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从夔府称诗圣”，明朝学者费宏在《题蜀江图》中如此写道。在他看来，杜甫的“诗圣”雅号肇始于夔州的就食生涯，在此之前还未达到“圣”的境界。大历元年（766年），55岁的杜甫离开成都后，辗转来到了夔州（今重庆奉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过上了一段较为安稳的生活，写诗交友，关心百姓疾苦，进而思考社会人生。
杜甫自24岁参加进士考试后，屡试落第，便像当时很多诗人一样，四处游历，广交朋友，切磋才艺。44岁那年，杜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经过一番曲折，被任命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那是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当他正准备赴任时，爆发了安史之乱。突发的战争将一切都打乱。杜甫安顿家小后，辗转投奔唐肃宗，任右拾遗，因为性格忠直，为被罢免的房琯说了几句公道话，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其时，唐军与叛军厮杀惨烈，关中又发生大饥，饿殍遍野，杜甫接触社会底层，情动于中而形之于笔，有名的“三吏”“三别”即作于此时。此后，杜甫弃官而去，领着家人开始了避乱就食之旅，其间，既亲见百姓困苦，自家也备尝艰辛，“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
从上元元年（760年）至永泰元年（765年），杜甫居成都六年，在几个朋友的照拂下，生活过得不算差，在“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后来，其好友剑南节度使严武去世，地方将领争权，蜀中大乱，杜甫不得不带着家人继续逃难就食。“就食”这个词，古代常有，意思是在饥荒年月，为了活命而迁徙到有粮食吃的地方去。
大历元年，杜甫来到了夔州，主政夔州的官员柏茂琳对杜甫非常礼遇，不仅“频分月俸”资助杜甫，并且委任他主管城东的一百顷公田，可另外获得一份收入，于是杜甫得以买地种了不少橘树。在夔州，杜甫踏访当地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广泛接触当地农人，深入了解百姓疾苦，写了《夔州歌十绝句》《负薪行》等名篇。同时也关心时局，通过在官府的朋友以及朝廷派遣的使者及时了解朝廷动向，写了不少政论诗，如《诸将五首》，内有“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圣朝”等句，讽谏边疆大将要思君报国，不可尸位素餐，实际上也反映出杜甫的忧国情怀。
在夔州落脚的第二年，杜甫的健康状况恶化，先后得过肺病、疟疾、风痹，并且听力减退、视力模糊、牙齿脱落，56岁之人已然这样，相当凄惶，再无当年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灼灼风华。这时的杜甫写出了倾诉长年漂泊、老病孤愁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在夔州期间有个小插曲，杜甫曾将房子借给亲戚吴南卿住，要求他不可干涉贫困孤独的邻居老妇来院中打枣子，特意留诗：“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身在流离中的杜甫更同情他人疾苦，其体贴入微，令人动容。
杜甫在夔州住的时间也不久，因为生计不得不再次举家迁徙。可以说，杜甫人生最后的11年时间，一直漂泊江湖，到处投亲靠友。杜甫后期诗作，有貌似超然之处，但更多的是沉郁悲怆，在政治舞台上，他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但却一直忧国忧民，为了就食谋生，携家带口颠沛流离，59岁逝于避乱的逆旅舟中。
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后世贤明对杜甫的评价普遍极高。王安石曾高度赞扬杜甫的博大胸怀：“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前圣后贤，惺惺相惜。杜甫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忧国忧民的宽博胸怀，超越了叹穷嗟卑的个人小天地，成为永远的诗界典范，并以其独特的诗风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感人的光。
◎本文原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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