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野外观鸟是在1983年夏天。

说来惭愧，我的大学本科是野生动物保护专业，毕业后刚到黑龙江省扎龙自然保护区（1987年晋升为国家级，后面简称：扎龙保护区）工作时，在野外认识的鸟十个手指头就能数的过来。尽管如此，我并不在意。因为我受过的训练是，鸟是要在实验室里鉴定才算数。当鸟在手中，我自信是能够利用检索表，查出它是谁。那时，郑作新先生的《中国鸟类系统检索》是最权威的分类工具。

图1.《中国鸟类系统检索》在我上学和刚毕业那些年是一本非常热门的工具书。因为发行量有限我们很难拥有，只有几位老师或图书馆有珍本，一般都是大家传来传去的用。我的这本是后来费殿金老师传给我的。从它满目沧桑不难看出历经过很多人手，不知有多少人还把指印留在书页上。现在它大多数时间静候在书架上。

颠覆我自信的，也是引我开始野外观鸟的是在1983年夏天，ICF组织来自美国的Earthwatch志愿者到扎龙，与我们一起做鸟类调查。每两周来一批，每批大约有一周时间在扎龙。为此，我们设计了三条穿过不同栖息地类型的观鸟路线。沿着这三条观鸟路线，1983年中美联合调查队做了8次重复野外调查，1984年又做了2次重复调查。

图2. 中方和ICF/Earthwatch成员同在野外调查。这是沼泽湿调查路线的起点，在吐木克村西入龙泡子的沟口。那时，湿地里水很深，一般都齐腰深，沟子里1.2-2米左右。我们调查的区域，吐木克村南，有片很大的鹭类群巢区，有草鹭、苍鹭、白琵鹭、大白鹭、白鹮等鸟类，保守估计这个巢区有二万个鸟巢。©George Achibald

当时，中国刚刚开始对外开放，那是我们接待的最早的外国专家团队。黑龙江省林业厅野生动物资源管理和保护处（保护处）非常重视，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专家接待团队，其中包括：马建章（东北林学院，1985年更名为东北林业大学（东林））、杭馥兰（东林）、马逸清（黑龙江省自然资源研究所，2007年更名为黑龙江省科学院自然与生态研究所）、费殿金（齐齐哈尔师范学院，1996年更名为齐齐哈尔大学）、李金录和冯科民（黑龙江省野生动物研究所），由才瑞海（东林）做翻译。保护处的杨纯处长和李春源副处长亲临扎龙坐阵指挥。当时，扎龙保护区的领导班子为临时班子，几位领导都出面了。我们几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不够资格做正式接待团成员，只做见习陪同。

第一次和这些老外一起在野外观鸟，就很快发现，尽管他们是外来的，我们是本地的，但在野外鸟类识别上我们完全没有优势。

天呐，一只鸟刚刚从眼前飞过，他们竟能立刻说出鸟的名字来！

我很理解我们的教授们只凭看飞鸟，是不能立刻说出鸟名字的。因为那时的我们常用的专业分类手段是要把鸟拿到手中，看它的“跗樜前缘是否有盾鳞”，或数一数“初级飞羽是九根还是十根”等分类特征，来确定这鸟的分类地位。

当然，我这里有点夸大这类方法在野外观察中的劣势，当新种被发现仍需要依标本的细微特征来做分类鉴定。

在野外若想看清鸟的特征，第一件事就是要有望远镜。而那时我们（中方参与人员）只有几副望远镜，要3-4个人共享一副。每次看到一只鸟，你只能一边紧紧盯住那鸟的位置，一边着急的等待望远镜传到你手中。运气不好的话，等你拿到望远镜时，那只不停跳跃的鸟已经在你的视野中消失了。

而那些老外每个人都有望远镜，尽管形态各异。还有个别人同时带着高倍（单筒）望远镜，更让我们望尘莫及。所以，鸟对他们来说是近水楼台，总能在我们之前看清鸟的特征的。

图3. 每次看到鸟，大家都迫不及待想通过望远镜仔细观察，然后再看图谱中鸟的特征。照片中的单筒望远镜和图谱都是国际鹤类基金会带来的。从我脖子上垂下来的那条白绷带正栓着扎龙保护区科研科唯一的一副旧双筒望远镜。从左向右：才瑞海、冯科民（后）、蒋星星、李金录、杭馥兰、费殿金、苏立英。©George Archibald

后来，我发现一个窍门，每批老外团队中总有几个观鸟高手。观鸟时，我紧跟在观鸟高手身边。当鸟出现，他们很快就能分辨出是什么鸟，然后就会把手中的望远镜与我共享。这样，我可以一边通过望远镜观察那鸟，还可以一边听他或她描述那鸟的特征。就是这样，我野外识别鸟类的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此外，他们不但人人都有望远镜，而且还人手一本《日本鸟类野外指南》(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Japan)，要知道他们是从美国来的。再说那《日本鸟类野外指南》就是一本画书，可他们一看到不认识的鸟就去翻那本画书。看了书上画的鸟的特征，再通过望远镜仔细观察，反复数次最后就能确定看到的是哪种鸟。对野外观鸟，这可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书。

