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劫（19）：迁都汴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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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介布衣，是历史领域创作者，长期从事历史题材类写作和研究，著有多部宋史类佳作。

临安劫（19）：【迁都汴京城】

汴京（今河南开封），本是北宋的都城。金灭北宋后，将汴京改称南京，往日的首善之地，遂沦为大金的陪都之一。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曾经的亡国之都，有一天竟然会成为胜利者苟延残喘的避难所。

而这一切的改变，源自于金宣宗的一个决定。

第三次围城结束后，中都城周边已是一片残破。蒙古大军不仅将能抢的物资大肆劫掠，更是将不能带走的房屋等放火烧毁，临撤退前又“尽驱山东、两河少壮数十万而去”。

蒙军撤退后，危险暂时解除，从惊吓中缓过神来的金宣宗宣布大赦天下，命有关部门做好阵亡将士家属的抚恤工作，并将他们的子孙登记在册“以备录用”。随后，他又派出多路宣抚使奔赴各地，视察战争造成的损坏情况，并对饱受战争蹂躏的百姓进行安抚。

举目四顾，畿辅之地，满是萧索与荒芜，昔日的大好河山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抚今追昔，让人忍不住悲从中来。

金末元初的大文学家元好问在其著作《中州集》中，收录了一首由诗人赵元创作的写实诗歌《邻妇哭》，为我们展示了那场战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邻妇哭，哭声苦，一家十口今存五。我亲问之亡者谁，儿郎被杀夫遭虏。

邻妇哭，哭声哀，儿郎未埋夫未回。烧残破屋不暇葺，田畴失锄多草莱。

邻妇哭，哭不停，应当门户无馀丁。追胥夜至星火急，并州运米云中行。”

夫婿被掳走，儿子被杀害，一家十口仅剩一半，田地荒芜，破屋难修，粮食短缺。此情此景，又岂是邻妇一人之写照？震天哀嚎，又岂是邻妇一人所发出？

人祸，往往比天灾产生的破坏更大，造成的伤害也更深。面对这种无力改变的杀戮与残害，作为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除了痛哭流涕，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元朝文学家张养浩在其元曲作品《山坡羊.潼关怀古》中写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谓道尽了黎民苍生的无奈与辛酸，卑微与绝望。

实际上，当战争的威胁时刻萦绕在身边时，绝望的不仅只有底层老百姓，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贾巨商，锦衣玉食的达官贵人，甚至于九五至尊的皇帝，都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老百姓害怕失去的，不过是烂命一条。而他们所害怕失去的，不仅有生命，还有地位与权势，财富与尊荣。

但他们远比老百姓幸运，因为他们可以逃离。老百姓逃离故土，只会变成流民，饥寒交迫，居无定所，甚至露宿街头，最后化为路边无人辨识的枯骨。而他们逃离，不过是搬家而已，手中的权势与财富依然可以换来豪宅别墅，买下良田千顷，雇佣奴仆无数，继续过着人上人的优越生活。

而金宣宗，无疑就是大金帝国最高等的人上人，他不想失去现在的一切，所以，他决定离开朝不保夕的中都，逃往他处。

我们前面说过，实际上早在崇庆元年（公元1212年）第二次中都围城时，便有人主张逃跑，但因为蒙古军队已兵临城下，想逃跑也来不及了，只好作罢。现在，蒙金既已议和，蒙军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发动战争，正好为大金迁都避难提供了时间。

据《大金国志》记载，迁都的建议最早是由大名守臣余崇义提出的（大名守余崇义奏乞迁都）。金宣宗于是借坡下驴，召集大臣对迁都一事进行讨论。

纵观历史，不管何朝何代，凡是涉及到迁都或弃都城而逃，总会在朝堂上引发激烈的争论。而正反两方的理由，似乎也亘古不变。

赞成迁都者，认为都城形势危急，朝不保夕，如果不赶紧迁都避敌，城破人亡不说，只怕皇帝陛下也会被敌人俘虏，酿成国破家亡的惨剧。迁都虽然看上去不太体面，但只要皇帝还在，国家就有希望。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暂时战略性撤退，待积蓄足够力量后再来个反攻旧都，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退一万步说，即便将来不能反攻旧都，也可以凭借新的政治中心立足，继续维持政府的运转。

反对迁都者则认为，都城乃江山社稷所系，列祖列宗的陵寝皆在于此，一旦放弃都城，不仅对祖宗无法交代，更等于将都城附近的土地和人民拱手让与敌人。寒天下军民之心不说，还会削弱自己的力量反过来增强敌人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天下城池，哪还有比都城更为坚固，防御更加完善的呢？如果都城都守不住，哪里还能守得住呢？不如固守待援，待四方勤王之师大集，然后来个内外夹击，必能击退敌军。

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论调，当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这一次的迁都也不例外，大金的朝堂之上，文武百官照例分成了两派，围绕上述论点展开了一轮又一轮毫无新意的争吵。

当然，争吵只是个形式，金宣宗心里其实早已有了定论。之所以还要拿到朝堂上来讨论，不过是想形成几份会议纪要，多几个人来承担历史责任而已。这是官场上的惯用套路，自古用到今，而且还将继续用下去。

