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前段时间这条新闻挺吓人：在国外，已经有丈夫开发了新型的家暴方式了。

受害的妻子们说，自家的空调温度会突然升高、音响莫名大声放歌，明明门口没人，门铃声却不曾断过。这些智能家电的失控，对人带来的影响巨大，甚至能让她们神经衰弱。

而控制智能家电的人，是她们在外上班的丈夫。

这种新型家暴，光是察觉就很难，更别说去阻止他们。其中一位受害女性是硅谷医生，而她丈夫是工程师。她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移除丈夫的账号，唯一的方式是切断wifi，这样一来就会断掉和外界所有联系。

后边会发生什么事儿谁也不敢保证。

这条新闻让许多人终于意识到，有些家暴会藏在多么隐蔽的地方，你不深入其中，根本意识不到。

今天这个故事有关一个难以被发觉的家暴案。

它来自检察官余纳尼，是【情感局中局】连更的第三篇——一个男人慌张地跑到警察局，说自己被家暴了。

当检察官深入调查案件，试图找到谁是施暴者，谁又正在被伤害，才发现真相比自己想得更复杂。

2023年10月，辖区内派出所接了一起案子。案发地在一家沿街的五金用品店，民警抵达现场时已是深夜，附近的商铺都关了灯，拉下门帘。

只有那家五金店，玻璃店门依然开着，像在等待谁的到来。

接近现场时，民警打开了探照灯，店门口的地面上散落着一些滴落状血迹，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只当是夏天空调漏水，血迹和黑夜融为一体。

民警举着探照灯，往店铺里走去。

这家店一进门，是一个放置货物、电动车的空间，这是卖货档口。再进去是一个客厅，客厅里有个楼梯，连接二楼卧室，再往后走是一条窄窄的厨房，尽头是厕所，这是店主一家生活的地方。

民警穿过堆满货物的档口往里走，就着外面微弱的光亮，隐约能看见客厅里白色沙发的一角，和几件晾在室内的衣服。

等等！客厅怎么有人？

室内的光线很差，但办案民警还是看清了，客厅坐着一个一动不动的女人。

她手里拿着一把刀。那不像是家里寻常的菜刀，黑色的刀身，带有故意做旧的锈迹，刀柄处雕着龙首的图案，刀尖的弧度微微上扬。

办案民警愣了一下，他很清楚，不久前，刀上刚刚沾过两个人的血。

主办这起案件的检察官叫刘枫，我给他当助手。

枫哥在基层检察院工作了二十多年，依然是个性情中人，简单来说，就是放荡不羁爱生气。我曾亲眼见他火冒三丈地大骂不老实的嫌疑人，把一旁的我也吼得震耳欲聋，不敢说话。

工作之余，我俩也经常约个小酒，几杯下肚，枫哥就开始吐露真言，劝我别像他一样太过耿直，同期的检察官都步步高升，只有他，人到中年才在基层谋得一官半职。

看着眼前醉得一塌糊涂的男人，我总会想到武侠小说里的人，只是武功高强的大侠们，似乎很少为柴米油盐而苦恼。

那段时间，我和枫哥搭档，来了个故意伤害的案子。

报案人叫杜小东，是那家五金店的店主，最近这段时间，他和舅舅一同住在店里。最近，杜小东和一个女人在店里发生了口角，对方突然持刀砍人，连带着他舅舅也遭了殃。这对舅甥连忙到派出所报案，伤情鉴定的结果出来，杜小东轻微伤，他舅舅的伤势更重一些，轻伤二级。

伤情达到轻伤及以上，就能构成刑事案件。

很快，这起案件移送到了检察院。

我作为时任检察官助理，正在帮枫哥摘卷。案子发生在商铺里，我本以为这是一起邻里矛盾，或买卖纠纷，一看嫌疑人和受害者的关系，吃了一惊——那名持刀的女人叫何莉莉，是杜小东的前妻。

