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8年，西路军参谋长李特被执行了死刑。多年后，经中共中央批准，李特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关于这件事，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王明主动告诉他李特、黄超等人经过审讯，已被确认是托派，受到处决。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王明：经审讯，已确认李特是托派
1937年9月，中共中央为了教育和挽救张国焘，任命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1月，王明离开新疆迪化，回到延安。在后来的一天，在见到张国焘的时候，王明告诉了张国焘一个让他非常震惊和害怕的消息：李特、黄超等人经过审讯已被确认是托派，受到处决！
张国焘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他知道将李特等人认定为托派意味着什么。他曾经就使用过这样的帽子，处决了一批人。
然而，对于王明告诉张国焘李特被确认是托派的时间，到底是在李特被处决前，还是在被处决后？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没有作出明确交代。
托派到底是什么？
具资料显示，中国的托派，来自苏联，出现在中国的时间是1927年，由被苏联开除出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的一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上海成立的小组织，主张用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分析中国革命和时局。
苏联将这些学生开除并遣送回中国的原因，是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期间，背着党组织参加了当时苏联的托洛茨基派，进行了秘密地反对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更是在1927年十月革命节中，公开参加了苏联托派活动。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参加了托派活动，但却被扣上了托派的帽子。比如，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就是因为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学习，而被认定为托派的。
关于这件事情，左权的夫人刘志兰曾说：“左权从黄埔毕业后，要是不去苏联就好了！”
那时候，左权虽然身居高位，但托派的帽子一直压在他的心里，让他无法释怀。
事实上，左权被中央授予如此高的职务，是因为左权确实在军事上有着很深的造诣：
1923年，18岁的左权选择了投笔从戎，并于1924年3月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
11月，左权转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编为第1期第6队。期间，左权结识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1925年1月，在陈赓的介绍下，左权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左权先后担任了黄埔军校学生军（党军）教导团排、连长。
12月，受党组织派遣，左权前往苏联留学。在苏联，左权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了学习。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拉狄克，就是托派中有名的人物。在拉狄克的邀请下，一批托派教授和教员，在课堂内外，引经据典，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摘引一些章句，公开为托派宣传和辩护。
就是这时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渐渐受到了托派宣传的影响，对托洛茨基从好感而开始同情，由同情而钦佩，由钦佩而信仰，由信仰到最终加入托派。
那时候，左权虽然也听过托派教授的讲课，但却没有加入托派，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托派的活动。
1927年9月，左权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并于三年后回国，先后担任了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红新12军军长、红1方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参谋处长、红军第5军团（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第15军政委、军长兼政委等职。
1932年6月，左权被撤销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至红军学校任教官，其原因就是被王明确认为托派。
后来，左权虽然被再次启用，担任过红军和八路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但他的心里却一直并不轻松，被那顶托派的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
好在左权还保留了性命，然而李特却没有那样的幸运，在被认定为托派后不久，便被执行了处决。
李特，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白庙乡牛庙村，原名徐克勋，号希侠，乳名豹子，曾在长沙读过中学。
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读书期间，李特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参加了声援唐山铁路大罢工的斗争。
那时候，在人群中，李特并不突显，因为他的个子不高，人们甚至注意不到他的存在。然而，李特的革命精神却非常高昂，参加革命活动非常积极。
1924年，李特被党组织选派，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进行了学习。那时候，因为个头不高，同学们便用英语，戏称他为“Little”。后来，他干脆将这个英语音译为汉语，给自己取名为李特。
1925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李特奉命转入该校就读。同年，李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在莫斯科的中共旅冀支部负责人。
这段时间的学习，李特成长非常迅速，但也为他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
1927年，李特奉命转入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参加了学习。
1930年，李特奉命回国，进入鄂豫皖苏区，先后担任了彭（湃）杨（殷）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副军长、红31军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
可以看出，李特的任职经历和左权是相仿的。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有着苏联的学习经历和优秀组织能力。
任职期间，李特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先念：李特当时只是在气头上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8月初，红军总部制定了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
此时，李特随右路军行动。
8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等人抓住国民党军在甘南防守比较空虚的有利时机，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与左路军会合。
随后，右路军红30军和红4军攻占了上下包座，缴获了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0余挺，电台1部、及大批粮食和弹药，还有七八百只牦牛和马匹。
对此，毛主席非常高兴，高兴地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9月1日，毛主席和徐向前、陈昌浩联名把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电告了张国焘。在电报里，告诉了张国焘目前的敌情、我情、地理情况，极有利于红军按原定的计划向甘南发展。
此外，在这封电报里，还告知了张国焘右路军正准备派部队送马匹、牦牛和粮食去接应你们。
然而，此时的张国焘却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要求朱德和他一起发电报令右路军南下。对此，朱德表示拒绝，并希望张国焘按照中央的部署，北上与右路军会合。
