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博物馆展出的石璧。李雨心摄
四川大学博物馆展出的葛维汉《汉州发掘日记》。李雨心 摄
展出的早期出土文物。于婷 摄
广汉三星堆历史上的首次发掘现场。图据四川大学博物馆
提起三星堆，你会想到什么？是造型精美繁复的青铜神树，还是庄严肃穆的青铜大立人，抑或是精致工巧的青铜骑兽顶尊人像，以及流光溢彩、璀璨夺目的金面具？
说到如今文博界的“顶流”，自然绕不开三星堆。而谈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国宝重器，大多数人想到的应该都是青铜器、金器或者玉器和象牙。但是，当人们走进锦江畔的四川大学博物馆，就能看到展厅中间巨大玻璃展柜里一套从大到小排列整齐、打磨成圆环状的石器陈列其中。它们看上去似带孔圆饼，又似磨盘。
千万别小看这些石头。在90多年前，正是这套石璧的出现，揭开了三星堆“一醒惊天下”的序幕。同时，漫步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篇的展厅，细细凝视不同年代考古学者所写下的发掘日记，就会发现这些珍贵的手稿和档案，见证了四代四川大学考古人的薪火相传，也呈现了一代代考古人披荆斩棘、上下求索、砥砺前行的历程。
1“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背后的漫漫考古发掘历程
一份用英语手写的《汉州发掘日记》静静躺在展柜中，泛黄的纸张，见证岁月沧桑的印记。这份日记的书写者，正是上世纪30年代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担任馆长的葛维汉，他与该馆馆员林名均一起主持了广汉三星堆的首次考古发掘，揭开了“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序幕。
三星堆遗址的意外发现，还得从1927年讲起。当时，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村民燕道诚父子在疏浚沟渠时，挖出一批玉石器，这一消息很快传到成都，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到了1931年，传教士董宜笃将收集的部分玉石器，送交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保管。而这批遗物，随后引起了葛维汉的注意。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玉石器的出土地点，可能是一处古代文明的遗址。
于是，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馆员林名均前往广汉，开启了三星堆历史上的首次发掘，在出土玉石器的月亮湾燕家院子旁进行了发掘，确认了遗物的原生地层。可惜的是，在动荡年代，考古发掘并未持续太长的时间。但作为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意义重大，让三星堆遗址第一次为世人所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持续开展研究。1963年，由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带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门组联合组成考古队，在月亮湾再次进行科学发掘。这次考古发现了房址、灰坑等遗迹，出土了玉石器、陶器、骨器、青铜器等遗物。
198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较大规模发掘。就在这一年的夏秋之际，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相继被发现，出土文物上千件。“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遗址，出土了神奇的纵目面具、威严的青铜立人像、高大的青铜神树等一大批珍贵文物，展现出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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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醒惊天下”的三星堆见证川大考古人的薪火相传
在四川大学博物馆的考古篇，观众除了被一件件精美罕见、呈现历史断面的文物所吸引外，也会停下脚步，仔细观看展厅中几代考古人手写的发掘日记。这其中，集中展示了四代四川大学考古人在参与三星堆遗址考古时手写的发掘日记。
2020年，新一代川大考古人再次出击，负责三星堆遗址五、六、七号祭祀坑的发掘，其中出土了数千件珍贵文物。被网友称为“月光宝盒”的龟背形网格状器，就是来自三星堆七号坑的“镇坑之宝”。2023年5月，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荣获第27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这是授予中国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也见证了新时代的川大考古人，继续在祖国大地上书写新的考古故事。
“葛维汉先生在1934年撰写的《汉州发掘日记》中写到，此处还有大片的考古遗址没有发掘，留给未来的考古学家。”四川大学博物馆副馆长周静说。谁能想到，葛维汉在数十年前写下的这些期待，如今已成为现实。
从三星堆遗址初次被发现到“再醒惊天下”，历经近百年的光阴。几代考古人薪火相传，留下无数平凡却令人感动的回忆，谱写了三星堆考古的世纪华章。这些，都在四川大学博物馆的馆藏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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