两人离了婚，但不知为何还生活在一起。

按照杜小东的说法，案发那天，两人一起回到家，何莉莉看到客厅晾衣架上的衣服被动过，便大声质问杜的舅舅，他是不是用手动过自己晾的衣服。

杜的舅舅被吓了一跳，说自己确实动了，但只碰到衣架，没碰到衣服。

他说普通话有口音，担心前妻听不明白，杜小东就帮他解释了一句。没想到何莉莉却像突然被激怒了一样，大声骂杜小东，“现在问你了吗，谁问你啊，你答什么啊？”

杜小东说，何莉莉没事找事，他便没再搭理，出了客厅去厕所小便。两人还没离婚的时候，何莉莉的脾气就很差，爱发火，还喜欢砸东西，也许让她自己冷静一下就好了。

没想到他刚出厕所门，便看到何莉莉堵在厕所门口，狭窄的过道上。

他注意到，何莉莉手里拿着一把刀。

杜小东被吓坏了，他立刻抓住对方持刀的手，但被何莉莉咬了一口。随后他把何莉莉推向墙边，两人缠斗过程中，何莉莉手中的水果刀划伤了杜小东的左手臂，血滴在了厨房地上。

见了血，何莉莉愣了一下。

杜小东立刻从后门跑了出去，绕到店铺正门，拍着玻璃门大喊，“舅舅你赶紧出来。”

杜的舅舅在客厅的小床上玩手机，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朝杜小东走来，结果何莉莉突然从后面冲了上来，朝他的后背砍了几刀。杜的舅舅没反应过来，转身试图抬手阻挡的时候，手臂和手肘又被砍了几刀。

慌乱中，杜的舅舅打开了五金店的正门，和杜小东一起逃了出去。

确认附近环境安全以后，杜小东打了110报警，随后两人去医院就诊。伤情鉴定的结果，和杜小东的讲述大致对得上，杜小东的左手臂上共有四处伤口，构成轻微伤；而他舅舅的伤势更重，背部、手臂共有五处伤口，累计长度23厘米，达到了轻伤二级的标准。

案发后的24小时里，杜小东做了两次笔录。

他说，前妻脾气很差，容易因为很小的事情生气，平时吵架的时候，她会用手抓人，还会砸东西。但他始终没有提及，为何前妻会突然持刀伤人，只说，“我到现在也很懵。”