见朱德不愿意和他一起让右路军南下，张国焘便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致电红丝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说是“葛曲河上游侦查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只能吃3天，25师只2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3路全部返回阿坝”。
此外，张国焘还说“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随后，张国焘下令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并要求已进到葛曲河边墨洼的前卫部队红5军返回阿坝。
此后，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逐渐升级。
9月9日，叶剑英获得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一封电报，立即觉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关于这件事情，叶剑英在后来说：
“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
很快，毛主席便决定率领中央红军先行北上。
9月10日凌晨3时，红军大学也接到由毛主席和周恩来联名签发的出发命令。
于是，李德让红军大学党总支书记莫文骅组织大家，跟随中央北上，并要他密切注意红军大学教育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的行动，防止他把部队带走。
得知红一方面军已经离开，有人问“打不打”时，徐向前表态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对此，陈昌浩也表示同意。但随后又派李特和红军大学秘书长黄超带着骑兵，去追赶中央，并劝说中央率军南下。
不久后，李特便带人追上了红军大学的学员队伍。此时，李特手下的几个人大声喊：“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
听到这些人的叫喊声后，红四方面军在红军大学的学员们都停了下来。
不一会儿，共产国际顾问、红军大学教员李德正好骑马经过这里，见李特十分嚣张，便跳下马，上前拉住李特的马头，斥责他的分裂言行。
此外，两人之间还发生了肢体上的推搡。李德拉着李特，要他去见毛主席，并说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不经毛主席同意，任何人不得把部队拉走。
就在这时，毛主席走了过来。见此情况，毛主席说：“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
然而，李特却气冲冲地说：“现在，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见李特如此，毛主席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竖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听了毛主席的话，李特当即跳了起来，大声斥责毛主席是逃跑主义，并数落中央红军丢掉江西苏区的罪行。
李特的话没有打击到毛主席，却将当事人李德激怒。原本，李德因为这件事情就不舒服，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好不容易才放松了一些。李特却在此时提起，一下子便戳到了李德的痛处。
李德立即将李特抱住，控制了起来。这时，毛主席让李德将手松开，并对李特说：“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对于彭德怀，李特是知道一些的。因此也不敢轻举妄动。
不久后，彭德怀便来来。于是，李特将陈昌浩写的信交给彭德怀，并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四方面军的学员要南下。”
对此，彭德怀非常生气，便和李特开始讲道理。
为了红军的团结，毛主席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说：“可以，红军学校四方面军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先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会来的。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
紧接着，毛主席又对彭德怀说：“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去，放他们去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于是，李特便带着红军大学里四方面军的大部分学员，返了回去。
李特的这次行动，虽然是奉命行事，但却给中央红军的其他同志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10月，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
就像毛主席说过的那样，张国焘在南下后，受到了国民党重兵集团的攻击，减员过半。随后，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李特担任了参谋长。
1936年4月，广大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醒悟过来后，开始抵抗张国焘，并决定与红二、红六军团共同北上。
10月，张国焘和红四、红二方面军分别到达甘肃省会宁和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不久后，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成立了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治委员会，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李特为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
在后来的作战中，西路军由于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处于孤军奋战的不利地位。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路军依然毙伤俘敌约2.5万人。然而，由于敌众我寡，西路军最终失利，并让陈昌浩和徐向前离队，到延安向中央汇报。与陈昌浩不同的是，徐向前最终辗转回到了延安。
1937年4月，李先念率余部突围，带着李特和400余名西路军将士到达新疆，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
在一次辩论会上，李特依然表达了对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不满，言辞相当激烈。对此，与会的陈云当即指出李特说的不对。
后来，李先念等人要求回延安，但李特和黄超等人却不愿意回去。
1938年1月，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在迪化组织大家进行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学习。对此，李特和黄超在否定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不久后，李特和黄超被逮捕，并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处决。这便发生了开头提到的那件事情。
4月初，乘祭黄帝陵之机，张国焘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了国民党。
后来，对于李特是不是托派的问题，原红四方面的一些高级将领并不承认。李先念曾经说：“李特、黄超是反革命吗？不是！当时和彭（德怀）老总吵架只是在气头上。”
程世才中将说：“李特政治上没有问题，人很好，理论水平很高，革命很坚决，能吃苦耐劳。至于1935年9月，李特奉命去追赶党中央、带领一部分四方面军回头南下，说中央北上是机会主义，一些人说李特是反中央，这不能和张国焘一概而论。所以，徐帅、先念主席对李特的问题很关心，指示要把李特的情况查清楚。”
宋侃夫也说过：“在西路军，李特在总部主管军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条件下，工作是很努力的，也是有贡献的。西路军打了败仗，同李特没有关系。我们离开新疆以后，把李特、黄超留下来了，后来听说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处理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谈过，当时把李特当成反革命是冤枉的，应该平反，因为他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
1996年6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了为李特平反的文件。
在这份文件里，总政治部说：“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作出过贡献；参加长征、西路军，英勇作战、历经磨难、经受了严峻考验。”
此外，总政治部还决定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革命烈士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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