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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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有小学3年级文化就能读大学？1970年6月27日：中国各高校首次招收工农兵学员。
萨沙写《林彪传》时，曾看到过林彪私下对毛泽东实行政策的抨击，其中一条就是攻击工农兵学员制度。
林彪认为工农兵学员是不合理的，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最终会导致全国严重缺乏专业人才。
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教育要分段？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然后才到大学本科、大学研究生，最后是博士和博士后。
如果说小学到初中，是因为孩子们还未成年，不能一步到位进行复杂的教育。从高中开始的一系列教育，则不是这么回事。
教育之所以层层分级，一来需要循序渐进的慢慢打基础，才能学到较高的水平。
萨沙记得留美博士邓稼先回国以后，60年代曾有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同他讨论原子弹问题。
邓稼先的性格内敛，回答的不多。最后实在被问急了，邓稼先随口列出十多本专业著作的名字，让这些大学生先把这些难以理解的书籍读通了，再来和他讨论问题。
换句话说，邓稼先认为大学生的知识太贫乏，根本没有讨论如此复杂问题的能力。
这不是说这些大学生不聪明、学习能力差或者狂妄自大，而是受到年龄限制，知识积累相对有限。
二来教育分层也可以筛选学生。
大家知道，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读博士。
在美国，接近有一半的博士无法毕业。既然能够去就读博士，本来就是适合学习的精英了，这些人仍然有一半不能毕业。同样道理，不是什么人都适合读大学。在西方很多国家高等教育饱和，学生只要愿意就可以进入大学就读。有趣的是，有不少老外选择不读大学，甚至不去读高中，而是直接读专科学校、职业学校，学一门求生手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也是一样。
1966年文革爆发以后，很快就基本取消了高考。
当时强调阶级斗争，认为越有知识越反动，认为高级知识分子多不会真正支持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取消高考的原因。
高考取消以后，大学的招生就停止了，导致高级人才培养由此中断。就像林彪说的那样，几年后各行各业都会出现人才荒。
由于国家需要人才，中国的大学本来就少，最终还是在1970年恢复了大学生招生。然而，大学被要求采用推荐制招生，优先录取工农兵出身的学员。
这些录取的学生，后来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1970年到1976年间，全国共招生94万人。
这么搞的理论基础，是1968年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有了最高指示后，中共中央就形成了制度。
在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上山下乡知青中招生，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试点。规定招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工农兵大学生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学习期满后（学制2至3年），原则上返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特殊需要的由国家统一分配。
简而言之，工农兵学员不参加高考，而是各单位推荐上学。
这么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一些文化程度低，不可能通过高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这里要提高一部老电影：提起“马尾巴的功能”，不少熟悉文革电影的人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是在1975年公映的电影，《决裂》中的一段情节，这个经典桥段讲的是电影中的中间人物，知识分子孙教授（葛优他爸爸葛存壮）在给学生授课过程中不谈实际问题，而大讲特讲马尾巴的功能。
《决裂》是一部支持工农兵学员制度的文革电影，有着鲜明的政治鼓动性。