然而前妻何莉莉的说法，却和他不一样。

砍伤两人后，何莉莉一直待在五金店里，直到民警将她传唤到派出所。

我看到了一张她在派出所标尺前拍的照片，她穿了一件灰色上衣，颧骨很高，头发随意地绑在脑后，耳侧散落着不少碎发。不知为何，她的神色里带着很重的疲惫。

何莉莉说，案发当天晚上，她去商场给儿子买完衣服，想到家里只有杜小东舅舅一个人在家，觉得不好意思，于是骑电动车去找正在外面喝酒的杜小东一起回家。

回到家里，何莉莉发现，她晾在客厅的被子被动过了，于是她问杜小东的舅舅，是不是他挪动了被子？

对方说是，何莉莉有些不高兴了，和杜小东抱怨了几句。

何莉莉怎么会无缘无故，不想和杜小东舅舅独处？就因为动了被子这么一点小事，开始生气？

我猜想何莉莉和家里两个男人之间，一定有更深的矛盾。只不过很多时候，当事人不会像倒豆子一样，事无巨细地告诉我们，这也是我们检察工作的局限。

何莉莉跟着杜小东，走到了狭窄的厨房。

结果杜小东突然抓住了她的肩膀，将她的头往墙上撞，一路从厨房撞到后门门口，还用手掐住她的脖子。

何莉莉用手叉开了杜小东的脸，咬了他手臂一口，结果却被杜小东用拳头反复殴打。何莉莉用手抓杜小东的脸，继续咬住杜小东的手臂，僵持了大约一分钟，才停了手。

两人手是停了，但嘴没停，因为四岁的儿子又开始争吵。

杜小东说，儿子在幼儿园被其他小朋友欺负了。何莉莉说，这是小朋友之间的玩闹，没必要太在意，有本事把欺负儿子的小孩告到法院去，这事跟她没有关系。

杜小东又生气了，他吼了一句“怎么跟你没有关系！”随后再次握紧了拳头。

何莉莉害怕他继续打人，拿起了一把刀，握在手上。

但杜小东好像根本不怕一样，他继续朝何莉莉逼近，神情凶狠地盯着她。

何莉莉说，你不要过来！

杜小东却猛地开始上前，他伸手想抓住何莉莉，这时，刀划伤了杜小东，他的左臂开始流血。刺眼的血迹似乎让杜小东开始清醒，他从后门离开了房子。何莉莉见他出了门，赶紧把后门锁上。

过了几分钟，何莉莉在厨房听见杜小东的声音，他让舅舅开门。

何莉莉赶紧冲到客厅说不要开门。结果杜小东的舅舅反手给了她一耳光。

她懵了，站在原地，看着舅舅继续开门。

很快她反应过来，上前拉住舅舅的动作，结果又挨了一个耳光。

她突然特别、特别生气，她举起手里的刀，用力地砍了舅舅的后背两下，刀划破了他后背的衣服，血流了出来。她看见舅舅开了门，和杜小东一起走了出去。

而她一直站在原地，拿着一把沾了血的刀。

看完何莉莉的供述，我意识到，双方最大的分歧点在于，谁先动的手。

虽然从结果来看，杜小东和舅舅受了伤没错，但在法律上，谁先动手这件事也很重要，它意味着事件的起因由谁激起，谁就要为矛盾的激化负主要责任。

我曾经办过一个寻衅滋事的案子。

两个男的在路上开车，被超车以后很不爽，朝人家扔了一个水瓶子。结果对方也火了，把他们逼停在高架桥上，暴打了一顿，两人都构成了轻微伤。

梳理完前因后果，我们发现，最初的矛盾实际是由扔水瓶子这一方引起的，他们两个人要对矛盾的激化负主要责任。因此最终我们做下判断，这个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性质上等同于小型的正当防卫。

如果何莉莉的说法属实，是杜小东和他舅舅先动的手，那她的行为很有可能是一场反击。相反，如果她前夫说的是真的，那么会证明何莉莉才是那个不折不扣的暴力狂。

那么到底是谁在撒谎呢？

警方显然也注意到了，双方在“谁先动手”的关键事实上的说法不一致。

案发现场，只有何莉莉、杜小东和舅舅三人。而何杜两人争执时，舅舅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玩手机，没有注意到异常。因此能为事实提供解释的只有争执中的两人。

仅仅就笔录而言，何莉莉的可信度相对更高一些。她的说法更详细，突然持刀的理由也合理。

接下来的几次询问笔录里，警方着重和杜小东确认了矛盾开始时的情况。

当他们问杜小东，是否先对何莉莉动手，打她头部，把她的头往墙上撞，以及挥拳打她时，杜小东每一次都给出了非常坚定的答案，“绝对没有。”“肯定没有。”

至于他为何动手，他说，“这些行为都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他始终坚持自己最初的说法。

而另一边，枫哥亲自去看守所提审了何莉莉。

何莉莉的个子很高，有一米七五，嗓门也大。和她面对面接触，枫哥才真正意识到，她有听力上的问题，这是她对杜小东和舅舅大声说话的原因，也是因此，枫哥和她对话时，不得不拔高嗓门，跟吵架似的。

这次提审中，枫哥了解到了这对年轻人的故事。

两人都是从外地来本地打工的。2019年初结婚，生了小孩，但没到年底就离了婚，因为孩子是先天性斜颈，杜小东总是责怪何莉莉，过不下去了。

那时孩子只有两个多月大，被法院判给了杜小东。但因为孩子年龄小，何莉莉因为听力问题又不好找工作，所以依然一起生活在五金店里。杜小东赚钱养家，何莉莉照顾孩子。

何莉莉说，她有听力障碍不好找工作，杜小东也因为这事儿经常辱骂她，但是她都忍了下来，准备等孩子上幼儿园稳定下来再做打算。她提到过一个细节，杜小东是喝酒的。

当枫哥往下细问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杜小东不仅喝酒，还家暴。

何莉莉说，杜小东每天都会酗酒，喝醉了就会开始打人，把她推到地上，扇她耳光，用拳头打她的脸，拽着她往地上往墙上撞。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四年，1400多天。

