抢占乌江渡口并及时架好浮桥。

涉险

如果说，抢占乌江，体现出了韦国清的勇猛，那么在过草地时，与红四方面军对峙，则体现了韦国清的胆大心细，机智过人。

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因为长时间以来跋涉，中央红军人困马乏，再加上此地并无敌情，于是中央决定在此地休整一段时间。

就是在休整的这段时间，张国焘却动起了歪心思。他见中央红军连续转战，实力已经不如红四军，军阀思想作祟的他，便想要掌控红军，由他来做中央的领导。

于是，张国焘公开反对毛主席的北上战略，坚持要南下。

分歧就此产生，由于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此时红军内部暗流涌动，甚至一度有爆发内乱的风险。

此时离中央较近的部队，除了红三军团外，就只剩下陈赓的干部团。但这些加起来还不及红四军的一半，一旦发生冲突，党中央的处境将十分危险。

多年以后，毛主席在接受埃德加·斯诺的采访中提到，那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很有可能会演变为红军的分裂与内战，而无论哪个结果，都是红军所不能接受的。

9月10日，经过几天的商讨，为了不让张国焘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决定让周总理、张闻天等人率部先走，脱离张国焘的掌控，他则留下和干部团一起断后。

10日凌晨三点，张国焘得知中央已经先行北上，他立刻致电中央，说他们的路线是错误的，红军应该立即停下脚步，南下才是正确的出路。

红四军政委陈昌浩接到前哨的电话，还犹豫要不要先行开火。此时，红四军总指挥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正是这一句话，挽救了中国红军，避免了红军之间的内战。

而另一边，由于是在凌晨出发，且未提前通知。为了防止误判，韦国清亲自带人设好警戒线和哨卡，警惕的注视着南方，谨防红四军有人会来袭击毛主席。

果不其然，在上午十点左右，红四军李特率领大队人马赶来，并且围住了毛主席。李特声称毛主席和周总理走到路线是错误的，并坚称南下才是正确的道路，之后更是拔枪指向毛主席，要求众人停止前进。

李特的这一举动，顿时打破了现场的对峙气氛，韦国清见状，立马挡在毛主席的面前，并且命令干部团的人继续前进。

李特态度嚣张，而毛主席则不急不缓，向红四军的诸多战士们讲述了南下和北上的利害。

最后，毛主席头也不回的继续向北走去，丝毫不在意后面拔枪的李特，而韦国清则死死的盯着李特，并有意识的用身体挡住枪口。

最终，这场对峙以李特的收枪而告终。李特最终没有开枪，而他和张国焘等一些红四军高层的军阀思想，也为后来西路军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在前行过程中，由于不确定张国焘还会不会派人追过来，韦国清率领特科营始终围在毛主席的身边，不让他暴露在外。

对于干部团中的红四军战士，韦国清开门见山，表示愿意南下的可以立即回去。他的这一举动，清除了队伍中的不稳定因素，也及时制止了混乱在队伍中持续扩散。

最终，除了少数人选择回到红四军之外，大多数人还是继续跟在毛主席的后面，直到追上大部队。

因为长征中的种种表现，让毛主席对韦国清很是喜欢，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韦国清也多次被委以重任。

直到1958年，毛主席与韦国清在南宁相聚，从不接受邀请的毛主席为韦国清破了例，足以证明他对韦国清的信任与喜爱。

1989年，76岁的韦国清上将在北京去世。

他的骨灰也被葬至八宝山，而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仍为我们后人所传颂。

韦国清将军这种机智灵活、将全局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革命觉悟，也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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