电影《决裂》讲的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生活（后来的江西农业大学），其中毫不例外地表现了教育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这部电影的剧本是由江西共大总校和江西省文化局干部共同创作的，他们根据共大的创办过程和办学方向，用电影文学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抗大”式的农业大学。
我们看看剧情： 影片开始，龙国正被通知去见老团长，途中，他碰见两名大学生抱怨自己被分配到农村——这为后面的斗争埋下了伏笔。龙国正向老团长倾吐道，为什么不把资产阶级老爷们把持的大学改造过来，而老团长这次正是要让，龙国正当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松山分校校长。
副校长曹仲和正在召开建校的准备会议，大家一致决定要把学校建在靠近城市的河对岸，这时龙校长赶来，申明要把学校办在农村，办在贫下中农的家门口。大家都不能理解。新旧两派的斗争就此展开了。
招生处，教导主任孙子清堵着门，不让贫下中农群众进，说他们“文化太低，不够资格”“这里是大学，不是识字班”。要知道，这时解放才9年，贫下中农哪里有什么文凭，这分明是把广大劳动人民挡在大学门外。贫下中农群情激愤，痛骂孙子清为资产阶级把门。这时，龙校长来了，主持入学考试。放牛娃出身的他不问文凭，向群众宣告：“进共产主义大学，第一条资格就是劳动人民！”，凭着手上的硬茧收学生。
曹校长和孙主任“集结了国内外先进经验”，编写了一份教学大纲。根据这份大纲，可以培养出“高质量人才”，然而，广大工农同学会跟不上进度。对此，曹校长认为“跟不上就自然淘汰，这是自然规律”“孔夫子三千弟子，也不过出了七十二贤人”。龙校长针锋相对，提出“我们是要培养无产阶级新一代，绝不是培养几个所谓的尖子就行了”，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
接下来就到了名场面：孙主任站在讲台上，一副老学究的样子，教同学们“马尾巴的功能”，可这山沟里，哪来的什么马呀！为什么不讲猪和牛，偏偏讲马，这不就是脱离实际吗？这时，一位老大爷牵着一头病牛，请孙主任帮忙治一下，孙主任把他赶走了。徐牛崽同学站起来诘责孙主任教书脱离实践，被孙主任轰出教室。不服气的徐牛崽在校园里贴大字报，曹校长看见后，勒令他撕下来。
这时，龙校长来了，赞许了徐牛崽的大字报。曹校长说，徐牛崽的大字报冲乱了教学秩序，破坏了知识的系统性。龙校长捧起一把坏掉的稻种，阐明了“教材的系统性要合于生产的季节性”，宣告“要批判资产阶级学风”，自此，校园里掀起了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风潮。贫下中农老代表也以两坨泥巴为比方，向龙校长提议“教学结合生产”。
影片到了这里，两派的斗争开始进入白热化状态。教研会上，龙校长拿出老代表的两坨泥巴，提出按照生产实际安排课程，闯出一条新路子，曹校长和孙主任不赞成。会后，窗外电闪雷鸣，龙校长和曹校长的矛盾终于爆发了。曹校长指责龙校长背离传统教学，龙校长则指明传统教学那一套是资产阶级的。曹校长反驳道，只要培养出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人，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龙校长则旗帜鲜明地指出，只单纯追求高度的知识就会迷失方向，教学与生产割裂开来必然走上邪路，正如毛主席所说“知识再多，方向错了，等于无用”。
春耕大忙，龙校长把课堂搬到农田里去，遭到曹校长的极力反对，二人又展开辩论。曹校长认为，让学生去劳动，是在让学生变成目光狭窄的人。龙校长反驳道，让学生脱离生产，学农不爱农，这样教出来的学生怎么能和劳动人民同心同德地建设社会主义！到此，两派尖锐斗争的分歧点已经全部明了。那么，究竟哪一派代表人民，哪一派是跳梁小丑？
在今天看电影《决裂》 ，恰恰可以看到很多现实问题。
工农兵学员究竟有什么问题？
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 就是走后门、搞关系成为工农兵学员最大问题。
中国可不是一开始就有科举制度的，长达千年时间主要采用的是推荐制度。
《三国演义》中，曹操、孙坚等人都是通过举孝廉制度当官的。
举孝廉就是一种推荐制度，将各地名气大、能力强的年轻人推荐为官。
只是，举孝廉制度很快成为一种走后门的方法。
被推荐的人基本都是官僚集团、地方权贵门阀家族的子弟或者代理人。没多久，这些人的才能已经不重要，只要是自己人就可以被推荐。
由此，国家失去了真正的人才，政治权力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由此，皇帝的手中的大权遭到了威胁，被迫改为科举制度。
相对举孝廉制度来说，科举考试也有作弊和走关系，主要还是靠一张八股文的试卷，对于考生来说是比较公平的。
小说《儒林外史》中，明代很多底层赤贫之士，靠科举考试当上省部级官员，在汉代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是三国陷入战乱，关羽、张飞、赵云、黄忠等人均不可能出名，他们只会被埋没在社会底层。
千年前的推荐制度就有如此问题，放在今天也是一样。
正常来说，工农兵学员应该是公开推荐，民主投票，实际上不可能如此。