被打的时候，何莉莉去医院就诊过，也报过警。但考虑到孩子，她总是想着忍耐。

她说，自己好像已经抑郁了。

那天，她顺手拿起了放在厨房台面上的水果刀，她清楚地记得这把刀是杜小东几个月前买回来的，她还开玩笑问过杜小东，“是不是买回来杀我的？”

杜小东说：“买回来切菜用的。”

谁也没有想到先举起刀的人会是何莉莉。她说，“这一次想给他厉害点的教训，以后就不会再打我了。”

提审完何莉莉，枫哥给杜小东打了一通电话，核实何莉莉的说法。

杜小东没有否认，自己经常喝酒，喝完酒情绪上头了真的会打人。他只是强调，何莉莉耳朵不好，两人沟通时她要么很大声，要么经常听不到他讲话，所以很容易让他觉得何莉莉是故意的，于是才骂她。

确认完这些背景信息，我们心里都很难受。何莉莉就像是一只应激了太久的猫，外界稍有一点风吹草动，便会惊得她突然炸毛蹿起来，回之以强烈的反击。

在审查逮捕期限到期前一天，枫哥做出决定，以没有社会危险性，未批准逮捕何莉莉。

在看守所被关押了10天以后，何莉莉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何莉莉妹妹从外地赶来，与她同住一段时间。枫哥特意叮嘱了何莉莉妹妹，让她关注姐姐心理状态，必要时可以去专业机构进行心理治疗。

半个多月后，案件移送到检察院起诉。

属于我们检察官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根据何莉莉和杜小东的供述，我们可以还原出这起案件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更早以前的家暴，是否有可能催生了这个案件。现在我们要翻阅有关他俩的更多材料，以此决定如何起诉何莉莉，

我调取了更长时间维度的警情信息表，发现这已经不是这对男女第一次闹到警察局。

两年多以前，杜小东曾报过一次警，称妻子打儿子。

那天夜里12点多，邻居听到何莉莉家一直传来小孩的哭声，担心出事，给杜小东打去电话，让他赶紧回家看看。挂了电话邻居和妻子一起去隔壁查看情况。

进门以后，眼前的一幕说不出的奇怪。

家里只有何莉莉和两岁的儿子，孩子正躺在母亲身旁大哭，但何莉莉就像没有听见一样，完全不理会。于是邻居家的妻子把孩子抱起来哄，还说了何莉莉几句，但何莉莉依然没什么反应。

凌晨一点半左右，杜小东终于回了家，没想到夫妻俩见了面就吵架动手，邻居让妻子先把孩子抱走，自己拉架。而邻居发现，夫妻俩推搡中，何莉莉的头部受了伤。

这一次，先报警的也是杜小东。他报警称，妻子打儿子，随后出了门。

这场闹剧最终没有酿成大祸，但我想，也许很多矛盾的种子在更早之前就被埋下了。

何莉莉取保候审以后，警方又给两人补充了一次笔录。

我留意到何莉莉说的一句话，“我害怕杜小东进来后，和他舅舅一起打我”。

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202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正当防卫”的指导意见。

其中有一条是，“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

在何莉莉当时的处境下，我们不能用普通人的想法去推测。

那天晚上，家里只有她和两个男性，其中一个长期家暴她，另一个二话不说，扇了她一个巴掌。五金店里的空间很狭小，如果门开了，面对两个具有攻击性的成年男性，她将逃无可逃。

