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黄茉莉和家人被要求撤离到一座高尔夫球场，因为他们的房子已经毁了。不过，当年排华事件还不是他们家人决定出国的导火线。动乱后她开始受到的死亡威胁，才是他们离开印尼的主因。她说，当时有人开始写信威胁他们一家人。信件说：“下次就会砍断你们全家的头，毁掉你们全家。”
许多同样在1998年后移居海外的印尼华人，则不大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
印尼华人青年联合会秘书长叶展德（Candra Jap）在接受BBC采访时说，当年的悲剧留下了很深的创伤，让他们再也不愿谈话过往：“另一方面，到现在似乎也没有明确的责任归属！”至于对于像陈福锴这样的后代，叶展德认为他们是只知道“成长国家才是家”的这一代人，而“他们试图抹去痛苦的创伤， 直到不再想记起印尼”。
当年被救的印尼华人抵达美国时，在船上打出了「宁做美国狗]
印尼独立智库根塔拉研究所（Gentala Institute）传播与战略研究所长陈姝伶（Christine Susanna Tjhin）告诉BBC，1998年5月暴动对印尼社会确实是一个“转折点”。
陈女士称：当时政府进入苏哈托发起的“新秩序”政治运动，却以最坏的方式失败了。这对印尼的多元化和族群问题造成负面影响。但也是因为这场暴动，相关的改革被下一届政府启动了。
陈姝伶解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暴乱过后的印尼政府以一种补救的方式，来弥补对华人的罪疚感。新政府开始采取纠正行动，消除自新秩序时代以来针对华人公民的歧视性法规。其中包括修订公民法、取消禁止庆祝农历新年的禁令，取消禁止使用“华人”一词等。“这一全面的改革背后是一种努力，旨在改善印尼的多元化管理，特别是关于族裔关系。除了承认1998年5月暴动和此前发生的针对印尼华人的种族暴力，印尼政府采取的另一项具体行动是， 将印尼华人遭遇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历史写入学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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