有个老先生回忆了推荐流程：进工厂当年，我又亲眼见证一起更换推荐对象的风波。1972年上级分配一名西安交通大学的招生指标，经群众推荐，领导已确定一名知识青年进厂的优秀学徒工为第一推荐对象。但很快就发生更换推荐对象的事情，这位学徒工的父亲是市里重点工程四川维尼纶厂建设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当学徒工的领导按事先约好的时间去做家访时，不巧碰上指挥部有人来紧急汇报建设工程问题，学徒工的父亲就先去处理工作问题，过后才来接见这位领导，向他表示歉意，并感谢领导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培养。但这位领导心里很窝火，认为自己是被人看不起，才会被冷落一旁，暗自忿忿不平。
回厂后这位领导马上决定更换另一名备选推荐对象去西安交通大学读书，并放话从此不再推荐这学徒工上大学。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工作是我当时的领导在负责，因在同一个办公室，我也知道其中内情。在确定推荐意见后又随意更换推荐对象，明显掺杂个人恩怨，群众对此也有议论。正是办事要公正，群众有杆秤，秉公能成事，为己必伤人。
大家注意，是否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说到底只是主管领导的一句话。他可以推荐你，也可以不推荐你。这就为走后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再看看这个老先生另一个的回忆：1973年，上级分配一名合肥大学英语专业招生指标，因我的领导调离工厂，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具体工作就落在我身上。这一年，国家在招生办法中尝试增加文化考试，我按照文件要求认真做好工作计划，仔细做好推荐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经个人报名，群众评选，文化考试，组织推荐，最终确定三名预选对象，二名知识青年进厂的学徒工和一名技校毕业的技工。
文化考试是参加全省统考，合肥大学来重庆招生的英语老师对三名预选对象还进行了英语的口试。合肥大学招生组的军代表告诉我，这次招生是总参委托合肥大学培养外语人才的招生，毕业后军队将从中挑选为国防事业服务的人才，所以学校很看重文化考试结果。考试成绩出来，一名知识青年学徒工总成绩第一、技校毕业技工总成绩第二、另一名知识青年学徒工总成绩第三，工厂的推荐意见就是以文化考试的排名顺序把第一、第二、第三候选对象推荐给合肥大学招生组选择。
没想到竟然在学校复审阶段又出问题。招生组的军代表告诉我，因为出现意外情况，他们不可能按照工厂的推荐顺序，即按文化考试的成绩来确定录取对象了。
招生组本来是准备择优录取第一候选对象，但突然有考生来找他们反映情况，来人强调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根正苖红，被工厂派到中学担任工宣队员。虽然本次文化考试成绩只考第二名，但他学习愿望特别强烈，希望学校能录取自己。同时他还告诉招生组，文化考试成绩第一的推荐对象家庭有问题，他父亲虽是儿科专家，但解放前做过国民党军医，因结发妻子患病不能生育，又娶小老婆生孩子。解放后虽然与结发妻子离了婚，但仍旧住在一起，孩子们都称她为大妈。
学校招生应贯彻阶级路线，如果不看家庭出身只按考试成绩录取他不服气。这突发的情况给招生组出了难题，招生组本来已决定接收文化考试成绩第一的知识青年学徒工，他是工厂推荐的第一候选人，不但文化考试成绩优秀，口试英语的成绩也很好。对这个考生反映的情况，招生组本来认为政府既然允许这样的家庭状况维持至今，就应该不是个大问题。但我们担心的是，如果招生组坚持把第一候选人招到学校，那个反映情况的考生不罢休再直接反映到学校，我们也不敢保证就不会发生学校将考生退回推荐单位的情况。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对已录取的考生将会是很大的打击。
经再三考虑，我们招生组的意见是，即使我们不招成绩第一的考生，这个成绩第二的考生我们也不要，我们宁愿招收成绩第三的考生，考试成绩虽然差点但他没搞小动作。结果，文化考试最差的第三候选人幸运的上了大学。正是择优录取本公平，暗施小计耍聪明，谁知结果不如愿，受益并非设计人。
实际上，工农兵学员是不需要参加文化考试的，只需要“群众（领导）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上面提到的是特殊情况，是大学要招收军队英语翻译，才会对文化水平有很一定要求，组织了考试进行有限的筛选。
在当时，这种考试是要被批判的，主管人员也要倒霉。
有趣的是，即便是搞了考试，最终让谁上大学仍然是主管领导的一句话而已。那么，只要打通了和主管领导的关系，成为工农兵学员也就毫无问题。
既然国家有了这种制度，掌握权力的人有机可乘，谁不希望让自己的儿女受到更高的教育。
在当年的制度下，只要上了大学，就等于直接跃进到干部阶层，实现了阶级的跨越。
电影《决裂》中，一些所谓的农民子弟满嘴大话，将建设农村挂在嘴边。他们仗着自己出身好，是贫下中农，摆资历、打政治牌，目的就是直接进入大学读书。