后来，他们其中一个成员，看我很喜欢那本书，临走时把他的书留给了我。我当然如获至宝，立刻包上书皮，每天随身携带，它帮我认识了很多鸟。这本书在中国东北和华北非常适用，大多数物种在中日两国都有分布。这本书也是当时在亚洲画的最好的鸟类野外指南。

图4. 这几天想到最初的观鸟经历，便把这本《日本鸟类野外指南》找出来翻看。它已经伴随我40多年了，风韵犹存。

快速在野外确认这些飞翔、跳跃的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挑战、有趣，也很让人上瘾的游戏。每次有人发现一只鸟都不会落下我，我一定要看个仔细。然后，详细记录鸟的位置、栖息地、行为和数量等信息。

这样，我自然就成为每次野外调查的记录员。晚上，回到驻地（也是我们的办公室），我会把当天的野外记录整理一遍，誊写一份。其中，若有疑问之处，就去找杭馥兰老师请教。每一批调查结束，我和杭老师还会把那十来天的调查结果总结出一个完整的名录。这个过程加深了我对这些鸟的了解和记忆。非常幸福的是当时没有发表论文的压力，也没有以此获名利的想法，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鸟上。

当这个名录最后确定之后，我都要把这个名录和野外记录誊写一式三份（那时没有复印机）：给扎龙保护区一份，黑龙江省林业厅野生动物管理处一份，我自己留一份。前几年，扎龙保护区的小高对我说，他们办公室搬家时竟看到我当年写的调查报告。我对他说，如果还能找到的话，我希望能再见到它们。可惜之后就没有消息了，这是后话。

那一夏一秋，杭老师一直住在扎龙。白天脚踩泥水，仰头寻觅飞鸟；晚上伏案整理，切磋记录的过程，让我们结成了亲密的亦师亦友的忘年交。以后的几年，每次我回到哈尔滨，一定抽时间去杭老师那汇报我在扎龙的新发现。她对我在专业上成长有很多指导和鼓励。

图5. 杭馥兰老师从四川大学生物系毕业后一直在东北林学院工作至退休，主要教普通动物学，但没有教过我这门课。杭老师带我们去东北林学院帽儿山林场的老山站进行鸟类学和鸟类分类学实习，在与我们班的女生同住时我才与她相识。她对学问特别认真，很多人可能认为刻板，但生活上非常简单。尽管她对使用检索表分类很熟悉，但对野外观鸟，并通过图鉴识别鸟类与我一样有兴趣。就在那几年，她和常家传老师合作编写了《中国鸟类名称手册》。©George Archibald

其他大领导和大教授们只待了一两周就各回各处了。费殿金、李金录和冯科民三位老师，随一批批老外更换，时来时往。朝夕相处的野外观鸟过程，让我和他们也熟络起来。他们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鹤类和水鸟研究的领军人物（欲了解更多他们的工作见拓展阅读）。

那年ICF/Earthwatcher团队来了一批又一批。当时，我的注意力主要在鸟上，对他们没有太注意。多年后回想起来，他们中间除了ICF主席乔治 ·阿奇博(George Achibald)，还有几个不寻常的人物。其中，有早期研究沙丘鹤，又做沙丘鹤为美洲鹤异亲代孵项目的Rob Drewien博士；还有后来WWF在中国第一任首席代表Jim Harkness(郝克明)。

随着几个月的野外调查，大家（中方参与野外调查的成员）发现我们的记录极大地丰富了之前的扎龙鸟类名录。这是一个可喜的成果。调查结束之后，大家坐在一起，商量如何处理这个成果。第一步要写个调查报告，大家做了分工。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协助费老师，汇总鸟类数据，撰写报告的鸟类生态概述（总论），并协助杭老师撰写鸻形目和雀科中各种鸟类的描述。其他老师们也都各自负责不同的科、属中的各种鸟类的描述。这个报告是后来出版的《扎龙鸟类》的初稿。

报告出来了，交专家评审，被质疑。你们有标本吗？没有。“那你们怎么确定看到的鸟是哪种？” 只凭望远镜看，对照《日本野外鸟类指南》来确定野外记录？这怎么能作为依据呢？！

那时，科研报告（成果）的鉴定不但非要附原始数据，还要有标本记录才能做为依据。所以，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会采标本（打枪、设网）、做标本，与现在动物专业和野生动物保护专业提供的训练技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正是因为这些质疑，后来一有机会我就去各大专院校和研究所的标本室。我翻遍了东林、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师大）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所（北京动物所）等标本室里的相关标本，每当看到一个标签上写着来自齐齐哈尔（扎龙）我都心情激动，心中暗道：“又找到一个证据。”。其实，有些种我在野外已经着实看到过很多次了。

后来，总结我的野外观察和查阅各个标本室的记录，执笔撰写了《扎龙自然保护区鸟类区系的初步研究》一文。只可惜当时，我对保管记录不上心，这些记录后来大多散失，如今悔之晚矣。