眼看大家吵得差不多了，气氛已烘托到位，金宣宗适时站了出来，对双方意见进行最后的总结。当然，直接站队任何一方，无疑都会有偏袒的嫌疑，于是金宣宗另辟蹊径，给大家讲起了最近发生在宫里的离奇事件。

某日，金宣宗用罢御膳，准备到蓬莱阁观音祠烧香，路过一个叫浮碧池的地方时，忽见“池南有二狐相携而过”，金宣宗命人逐之，二狐“各登树而走”。

一旁的内侍告诉金宣宗：“几日此物甚多，有戏舞于宣华殿前者。”金宣宗听罢大惊，拍着大腿说：“怪变如此，不去可乎？”

我们知道，在古代，封建迷信的力量是远远大于人力的。金宣宗明面上是在讲述一个离奇事件，实则却是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个都，非迁不可！

好，调子定下来了，接下来就是讨论该往哪里逃的问题了。

于是，大家纷纷化身为积极发言的优秀学生，充分调动几十年来储备的地理知识，对有可能成为战时避难所的地方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

据《大金国志》记载，当时主要的备选目的地有太原、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平（山东东平）、汴京、洛阳等。毋庸置疑，每个地方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大家各抒己见你来我往，经过一番看似激烈实则无法达成一致的讨论后，最后的皮球又踢到了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金宣宗手里。

恰在此时，南京（即汴京）留守仆散端、河南统军使长寿、按察转运使王质等人，接连三次上表，请求圣驾南迁，金宣宗“意乃决”，最终决定迁都汴京。

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五月十一（乙亥），金宣宗正式发布诏书，宣布迁都。

消息传出，以赵昉为代表的太学生们立即上书，“极论利害”，希望皇帝收回成命，继续坚守中都。

经常读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太学生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之所以说他们独特，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全国最高学府的天之骄子，而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容易冲动。

历朝历代，太学生都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群体。因为身处都城之中，每天都能接触到大量的第一手政治信息，加之经常有一些朝廷大员到太学里做报告，讲至情绪激动之处，难免会说及一些普通人难以知晓的政治内幕。耳濡目染之下，太学生们的参政议政意识变得极强，加之正处于血气方刚的年纪，社会上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足以拨动太学生们敏感的神经，更不用说影响力巨大的政治事件了。

比如北宋末年，围城中的宋钦宗为了向大金展示求和的诚意，罢免了主战派代表李纲。消息传到太学后，太学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摆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架势，涌到皇宫前面伏阙上书，见宦官打宦官，见宰相打宰相，甚至皇帝亲自传出口谕都不管用，哪怕被扣上“以布衣挟天子”的政治帽子，也要逼着皇帝重新启用李纲方才罢休。

与北宋的太学生相比，大金的太学生固然也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意识，但在锲而不舍这一点上，就明显坚持得不够。

面对太学生们的上书，金宣宗只是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为由就将他们打发了，而太学生们竟也没有再坚持，与北宋太学生们的文武并用相比，当真是小巫见大巫。

迁都的决定正式作出后，金宣宗派人祭拜了祖宗的陵寝，并亲自到显圣宫瞻仰了列祖列宗的画像。想着此一去不知是否还有回还之日，金宣宗不由得悲从中来，流下了眼泪。

可眼泪毕竟解决不了问题，该走的终究还是要走。

金宣宗留下丞相完颜承晖和尚书左丞抹然尽忠，辅佐太子完颜守忠留守中都，自己则打算于五月十四日启程前往汴京。可没想到临出发的时候，忽然天降大雨，行程只好延后。五月十八日，大雨终于停了，金宣宗立即宣布启程，可刚走出去没多远，大雨复至。

难道这是老天的暗示？难道老天也反对我迁都？顾不得了，在生命安危面前，天意也变得不再重要。金宣宗没有停留，率领大队人马冒雨而行。

因为需要携带的东西太多，光是各类文书及书籍就装载了三万辆马车，驼运犀玉玛瑙等珍贵财宝的骆驼多达三千头，此外还有大量生活用品等等，大包小包成千上万，俨然一支巨型的搬家队伍。加之圣驾所经之地，地方官员往往要安排盛宴以表忠心，所以宣宗一行前进速度相当缓慢。就这样走走停停，历时一个半月的艰苦跋涉，直到七月初，一行人才抵达汴京。

置身于汴京城内，金宣宗感慨良多。八十七年前，这里曾经是北宋的都城，自己的先辈凭借强大的武功将之变为了大金的领地。可以说，古老的汴京城，曾经见证了大金帝国的强大与辉煌。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九十年，曾经的辉煌与强大已被雨打风吹去，昔日百战百胜的女真勇士已变成今天屡战屡败的弱旅。再次来到汴京城，他们的身份已不再是胜利者，而成了避难者。这是多么可笑，又是多么讽刺。

不管怎么说，逃进汴京城的金宣宗终于松了一口气。这里离蒙金前线已经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只要战局不至于太坏，他仍然可以在这里继续当他的皇帝，维持大金帝国的运转。

金宣宗暂时安全了，但被遗弃在中都城的军民百姓却远没有这么幸运。听说金宣宗出逃的消息后，铁木真随即再次南下，对中都城展开了第四次围攻。

蒙古铁骑裹挟着尘土滚滚而来，如同一片巨大的阴云，翻卷着不断迫近中都城。

黑云压城城欲摧。

这一次，中都城还能挺过去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