有个观众的影评说的很好，你要建设农村，要做贫下中农，那也没有去读大学啊。你读个中学，一样可以学习各种农业知识，同样可以建设农村啊？
说到底，什么贫下中农要去读大学，还不是出于个人私欲，想要跳出农门成为高人一等的干部吗！
这么想是人之常情，并不丢人。但这种人却又满嘴高尚的道德言论、三句话不离爱国、为人民，就属于口是心非的小人了。
毛泽东曾对波尔波特说，当时的中国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平等的名义实现着不平等，社会仍然分为三六九等。
稍微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当时农民子弟多么迫切想要跳出农门，成为工人、军人、干部。
那个年代，农民是社会最低等级，除了名义上地位较高以外，各方面包括直接的物质待遇都是最差的。
大量城市男知青下放到农村后，无数漂亮的乡下女孩子，用尽方法想要同他们结婚。因为只要嫁给城里人，她们就轻易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不再低人一等了。
这样的女孩子太多了，导致国家出台政策，不允许她们随便实现农转非。更绝的是，男知青和乡下女孩生的孩子，需要跟随母亲户籍成为农民。
这就是从根上断了，女孩子们通过婚姻跳出农村的美梦！
当时男性农民想要跳出农门，难度比女孩子们更大，毕竟不能使用婚姻作为手段。
他们只能通过招工、参军、考大学这三种方式！
在当年，这三种方式可谓难于上青天。
我们以雷锋为例，他曾有两次招工的经历。
第一次雷锋招工去团山湖农场，成为拖拉机驾驶员。不过，团山湖农场没有多久就被取消了，农场的产业工人们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如果是农民招工进入农场的，现在只能回家种地。
第二次雷锋主动招工去辽宁鞍钢，成为下属焦化厂的一名工人。也就是1年多后，鞍钢又开始大面积裁人，焦化厂直接被取消，工人们被迫回到原籍。
如果雷锋不是已经被破格录取参军，就要回到老家长沙下属的小县城。
通过雷锋的遭遇，可以看出当年想要通过招工跳出农门，难度有多么大。
那么，参军呢？
除了参军有非常高的门槛以外，更重要的是当兵本身不能跳出农门。
如果在部队中不能入党且被提干，士兵退伍后仍然要回到农村种地。
而入党提干又谈何容易，军队中最不缺各种人才和积极分子。
雷锋算够突出了，下连半年就被团党委列为标兵，牺牲前更是享受了各种荣誉，红透半边天。
雷锋牺牲时入伍2年多，军衔仍然是个中士，没有被提干。
可见，在军队中想要被提干也有很大难度，不是什么人都能办到的。
作为没有背景的农家子弟，除非业务能力特别突出，又有较强的搞人际关系能力，不然提干基本无望。
如果招工和参军都不行，那么上大学的难度就更大。
六七十年代，大学每年平均录取本专科学生10多万人。
1954年中国出生人口2232万，他们应该是在1972年参加高考。而1972年本专科录取13万人，录取率仅为0.6%，也就是一千人只录取六个人。当年城里重点高中的一个年级，也不过几百人而已。换句话说，你不在高中成绩排列前三，连个大专都考不上。以往把高考叫做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这并不是单纯的夸张。
即便城里重点高中的学生，考大学也极为困难，更别说农村的那种师资水平。
自然，如果能够考入大学，前景就极为辉煌。
雷锋有个认识的同县女模范，是个养猪好手。因为她上完小学以后主动回乡养猪，在当地名气很大，成为典型人物，曾多次受到毛泽东接见。
因此，这个女模范后来就被推荐上了湖南农业大学，毕业以后也就不是养猪农民了，成为干部阶层的技术员。当年中国等级分明，干部就是最高阶层，社会地位高，待遇福利好。
而这个女模范推荐时候已经成为厅级干部，甚至成为高级干部。但是，如果他没有上过湖南农业大学的经历，只是在乡下养猪，一辈子也不可能爬到这种位置。
雷锋很羡慕他，曾经向县委申请去上大学，但推荐名额只有一个，他去不了。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人。
陆军第26军76师的步兵班长、20岁的钟志民，请求其父、分管干部工作的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帮他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
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可不小了，仅仅每月工资就有250多元（刚工作的工人只有18元），也有很大的活动能力。于是，钟学林帮助儿子成为所在师的两个推荐名额之一（这原本是需要基层推荐、师里审批的），被南京大学录取了。
钟学林作为军二代，生活是很优越的。他母亲也是干部，月收入超过150元：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的时候，他生活的军队大院却有特供的物资，如肉、牛奶、巧克力等，敞开供应。军队高干家庭住着独栋的房子，配有专车。他曾有一块400多元的手表（！），不小心弄丢了，他毫不在意，母亲又给他买了一块180元的。不但上大学，钟志民当兵，也是走后门的结果。
