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失乐园〉：亚历山大讲座：多伦多大学：1962》，[英] 海伦·加德纳著，李小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24年5月版，273页，66.00元
作为普通读者，我对于十七世纪英国伟大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创作的史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1667）的认识是在七十年代末读大二的时候学习西方文化史和阅读西方文学名著的时候开始的，那时的印象和认识是借此了解了《圣经》关于创世纪的故事，另外是产生了撒旦作为反抗专制暴君的英雄形象。尤其是后者，在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增添了某种来自西方文化的“经典”色彩。但是真正有点思考是在几年后读王佐良等先生主编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商务印书馆，1983年）的时候，当时除了《失乐园》之外更为关注的是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是许国璋先生——他编写的《英语》是我们上课用的基本教材——撰写的题解。后来，《失乐园》似乎有点淡出了我们的视野。直到疫情前那两三年我们有几次在纽约小住，经常去纽约公共图书馆（NYPL），行远总会去那间自习阅览室（Salomon Room），观赏十九世纪匈牙利艺术家米哈利·蒙卡奇（Mihály Munkácsy，1844-1900年）创作的油画《盲眼的弥尔顿向他的女儿们口述失乐园》（The Blind Milton Dictating Paradise Lost to his Daughters）。在她参与撰写的《西方名画里的历史与神话》（迟轲主编，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中就收入了这幅作品，是迟先生写的解读文字。弥尔顿从1651年开始视力衰退，以至完全失明，画面上描绘的是弥尔顿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创作，向几个女儿口述《失乐园》诗篇。后来才知道在这座图书馆的一扇门上还写着出自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的一句话：“一本好书就是把一位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保存好和珍藏起来，目的是提供给未来的生命。”那画面上他的女儿认真作记录的情景似乎就印证了他在动手创作《失乐园》之前说的这句话。
近日读英国文学史教授、文学评论家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1908-1986）的《阅读〈失乐园〉：亚历山大讲座：多伦多大学：1962》（A Reading of Paradise Lost：The Alexander Lectures in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62；by Helen Gardner ,1965、1967、1971），才猛然想到似乎是久违的弥尔顿在今天的阅读语境与意义。该书缘自1962年海伦·加德纳教授受邀在多伦多大学亚历山大讲座发表的“阅读《失乐园》” 系列演讲，即收入本书的四篇讲稿：一、《失乐园》在今日；二、《失乐园》的世界；三、天国主题；四、人类主题；同时在附录收入了作者两篇早前的文章：《弥尔顿的撒旦与伊丽莎白时代悲剧中的罪孽主题》（发表于1948年）和《弥尔顿〈失乐园〉的第一个插画家》（发表于1956年）。该书在1965年出版，虽然距离今天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但是在该书“序言”中已经可以明显感到有关《失乐园》研究的永恒意义仍未过时。作者在全书中的研究视角、阐释方法以及所提炼出来的关键议题（如“善恶之战”等）在今天不仅仍然具有继续探讨的学术意义，而且在当下世界的复杂、急湍的全球语境中更具有新的思考维度。
正如加德纳认为批评家们不应只着眼于弥尔顿所选题材的难点，更应该关注这个题材提供的巨大机会，我们在阅读加德纳这本书的时候，同样应该思考的是当我们今天阅读和谈论弥尔顿《失乐园》的时候，我们究竟更有可能是在谈论什么。