我抱着卷宗，凑到枫哥的办公桌前，问他，“你说，何莉莉被杜小东舅舅扇了两个耳光，属于‘不法侵害’吗？”我翻到了何莉莉的口供页，把她说的“我害怕”用铅笔圈了出来。

“你是想说，何莉莉的行为可能是正当防卫？”枫哥迅速猜出了我的意思。

“是啊，我想和你探讨探讨。”

枫哥沉默了一会，看着何莉莉的供述，像是在思考。

正当防卫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二是防卫行为没有超过限度。

虽然正当防卫的条款已经被激活了，但全国各地的主要判例，受伤害程度都比何莉莉要更严重，又或者通过舆论引发了社会关注。我们如果要把何莉莉的行为定性为“正当防卫”的话，很难。

更尴尬的地方在于，如果冲突只发生在杜小东和何莉莉之间，家暴必然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但伤势最严重的人又是杜小东的舅舅，那就更难了。

我和枫哥谈论过很多次何莉莉砍伤杜小东舅舅时的情景，杜小东站在五金店的玻璃门外，拍打着门说舅舅你快出来。而这在玻璃门内外的双方眼里，却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理解。

杜小东说，怕何莉莉伤着舅舅，想让他赶紧出来。

而何莉莉说，她害怕杜小东进来以后，和舅舅一起打她。

枫哥指了指我圈出的那句“我害怕”，说，“你有没有想过，这里的‘不法侵害’其实是何莉莉的一种想象，如果我们把假想防卫也罗列进正当防卫，这个条款以后可能会被滥用。”

他顿了顿，继续，“而且，如果认定正当防卫，何莉莉无罪的话，之后反而可能继续激化双方矛盾。”

听他说完，我心里一惊。

的确，杜小东和何莉莉毕竟是孩子的父母，案子办完了以后，他们免不了会见面、继续打交道。如果我们坚持何莉莉一点错都没有，反倒有可能给杜小东心里留下疙瘩，说不准未来哪一天，矛盾会以更惨烈的形式爆发。

我看向枫哥，“所以，这个案子你准备怎么办呢？”

枫哥潇洒一笑，“我打算开联席会议，做不起诉处理。”

在何莉莉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枫哥就试图调解双方的矛盾。她的家人愿意为她出民事赔偿款，给杜小东和舅舅各赔五千和五万元人民币。杜小东和舅舅也为她手写了谅解书。

得到赔偿以后，杜小东也改了口供里的说法。

那天，何莉莉抱怨了舅舅以后，杜小东觉得她小题大做，很不给舅舅面子。在酒精的作用下，他抓住何莉莉的肩膀往墙上撞，又把她的头往墙上撞，随后掐住她的脖子。他说，“（我）想打她几拳给她一些教训。”

然后才有了何莉莉随后的持刀反击。

杜小东说，每天，他都要喝八两白酒，不会醉到彻底失去意识，但喝了酒，情绪就容易激动。酒后，他总是与何莉莉争吵，常常是以暴力收尾。“我会扇她、用拳头打她，把她推向墙边。”

警方和他确认，“案发当晚，是你先动手？”

他答：“是的。”

警方追问：“你舅舅先用手扇何莉莉的耳光？”

他依然答：“是的。”

对于前后供述怎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杜小东没有过多解释，只说，“我现在说的全都是实话。”

与此同时，何莉莉的父亲也到派出所提交了从医院开出的诊断证明。过去三年里，何莉莉曾有三次因头部外伤到医院就诊的就诊记录。

这次事件中，她的右后脑肿了一块，口腔内也有受伤，应该是杜小东将她的头往墙上砸时造成的。但也许是伤情不重，何莉莉没有要求验伤，也没去医院检查。

我们基层检察院每周都会开一次联席会议，当然没影视剧那么高大上，还要穿蓝黑色正装。就跟普通单位在办公室开会一样，随便找个会议室，几个检察官围坐在会议桌前，讨论手上复杂的案子。

那次会上，枫哥提出了何莉莉的案子。

这起案子的情节不算严重，双方也达成了和解，外加考虑到被害人先动手，以及何莉莉遭遇家暴的情况，枫哥想要做相对不起诉处理。也就是说，何莉莉不需要被判处刑罚，她个人信息上也不会留犯罪记录。