钟学林对于走后门不陌生，早在1968年他从中学毕业后，就被迫上山下乡运动，去了乡下一个公社。这里非常苦，钟学林觉得吃不消，就央求父母帮忙。结果下乡还不到3个月，他就被军队招收入伍了。
在当年，这种现象不稀奇。
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赵蒙生老婆本来只是个漂亮护士，文化程度很低，还有三分娇气和笨手笨脚。利用家里的关系，她竟然轻松上了大学：七七年夏天，某军医大学来我们军招生。名额只有两个。原则上是通过推荐和考试择优录取。柳岚在军门诊部工作，妈妈费了好大的劲才使柳岚刚刚由护士提升为医助。这时，她又想上大学。于是，远在外军区的妈妈打长途电话来，把柳岚推荐上了。
参加考试的有二十多位“娘子军”，柳岚考了个倒数第三，却被录取了。“娘子军”可是不好惹，一旦她们发现自己仅仅是些“陪衬角色”时，她们联名写信到处揭发，说柳岚提医助就是走的关系，这次上大学又走后门。什么“这次招生根本不是才华与智慧的选拔，而是权力与地位的竞争”，言辞尖刻得很。有人提出要组成联合调查组，揭开这次招生的内幕，坚决把柳岚追回来……妈妈接到我的告急电话之后，象基辛格往返中东搞穿梭外交那样，火速赶到军里。
赵蒙生的母亲很快就搞定了这件事，还是让儿媳妇读了大学，最终成为军医。
1973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福建莆田的农村小学教员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说，“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自己的儿子插队后最起码的温饱都无法解决。反之，一些干部子弟下乡没几天就被招工、招生、招干回去了。毛泽东回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走后门问题是非常猖獗的，上面曾要打击，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因为法不责众： 1974年2月20日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文件内容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
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再回到钟志民事件。
1972年4月，钟志民来到南京大学报到，成为政治系哲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他发现，班上30个同学中，有七八成是部队来的，其中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地方来的则多数是革委会成员（革委会就是当时的地方政府）。老师也这么回忆：学校里干部子弟非常多，而且很好辨认。他们穿着军装，而且整个成长环境和农民不一样，长得人高马大，气色也好。整个感觉都和普通人不一样。
开后门进来的人很多，一些同学还是开始议论行事高调的钟志民，认为他是走后门入学的，根本没本事，文化程度也低，是个废物高干子弟。
钟志民是个有能力的人，不习惯被人这么议论，加上年轻气盛，受不了委屈，一怒之下就要退学：“我觉得我还年轻，退学有什么大不了的？既然人家都看不起这个事情，我就要站出来说，老子就是干了这个事，但我承担了，我改。”
接着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二年级开学回校，钟志民变得沉默寡言，像总在思考些什么。他终于想清楚了。1973年9月29日，是一个周六。他记得自己那天穿的是褪了色的军装，怀揣着写在3张稿纸上的退学申请报告。这是头一天晚上，他在宿舍昏暗的灯光下花了数小时写出的。他感觉，自己心里的想法“如同破壳的小鸡”，跃然纸上。他在校园里找到时任南京大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王勇，将报告交给了他。
很快，王勇找他谈话，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他的问题发生在1972年5月中央19号文件（即《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下达以前，不在退学范围内，可以不退；第二，同学、教师对他反映比较好，没有必要退学；第三，已学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对国家也是个损失。最后，钟志民坚持选择退学回到农村去。
1976年，文革结束。在清算四人帮时，有人提出反“走后门”是针对老干部的，钟志民差点被打成“三种人”。好在，公社里从农民到书记都为他说好话。他庆幸，自己每天低头劳作，很少外出开会，没有成为风头人物，才能安全过关。