加德纳在“序言”中谈到这个领域研究的难度：“面对这块由信仰、勇气和艺术构造的丰碑，二十世纪的我们发现难以轻易出入其内。我在为大学新生讲授《失乐园》时体验到了这种难度。正是这种狭隘的自身经验，促使我想要分析和证明我的信念，弥尔顿这首伟大作品将永恒流传。”（iii）从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看，这些难度首先来自作者与评论者时代语境的差异，“面对多恩和弥尔顿的作品，现代批评家必须避免两个极端，既不能完全以他们时代的话语来阐释，也不要完全以我们时代的话语来阐释”。当她说“我不愿意把《失乐园》的意义局限到其所产生的世纪才有的意义，即便我们可能确凿无疑地发现那种意义（我对此存疑）”（iv）的时候，我感到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绝对的语境主义和文本主义的一种有先见之明的警惕。对于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早已固化为反抗暴君的英雄形象的撒旦，她的描述是比较准确的：“大多数读者接近《失乐园》时并无学术的助力，但他们一致认为，《失乐园》的想象魅力主要系于撒旦这个角色。在我看来，这是《失乐园》的批评必须圆满回答的问题。如果普通读者执意认为撒旦是英雄，那么用说理的方式来证明‘魔鬼是头驴’是不够的。许多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分析撒旦的性格和作用，设法寻找一种方法，调和历史神学的阐释和主观的阐释。”（同上）我想一直以来我们从《失乐园》中形塑的撒旦应该就是属于她讲的那种“主观的阐释”，因为我们的文化语境距离历史神学相当遥远。
在第一篇讲稿“《失乐园》在今日”中，加德纳不断在学术界、评论界对于《失乐园》的评价与争议中梳理和阐释自己的方法与观点，这是文学批评的语境分析与文本细读并重的有效方法。她善于从昔日的争议和眼前的研究中发现那些已经“不再成其为问题”，同时发现那些有意义的新问题，尤其是在那些有巨大争议的观点中发现研究者如何受制于各自的时代、宗教、政治立场等语境。她念兹在兹的“《失乐园》在今日”所指向的是“《失乐园》能为现代读者（无论是不是基督徒）提供什么，这是重大的批评问题”（第7页），她力图倾听的是《失乐园》对于今天的读者仍旧“必然言说”的话语。她还不断回忆起在自己的精神成长过程中曾感受到的知识界对于弥尔顿的种种流行看法，这些个体经验在学术阐释中具有独特而真实的成分。
在经过对各种有争议观点的梳理、辨析之后，加德纳把论述的重心放回到史诗之所以存在和有特殊意义的前提：“史诗表达了为一种文化注入活力的理想和信仰，它是无所不包的，不是怪异的，它阐明了普遍认为有效的真理。史诗作者的写作不是为了说服怀疑者或者宣称个人的观点，而是‘断言’真理。”（23页）这让我想起历史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城邦的世界》中所说的，“历史”的本质所在就是“为秩序的真理而战！”；“人类由此而被发现是以历史的方式向真理意义上的更高生存水平前进的”（《秩序与历史》卷二，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70、72页）。假如说在历史学研究的叙事中有时容易会被种种“个案”的“鸡零狗碎”遮蔽了我们“断言”真理的视野的话，在史诗研究中正是应该直奔“真理”研究这样的主题。
接下来的论述和对《失乐园》的引用真是有点激动人心，至少我是这样感觉到了：“进入《失乐园》的世界的方法（弥尔顿的想象力和艺术为了完美的快乐和教益而创造的这个世界），对于二十世纪的读者来说，依然和十七世纪的读者一样。弥尔顿在开篇就提供了方法。他表明自己意识到这项事业前所未有的大胆；他接受史诗作者要乞灵于缪斯的古老传统，表露了他构思、推敲到最终完成作品的心路历程。”（23页）在弥尔顿创造的“世界”面前，早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要和十七世纪的读者一样，要同样接受史诗作者必须乞灵于缪斯这个古老的传统，于是我们才可以从心底里感受和领悟这些诗句：“关于人类最初违反天神命令 ……/ 请歌咏吧，/ 天庭的诗神缪斯呀！……/ 因此我向那儿求您助我吟成这篇 / 大胆冒险的诗歌，追踪一段事迹——/ 从未有人尝试缀锦成文，吟咏成诗的 / 题材，遐想凌云，飞越爱奥尼的高峰。…… / 愿您的光明照耀我心中的蒙昧，/ 提举而且撑持我的卑微；使我能够 / 适应这个伟大主题的崇高境界，/ 使我能够阐明永恒的天理，/ 向世人昭示天道的公正。（《失乐园》Ⅰ.1—26）”（24-25页）这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强调的主题：“使我能够阐明永恒的天理，/ 向世人昭示天道的公正”，这是在《失乐园》的创作中，弥尔顿心中的正义与邪恶之战以及他在经受了政治迫害之后对历史时刻的清醒认知，由此才能真正进入他的创作语境和他的《失乐园》的世界。
