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与威望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与加强。

这时毛泽东的个人感情生活，也正处于新婚不久大抵可以说是和谐美好的阶段。

经过党内上层的一番争议，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于上一年的11月和江青正式结婚。江青也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中共党内的“第一夫人”。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延安接连收到了来自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两份机要绝密电报。

内容都是反映江青在去延安之前在上海的某些不甚光彩的情况，并对于毛江婚姻提出异议。

前一封电报发给了党中央，后一封电报则是以东南局书记项英的个人名义直接发给毛泽东。

电报末尾，项英直言不讳：“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这两份电报，所反映的有关江青的情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项英本人此前一直在苏区和游击区工作，对上海以及江青在上海的情况并不清楚，单凭国民党的报刊传闻岂能轻信。

但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的政委，出于政治责任感，对于上述传闻又岂能等闲视之？

于是有一天，在他见到原在上海地下党工作现已来到新四军军部工作的扬帆时，便问他过去在上海是否知道电影演员叫蓝苹的情况。

扬帆原在上海就是专门做文化工作的，他和蓝苹的前夫唐纳(马季良)还一起共过事，有过密切交往，对蓝苹的情况当然就比较了解。

于是项英就郑重其事地约扬帆谈话，向他了解情况。

项英说：“最近我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面刊登有蓝苹在延安的一些活动情况，还传出要和毛泽东同志结婚的消息，不知道是造谣还是真有其事，希望你谈谈对蓝苹的看法。”

扬帆当然并不知道项英谈话的具体目的，但作为一名党员，对于党的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是没有理由也是不应该拒绝的。

不如实向党反映情况，就是对党不忠的表现，这是一条众所周知的党性原则。

于是扬帆就把他所知道的有关蓝苹(他还不知道蓝苹此时已改名江青)在上海的一些情况如实地向项英作了汇报：

他大致谈了蓝苹在影剧界的一些闹矛盾、争角色的情况，又介绍了蓝苹与唐纳的婚恋以及后来的离异并闹得满城风雨的情况。

关于蓝苹一度被捕不久又被放出，其间是否有自首叛变的传闻，扬帆只是实事求是地谈了“听说”，并未做任何肯定判断。

谈话结束后，项英让扬帆将所谈情况写一个书面材料，并注明材料“是由曾在上海地下党做影剧界工作的殷扬所提供的”。(殷扬是扬帆当时用的名字)

在和项英谈话之后，扬帆以为自己不过是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写成材料和注明材料提供人的名字也都是对党负责的表现。

此后就再也没有向别人提起过这件事或是向别人打听过什么。

上面两份发往延安的电报，经由机要秘书叶子龙直呈毛泽东主席，但随后就被江青本人获悉。她将此电报的内容(包括提供材料人的名字)牢牢地铭记在心中。

光阴似箭，转眼间就跨过了14个年头。1953年的年初，扬帆已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高级干部，担任上海公安局局长一职。

他因患脑肿瘤要手术治疗，国内尚无这类手术，组织上便决定让他到苏联去治疗。

他在莫斯科一家医院进行了成功的治疗后，被送到苏联政府所属的一家高级疗养院疗养。

在这里，扬帆和同院疗养的蔡畅相遇，倍感亲切。

有一天，蔡畅忽然对扬帆说，江青也正在这里疗养，她准备去看望一下江青。

她问扬帆是否认识江青？扬帆回答说：十几年前在上海时曾见过面，但并不很熟。蔡畅说，那就我们一起去。

扬帆却有些犹豫：他知道江青这个人有些怪，如今又处在“主席夫人”的特殊地位。

他想，当年还曾经给延安写过反映她历史情况的材料，也不知道她本人是否知道这件事。真不想去见她。

蔡畅由于不了解扬帆犹豫的原因，便热情相邀：“在这里中国同志很少，既然你也认识，就一起去吧。”扬帆碍于情面只好跟着蔡畅一起去了。

刚一见面，江青并没有认出扬帆来，蔡畅便向江青介绍说，这是你在上海时就见过的扬帆同志。

江青就说是有些面熟的。扬帆立即补充说：我在上海时名字叫殷扬，扬帆是我到新四军工作时改的名字。

不料扬帆无意之间的这一“补充”，却触动了江青的那根一直就很脆弱的神经：想起了当年的殷扬曾经向延安告过她的“黑状”一事。

于是她马上撇开有关治病疗养一类的寒暄，立即就问起扬帆这些年来的工作经历。

扬帆自然如实相告。江青一听说扬帆现在就在上海公安局工作，的那根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又被再次触动：

1934年她在上海曾经被捕过，这段秘史她一直就没有如实向党交代清楚。

当年在延安虽曾受到许多同志的质疑，只是由于有她的小同乡，当时正掌握着中央“审干”大权的康生的竭力庇护才得以蒙混过关。

现在上海已经解放，包括她当年被捕情况在内的大批敌伪档案资料无疑已经被上海公安机关所接收和掌管。一旦这些档案被泄露，其后果不堪设想。

偏偏就是这个扬帆不仅当年就对她在上海的历史情况说三道四，现在又掌管着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大权，这实在是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