1977年，钟志民成了生产队长，次年又当上支部书记。一步步地，他成为共青团瑞金县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赣州地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南康县委副书记。1997年，他辞去公职，正式下海，成为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
不过，钟志民一个人的行为即便震惊了当时的社会，却也改变不了什么。
多年后，钟志民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发现当初班上的30个同学，多数进入了军队内，最高已是军级干部。
睡在他下铺的好兄弟，关系密切的谷嘉旺，退休前任《人民日报》事业发展局局长。
只有钟志民一人，选择了下海。谷嘉旺认为，钟志民的聪明和勤恳远超过自己，如果在体制内一直干下去，如今肯定身居高位。
文革之后，国家迅速终止工农兵学员制度，显然是正确的。
如果长期保留这种制度，很快中国又会变为《三国演义》中的举孝廉时代，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和做官的还是上层的子弟，从而彻底沦为阶级固化的世袭制国家。
除了各种开后门以外，工农兵学员另一个巨大问题，就是培养出人才的能力不足。
钟志民入学的时候，南京大学先进行了半年的高中教育。
为啥？工农兵学员的文化基础太差。有部分工农兵学员上过高中，文化基础相对较好。但绝大部分工农兵学员，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水平，这是特殊时代决定的。
我们以著名作家王朔为例，他坦诚自己没什么文化。王朔小学毕业是1972年，1976年从北京44中毕业。期间他曾去山西，在太原五中读了1年书，显然1976年只是初中毕业，而1977年就当兵去了。
换句话说 ，王朔没读过高中，据他说在初中也没认真上几天课。当时是文革混乱时期，学校没事就停课搞运动，老师被批斗，王朔一伙人就在街上乱窜，打架闹事拍婆子。所以，他仅仅是小学文化程度，认识包括错别字在内的几千个汉字。
学生文化程度太低，也是普遍现象。
譬如，1970年，北京大学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学79人（不包括短训班）。大家发现，这三者相加仅有2392人，不到2665人。这相差的200多人，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充其量只有同等学力，也就是上过类似于小学教育的识字班、短训班。
1971年，北京市7所院校所招学生中，高中文化程度占21%，初中占78%，高小占0.6%（读完小学三年级，叫做读完了初小；读完了小学五六年级，叫做读完了高小）；武汉大学招收的新生中，文科有45名是初小程度，理科有30%是高小程度，甚至有学员连加减乘除也不认得。
1972年5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指出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
上面说了，教育是要分阶段的。
一个人就算再聪明，你上完小学后从没上过初中，现在突然让你去上大学课程，你根本就学不了，知识都是断层的。
这导致了大学的教育难度极大，很多老师苦不堪言。老师每讲一道题，还要一点点回退知识点，最终必须从初中课程讲起。
这么一来，有时候一道题就讲一堂课，几乎无法正常教学。
由于时代特殊，老师是不敢反对教学的，最终就成为和稀泥，混日子：后来学校采取了分大班小班、快班慢班等措施分头进行教学，但从来不公开评价学生的学习成绩。好在那时基本不考试，一般是当一门课程结束时按等级考核一次，这减轻了一些同学的压力。
于是，很多工农兵学员的文凭含金量不足，有的压根没学会什么也能毕业：虽然大学普通班学历也被承认作“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不同于当时设立的学制二年以内的推荐制进修班、培训班，但它与大学专科或授予学士学位的本科有实质区别。这些学员毕业后的工资待遇比照专科毕业生，在专业职称评审中有时可充作本科学历。不过选拔干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工农兵大学生的规定。
对于工农兵学员的问题，邓小平看的很透彻：当时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在教育座谈会上，对邓小平当面汇报工农兵学员的问题“现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热爱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据了招生名额。更是助长了不正之风；还会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的招生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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