对于一个普通读者，一个对圣经、史诗、弥尔顿和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从来没有做过专门研究的中国读者，阅读和讨论弥尔顿《失乐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弥尔顿开门见山、大段铺叙地乞灵缪斯，“这是史诗作者宣告自身题材重大和真实的方式。……史诗必须做这样的宣称；它不是假的，它是真的、重要的。诗人获得缪斯给他显示的真理，现在要显示给我们。他是凭借比他自己更重要的权威在对我们言说。”（26页）“弥尔顿的缪斯是关于神圣事物的一切人类知识的源头，是人类表达这些神圣事物的力量的源头。”（27页）应该说，这也是在当下全球性局势中特别应该思考的问题。对于在当下全球种种暴力、战栗、撕裂、混沌的湍流中力图寻找立命之根的人来说，弥尔顿的史诗之神或许可以带来某种激励和安慰：不应该再逃避那些具有根本性、原初性和挑战性的艰难思考，需要重新激发的是像弥尔顿那样面向真理追询的思想激情和伦理责任，需要祈祷的是让缪斯鼓励我们迎难而上—— 就像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 Maria Rilke）所说的，“去珍惜重大的任务并努力学会与重大事物交往”。
就如加德纳对于《失乐园》中的天国战争的解读所说的：“只要这个世界存在，它就变成了一个关于善恶之战的寓言，在这场战争中，善被考验到极致，依然不能被恶战胜，尽管它也不能战胜恶。善的胜利要等到弥赛亚在最后审判日出现在云端的时候。我们想象将撒旦及其部下逐出天堂，正如米开朗琪罗想象最后的审判： 胜利的基督永远击败了他的敌人。这场战争也为历史上所有战争提供了一个缩影；战争变得越来越恐怖，越来越具有毁灭性，印证了弥尔顿对人类历史日益浓烈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酸楚地流露在《失乐园》最后几卷。这场起于‘威武的大军、激发壮志’、带着无数英雄色彩的战争，结束于恐怖的羞辱和无意义的毁灭。这个故事提供了弥尔顿拒绝战争（无论是英雄之战还是骑士之战）的理由，也是对他自己的时代乃至后世具有教诲的这样一部史诗提供的理由。以高贵开始，以极端的混乱和浩劫收场，这场战争结束之时突然尖锐地碰触了我们的想象。”（121-122页）这些在六十年代初对《失乐园》的解读真的并未过时。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是人类又一次面对正义或邪恶的抉择的历史时刻，是面对严峻的政治考验的时刻，是正义伦理与诗歌反抗邪恶帝国的时刻；对于个人来说，则是属于那种是否选择面向真理、成为主体、参与斗争的时刻。我知道在线下的生活中不会有很多人会产生这种“时刻”感，也知道无论是在课堂上或饭局中也都难以或羞于讨论“严重”的议题甚至是字眼；当然我也知道人们有时对耳闻目睹的谎言、无序和虚无只能报以嘲笑和讽刺，是因为无奈与无力感。因此弥尔顿在此时对我们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和珍贵，藉由他的《失乐园》可以让我们以史诗或文学的名义谈论正义与邪恶搏斗的历史时刻而不至于显得夸张或危险——虽然扪心自问，这些概念、这个议题和这种面向永恒的时刻感在多年来其实一直郁积于心。
从加德纳写阅读《失乐园》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今天，“《失乐园》在今日”这个话题当然有了巨大变化，其中关于《失乐园》的译本研究就很有意思。据全球五十多位学者合作研究而出版的专著《弥尔顿的译本》（Milton in Trans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July 2017）显示，《失乐园》被译成其他语言逾三百次，包括了五十七种语言。学者们发现，特定时期内对《失乐园》的翻译往往映射着那一时期的反叛精神和民族主义。更令我想不到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南斯拉夫的政治家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又译“密洛凡·德热拉斯”，1911-1995）——我们熟悉的《新阶级》（1957）的作者——在狱中将《失乐园》翻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他在手纸上用一支铅笔誊写了诗歌全文，并将其夹带出狱。有学者认为弥尔顿“是一个参与处决查理一世的共和主义者，他反对天主教，而这就是他塑造的意图反抗上帝的撒旦的性格。因此，人们纷纷在政治和宗教斗争时期翻译他的革命思想。”也有学者认为在对《失乐园》的译本研究中，“最令人着迷的不过是了解整个世界的政治和宗教是如何与人们所读的东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上的许多进程都很相似，因此读者很容易在弥尔顿的革命性思想中找到共鸣。”（参阅《翻译弥尔顿的《失乐园》，过去30年里比之前300年还频繁》，翟逸清编译，澎湃新闻，2017-07-25 ）