这个找标本的过程，又让我有机会结识，并近距离接触了谭耀匡（北京动物所，当时中国鸟类学会秘书长）和高玮老师（东北师大）。在常家传老师负责的东林标本室，我更是进出频繁的常客。这些老师们对我饶有兴趣地在积尘中翻箱倒柜很惊异。同时，我想他们心中也是欣喜的。

这种反反复复的在野外观察，再到标本室里把标本拿在手中看，再去野外观察的过程，让我学到很多鸟类形态和行为上的特征。再结合书中的描述，加深了我对这些鸟的了解。例如，凤头麦鸡在很多书上的描述是“雌雄同型”，意思是雌鸟和雄鸟的形态相同，或非常相似。我在野外的反复观察中发现，雌雄鸟羽色是大致相同，但在色调上有差异。问题是在野外观察，不能把鸟抓来解剖验证我的观点。为此，我到东林标本室，找出所有的凤头麦鸡标本（十几个），摆在试验台上，把标签隐藏起来。让常家传老师做裁判，我只看羽衣（不必拿到手中），说出是雌（包括幼鸟）是雄。结果是百发百中，让常老师惊叹不已。这样的小小结论被证实，更进一步鼓励我对野外观鸟的兴趣。

图6. 凤头麦鸡（学名：Vanellus vanellus）中国北方的草甸、湿地都可以见到它们三五成群。它们色彩鲜明，翼上覆羽和前胸的领圈有金属光泽。你若仔细观察，会发现雄鸟（右）的深色羽毛和有金属光泽区域较雌鸟面积大颜色更浓，光泽更亮。在欧洲，因为它分布广，做为一个物候指示种，有超过一百年的记录，由此为研究气候变化与鸟类的反应提供了很好的资料（见拓展阅读）。图片来自互联网

那年（1983年）ICF通过这个项目，为扎龙保护区捐赠了五万美元的仪器设备（包括望远镜、孵化器、复印机、对讲机、录音机等）和书籍资料等用品。其中，让我们几个科研科当时的年轻人最受益的就是那几副望远镜和有关鸟类的书籍。

自那之后，一有时间我就挎着望远镜到处溜达。一夏一秋下来就对扎龙湿地中常见的鸟类开始烂熟于心。幸运的是，那时扎龙的鸟很多，在迁徙季节出去三五天就能记录到九十多种鸟。

这些鸟中，不必说随时都会从天上逍遥缓慢飞过的草鹭、苍鹭，遍地忽扇着翅膀的凤头麦鸡，仅鹀类就有十五种，其中有三种在芦苇沼泽中繁殖的鹀，我很喜欢观察它们。红颈苇鹀非常常见，时常看到它蹲在苇梢上，悠悠然地鸣唱。可惜，2005年后，我在扎龙湿地只见到它一两次。苇鹀和芦鹀在形态和羽色上非常相似，每次见到它们我都要琢磨一阵。近年来芦鹀也几乎绝迹，只有苇鹀还偶尔能见到。由此可见，这些鹀中从那时的常见鸟类，变成现在的罕见物种的不仅仅只有黄胸鹀。

图7. 查阅几本野鸟指南，我还是觉得日本野鸟指南中对红颈苇鹀、芦鹀、苇鹀画的最好，也可以说贴近野外观察到的特征，尤其是对红颈苇鹀描绘。当然，对雄性苇鹀的描绘，苏联鸟类野外指南（A Field Guide to Birds of the USSR）略微胜一筹。

黑眉苇莺是对人最友好的鸟，你若在芦苇中穿行，一路都会有它的歌声伴随。你若仔细观察，见到十几个它们绑在苇茎上的巢也不足为奇。鹬类行踪隐秘，动作敏捷，对初学者的捕捉技巧极具挑战；柳莺等只在迁徙季节路过扎龙，我对它们的观察不多，了解有限。有时，一群沙锥在眼前掠过，真巴不得能把它们抓在手中，仔细看看它们尾羽的形状。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来自欧洲（英国、德国、荷兰、瑞典、芬兰等国）和美国观鸟团到扎龙观鸟。这些观鸟团里不乏有观鸟高手，我可以很自信地以当地观鸟人的姿态与他们平起平坐地切磋观鸟经验。当然，最有趣的是当我们看到一只拿不准是哪种鸟的时候，通过观察用互补式说出这个鸟的不同特征，像拼图一样拼出完整鸟的画面，确定物种名。这个游戏我们常玩得不亦乐乎。

几十年过去，野外观鸟在中国已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户外运动了。观鸟节等活动从南到北此起彼伏，中国鸟类名录也随着野外观鸟的普及而加长。中国野外观鸟指南也从无到有，形式多样。望远镜更不是制约观鸟的稀罕物了。唯一让我遗憾的是，鸟没有四十年前多了。

对我个人来说，野外观鸟不仅仅是一个野外鸟类调查的技巧，最重要的是它成为我终身受益的欣赏自然的娱乐活动。

编辑：侯博 刘涛 程雅畅 郭志伟 唐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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