最终，在场的检察官们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了这个决定。

不起诉决定书寄到何莉莉家以后，她们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没过几天，何莉莉专门来了一趟我们单位，这次她不是自己一个人，妹妹还陪着她一起。她们专门订了一面锦旗送给枫哥。

那次见何莉莉，她的精神状态肉眼可见地阳光了很多，还跟我们拍了合照。那张照片我现在还留着，照片里，何莉莉瘦高又白净，眉间褪去了那股很重很重的疲惫，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

后来很久我都记得她笑的样子。

我曾经看过一份关于家庭暴力的统计，里面有两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我到今天还记得。

一是，90%的家暴受害者是女性；

二是，她们平均被虐待35次，才会通过法律途径寻求保护。

何莉莉的案子本身并不是最惨烈的。去年夏天，一起家暴案发生，家暴者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而这个妻子的家属告诉我们，她们很后悔，后悔知道了家暴的存在，但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保护正在被家暴的死者。

但每当我跟朋友们讲起何莉莉，讲起那些家暴案中受害的人，大家都会发现，有些受害者并不是不想逃，只是出于种种原因被“困住”，同时还要遭遇不断升级的伤害。

朋友们都问我这种情况怎么办，我说了两个版本的答案。

一种是伤害刚刚发生，除了常规的报警，还有一些方式能保护自己：

1）除了拨打110报警求助，也可向家暴者或者自己所在单位、当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妇联组织等求助。如有报警求助，保留报警回执，必要时可申请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

2）及时就医或鉴定伤情，妥善保留诊疗记录、病例资料等，或到伤情鉴定机构开具鉴定，并保留鉴定证明；

3）申请临时庇护、法律援助等服务。遭受家暴后，没有生活来源又无家可归的，可向当地的妇联组织申请入住反家暴庇护站获得临时生活帮助。

第二种是当这些路都走不通时，请一定保留好能证明你遭受暴力的一切“外部证据”。它具体包括：

1）亲友、邻居的证言；

2）医院的诊疗记录、伤情鉴定书；

3）电话录音、短信、微信信息、视频；

4）向社区、妇联民政等部门求助的记录；

5）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书、行政处罚决定、接警出警记录、报警回执、讯问笔录等；

6）家暴者出具的悔过书、保证书等。

这些“外部证据”，都能提高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到“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概率。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限于夫妻之间的关系，不限于身体暴力，不限于提起离婚诉讼期间，甚至不限于家庭成员之间，即便是分手的情侣之间，也可以申请。

如果被家暴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她的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

作为司法工作者，面对家暴，我承认至今都还有很难解决的问题。

但我希望每个在困局里的人知道，你们的挣扎和反抗会被人看到，被人心疼，并且在将来会有更多人来一起面对问题。在那之前，请保护好自己。

今天是“爱情检察官”系列三连更的最后一篇，情感局中局·困局。

最初起“爱情检察官”这个系列名的时候，有朋友问我，爱情这玩意，还能检查出个对错？

我说当然。

这就是我们想做这个系列的原因，爱情原本是个非常感性的东西，但余纳尼站在检察官的角度，想要理性拆解一段感情中的对错，如果能再给大家一些法律的视角和帮助，那就再好不过了。

他的前三篇故事“死局”“骗局”“困局”，无论哪一个“局”，都需要再多一些理性，才有可能挣脱。

他希望大家在享受爱情的时候，都能绷住一根弦，让情感里多一些理智。

第三篇故事写完，余纳尼提醒我，有句话虽然老调，但真的有用，一定要再跟你们强调：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一旦发生，及时离开。

今天的评论区留给大家，如果你想倾诉关于家暴的经历，如果你有更多求助的方法，如果你有法律上困惑，都欢迎写在评论区。

你写的每一条评论，余纳尼和我都会看，并且尽量回复。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赵岛泥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8450字

阅读时长约2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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