类似这样的体验同样出现在我的弥尔顿阅读史上。前面说过在八十年代初期读过王佐良等先生主编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商务印书馆，1983年），其中由杜秉洲先生撰写的《失乐园》（I.105—191）的题解说：“Satan在地狱里刚从昏迷中醒来，看见他的亲信Beelzebub，说了一段激昂慷慨的话。语句之间表示出不屈不挠一心对抗上帝的决心。他还说，天使本非上帝所造，岂能慑服于暴君威力之下。又说胜利是可期待的，只要大家能同心协力，公开或秘密地与上帝的专制挑战，直到永远！……密尔顿是革命诗人，他创造出Satan这样卓越的形象，可说是他热爱自由，痛恨专制的革命性格的升华，真可共天地而不朽了。”（270-271页）再看看许国璋先生为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撰写的题解：“1643年六月十四日，成立不到三年的英国革命新政府颁布了出版审查法，而这个审查法仅仅是在两年以前（1641）作为已被推翻的君主政府的可咒诅的敕令被废止过的。现在，出版审查法再度颁发，明令今后一切书刊的出版和重印，必须得到官方的许可，同时对一切未经许可的出版商进行搜查。这是恢复旧制，践踏自由的反动，对于已经写过几本不经审查的小册子的密尔顿，是断难容忍的。密尔顿是革命政府积极的辩护者，但是对于这一反动措施他提出了强烈的抗诉。……1662年，君主复辟以后，政府正式任命了审查官。1667年，密尔顿的《失乐园》由书商送审，第一章594行以下数行就险遭扼杀。但是，这些审书吏有谁能看懂这首满是古典景物的长诗，谁又有这个素养把它读完呢？三百多年前的‘知制诰’，有谁能看出就在他们的案头，放着不朽的文章，不假良史，不托飞驰，不以隐约而弗务，而自传于后世呢？”（279页）这一段已经写得这么慷慨激昂，接下来在具体的句子注解中还有非常具体和精彩的注解。比如关于“If we think to regulate printing, thereby to ……”这一大段，许先生的注解是：“密尔顿用嘲讽的笔调，指出书刊审查的愚蠢，因为书刊审查的目的，无非要整顿社会的风尚（manners）。既如此，音乐与歌唱也得审查，舞蹈的姿态，名人家里的乐器，牧童短曲，甚至在室内哼哼的小调也得审查，窗户里传出什么歌声乐声也得注意；有着诱人的封面的书籍得审查，每个乡村都得有人去检查，看农民们吹的拉的是否具有教育意义？英国人的饕餮，狂闹，到酒铺饮酒，服饰，都得审查。少年谈话，男女杂处，又怎样检查？谁来决定什么可以谈，什么不可？酒食游戏，龙蛇俱集，怎样禁止，怎样区分？这一切是永远会有的。……密尔顿当时所讽刺的，还不过是一种设想。但是在密尔顿死后的三个世纪中，这一切又都发生，而且一再发生，这也许是读这篇三百年前的名文的乐趣之一。”（283-284页）这是在那个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曾经令我们非常激动的阅读经验。但是也应该承认的是，在出版问题上，后来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论自由》（On Liberty）更受我们重视，应该说是文本的结构和文风更适合我们阅读的缘故吧。
在加德纳对于《失乐园》的文学研究和阐释中，同样令我很感兴趣的是其中涉及图像学研究、插图与文学文本的比较研究。在谈到教条主义神学和圣经神学的复活的时候，她从渗透在知识界和大学的思想文化生活中发现在广泛的神学兴趣背后隐藏着知识的革命；创世记神话重新被人们视作神话，看重的是其象征意义，表现人的困境和对此的神圣反应。“类似的一场运动是艺术史家也把重心放在图像学，这场运动从圣经研究中汲取了力量，反过来又推动了圣经研究的发展，影响日益扩大。……历史研究在与新批评的对阵中，找到了这个共同立场，相信艺术作品应该视为整体。”（15页）在论述文学与绘画对于描绘上帝意象的局限性的时候，加德纳的阐释表现出睿智的比较视角：“弥尔顿和米开朗琪罗都必须接受他们艺术的局限性，通过有局限性的艺术，他们表达了超越叙事和绘画意象的观念。我认为，如果按照欣赏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题材伟大画作的方式来阅读《失乐园》，我们会读得最透。关于这首诗的现代批评，在我看来，许多都不着调，正如在欣赏《东方三博士来朝》这样一幅伟大的画作时，却问既然这三个庄严的博士走过了背景中的雪地，怎么靴子上没有雪，或者在欣赏《圣母升天》这样一幅伟大的画作时，却抱怨画家仍然没有成功说服我们，不借助明显可见的支撑方式人体仍然有可能悬空。”（46页）加德纳通过借鉴艺术史研究，针对文学批评的伪问题提出的思考是很有针对性的。
加德纳在肯尼斯·克拉克爵士（Sir Kenneth Clark）的《观画》（Looking at Pictures）中的一篇研究拉斐尔画作《神奇的一网鱼》的文章发现对研究弥尔顿用以包容对立两极的宏大风格的有益启示，克拉克在文中说：“拉斐尔这幅作品的世界，是一个远离实际经验的世界，正如弥尔顿的语言和意象远离日常话语。……生命的状态借助风格实现。正如弥尔顿的语词能够把几乎每个细节提升到某种高贵的程度，同样，拉斐尔有能力找到一种简单但可以理解的美好对等物，表达他看见的一切，为整个场景赋予了崇高的统一性。”（32页）加德纳由此得出的看法是卡拉克用来形容成熟时期拉斐尔风格的评语（“他具有无与伦比的同化力量”）同样可以运用于弥尔顿，最后说明“从思考伟大艺术的题材，诗歌的‘宏论’或情节，弥尔顿的心思转向他敢于希望的东西：他的诗歌将‘阐明永恒的天理’。”（36页）
该书附录的《弥尔顿〈失乐园〉的第一个插画家》研究的是1688年《失乐园》第四版的十二幅插画，其中十一幅出自弥尔顿的同时代画家约翰·浸信会·麦地那（John Baptist Medina）。加德纳与艺术史家的研究视角不同，她关注的是“看一个十七世纪后期的人如何解读《失乐园》，什么场面在他看来重要，他如何解决这部宏富的基督教史诗带来的问题”（236页）。从麦地那所选择的创作方法、在构图布局上的用心等方面来看，结果是发现通过研究麦地那的插图布局，“将再次引导我们承认弥尔顿的非凡创造力。麦地那和弥尔顿一样，是受过训练的古典艺术家，精于运用传统，对各种传统人物类型了如指掌；但他必须改变这些传统，以与弥尔顿的作品契合，而这是维吉尔作品的插画师不需要做的。……麦地那面对的是弥尔顿笔下的天堂、地狱和乐园以及生活于其间的各色人物，必须从各种历史人物类型中汲取经验，必须根据《失乐园》各卷的性质对插图的人物类型和风格进行变化。……从一些插画中明显可见，麦地那对《失乐园》做了细读，处理手段巧妙而丰富，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对插画的说明文字，这些文字也表明麦地那精于选择场面”（239-240页）。如何选择作为插图的基本素材的文本场面，以及如何在惯习的传统与作者的独创性之间找到契合原作的风格要素，这些的确最能体现画家对原作的理解。加德纳最后的总结强调了两个对于研究弥尔顿的学者来说特别有意义的问题：一是麦地那相当仔细地研究过这部史诗，“他发现有必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手段，其手段的灵活与丰富，足以令人吃惊”。这说明“早在十七世纪，细心的读者也能感觉到《失乐园》前几卷和其余部分在风格和处理手法上的差异”（256页）。二是麦地那在插画中表现撒旦的方法和效果是极力忠实于弥尔顿的原作，“他在插画里设法为我们呈现了两种撒旦形象： 作为悲剧命运的大天使和作为狡猾勾引者的魔鬼。……麦地那表现撒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使我们再次意识到弥尔顿的创造力和深度：他的撒旦难以归结为一个类型”（259页）。因此，尽管作为艺术品，麦地那的插画难以与布莱克或透纳和马丁的插画相提并论，“尽管麦地那的插画缺乏想象、泥于原文，但是我认为，这种缺乏想象、泥于原文的风格，并不会令弥尔顿不快，欣赏这些插画，或许会给我们一些暗示，十七世纪的人们如何解读《失乐园》”（261页）。这真是让我们这些搞图像研究的人深受启发。
最后还是回到加德纳留给我们的那种感受吧——“掩卷之余，我们获得的是一种复杂的感受：我们既惊叹于弥尔顿的‘大手笔’，景仰他的勇气，动工并完成这样一桩十分具有创意的工程，赞赏他用以点缀宏论的丰富知识，同时我们也惊叹《失乐园》结尾谈到我们人类境况时的简洁。在《失乐园》的结尾，弥尔顿留给我们的是他千辛万苦获得的知识——默默忍耐、‘无畏艰难’、坚定信念、平心静气，这些是支撑我们在‘荒凉人世’不会跌倒的不二法宝。”（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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