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丞相，关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有不少人肯定,但也一直有人怀疑。那么诸葛亮有没有杰出的军事才能?

在某次讨论中，粟裕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发表了质疑的观点。他为什么这样想？

诸葛亮在战争中过于谨慎

提起诸葛亮的军事生涯，首先就要说他的《隆中对》战略。在隐居于南阳的日子里，他不仅耕种田地，还在细微的山泉声中构筑起对三分天下的策略图景。

出仕之后，诸葛亮一步步实现了他的宏伟蓝图，但在“跨有荆益”的目标达成之后，整个《隆中对》战略却止步不前了。

可以说在辅政之后，诸葛亮就开始走稳妥路线，在军事战争上显得极为谨慎。

这种过度的谨慎当然影响了他的军事决策。诸葛亮的每一次决策都以安全为前提，完全不同于早年那种敢于走险的风格。

特别是在处理魏延的提案时，这种谨慎尤为突出。魏延提出直攻长安，攻其不备的计划，这是一个冒险的计划，但成功的话可能会改变整个战局。

据《三国志》记载，魏延曾详细描述了通过褒中出击，沿秦岭东进，直至长安的战略路线。他认为这条路线虽危险，但胜算极高，因夏侯楙年轻无谋，长安守军薄弱，足以一举成功。

诸葛亮对此却极不赞同，他认为这样的冒险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最终选择了更为保守的陇右方向。

诸葛亮剧照

在这个策略上的保守，使蜀汉错失了可能的胜机。

诸葛亮的这种极端谨慎，虽然在治理国家中可能是一种保护，但在战场上却往往转化为缺乏果断。

他的北伐战争虽表现出无限的忠诚和努力，但最终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部分原因正是这种过分谨慎所致。

诸葛亮北伐为什么没有成功

诸葛亮的军事能力可以说是千古话题。许多人对他的军事才能持有质疑，尤其是针对他多次伐魏未能成功的事实。

诸葛亮的北伐策略和目标，始终围绕着一项艰巨任务——“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然而，这一目标背后的复杂性和挑战，远超常人所能想象。

首先，从基本的国力对比来看，魏、蜀两国的力量悬殊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文献通考》的记载，魏国的人口约为蜀国五倍之多，军力上的对比更是不言而喻。蜀国军队总人数不超过十万，而在实际北伐中，诸葛亮能动用的兵力更是有限。

诸葛亮一共发起了五次北伐（正史一般说是五次，三国演义则有六出祁山之说），但除了第二次北伐稍占兵力优势外，其他几次均处于明显的劣势。

尤其是在他生涯的晚期，第五次北伐，虽有《中国历代战争年表》记载他带兵十万，对抗魏国的三十二万大军，但这样的数字显然有所夸张。不过这种数据无论其准确性如何，都表明了一个事实：魏、蜀之间的兵力对比极为不利于蜀国。

除了兵力对比外，诸葛亮在北伐中遭遇的对手也是非比寻常。他的对手包括魏国的张郃、郭淮以及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这些军事将领各有千秋，尤其是司马懿，其战术谋略和持久的防守让诸葛亮的北伐屡屡受挫。

而从战争的正义性和时宜性来看，诸葛亮的北伐同样面临问题。虽然振兴汉室是名正言顺的旗帜，但由于刘备和刘禅的称帝，以及晚启的北伐时机，都削弱了这一战争的号召力。

此外，三国时期战争频繁，人民对于频繁的军事行动已疲惫不堪。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构成了诸葛亮北伐失败的多重原因。从这个角度审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是不太好评价的。

在领兵作战上，诸葛亮以谨慎为主，信中国一位将军的用兵方式倒与诸葛亮颇有不同。

粟裕的用兵方式

1935年，在浙西南的山林中，粟裕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势，独自地行走在临时指挥所和前线阵地之间。

作为一名深谙《孙子兵法》的战略家，粟裕常吟诵“兵者，诡道也”这一经典段落，把这些战术内化在他的军事思维中。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粟裕并没有选择毛泽东和朱德早期采用的“敌进我退”的传统战术。相反，他决定采用一种大胆而反常的战术——“敌进我进”。

这个时候，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正面临罗卓英指挥的40个团的猛烈“清剿”。

粟裕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学到，传统的游击战术在新的战场条件下需要变革。

他在挺进师最高领导机关的政治委员会上将这种想法提出，认为应该以浙西南的地形和敌我力量的实际情况，制定新的作战方针。

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想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粟裕指挥浙南的游击队伍，不断地在敌人预料之外的地点和时间发动攻击，采取了一系列“出奇制胜”的措施。

他们越过浙赣铁路，直扑天目山麓，这些行动并非盲目的冒险，而是精心计算后的策略，目的是为了牵引敌人，使敌人无法集中力量围剿浙西南的主要根据地。

粟裕的这种策略最终迫使罗卓英的军队不得不放弃之前的围攻策略，被迫调整部署，从而为浙西南根据地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

在后来的抗日战场上，罗卓英不得不承认，尽管他指挥的是40团之众，但面对粟裕指挥的不足两团的部队，他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一点在《粟裕传》中有着详细的记载，粟裕不仅在战术上出奇制胜，更在战略层面展现了其深邃的军事智慧和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通过这一系列的反常用兵和出奇制胜，粟裕成功地挫败了敌人的重重“清剿”，巩固了自己在党内外的军事声望。

粟裕对诸葛亮军事能力的评价

粟裕作为传奇的将领，却从未有过在课堂上学习革命战争理论的机会。他的教室是烽火连天的战场，他的课本是实战的经验。从一个普通士兵到成为红军的杰出指挥官，粟裕的每一步成长都深刻地印证了“实践出真知”的古训。

早在井冈山时期，粟裕便开始了他的军事修行。在那里，他不仅学会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而且通过不断的实战，领悟到了这些策略的深层含义。他回忆说，在当时他虽只是一名基层干部，但对战斗的感悟已然深刻。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跟随毛泽东和朱德转战赣南闽西的岁月里，粟裕进一步深化了他的战略思考。在这段艰难的战略转移中，他学到战略不仅仅是战场上的摆兵布阵，更是关于如何在整个战区中寻找有利的战机和地利。他理解到，战争的艺术在于处理好进攻与撤退的关系，这不仅要求勇猛，更需要智慧。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从毛主席和朱德那里学到的，是如何将战略视角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在反“围剿”作战中，粟裕的战术运用更是娴熟。他对比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围剿”中的关键战役，深刻地认识到歼灭战的重要性及其实施条件。

他发现，无论是包围还是迂回，合理的兵力运用是取胜的关键。他从敌人的防御破绽中看到了传统线式防御在现代战场上的局限性，这种洞察力使他在战场上往往能够找到敌人的弱点并加以利用。

粟裕的成长，是在无数次的战斗中磨砺出来的。这些战斗不仅锤炼了他的军事技能，更深化了他对战争本质的理解。

他的成就，不仅仅是战术上的胜利，更在于他对军事战略的深刻洞察。

而评价一名军事家，主要看他的军事思想、军事指挥艺术在当时和超越时空的历史影响。

在一次讨论中，当被问及诸葛亮是否为军事家时，粟裕坚定地认为诸葛亮更多是一位政治策略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家。

因为诸葛亮的作战方法不多，更不能以弱胜强，甚至在多次出祁山时，蜀军的行军路线和作战方式都大致相同，这在军事家看来，是不太正常的。

这种看法，是粟裕对军事理论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对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他认为诸葛亮在战场上的表现虽多谋略，但不足以称之为真正的军事家。

不过，诸葛亮的军事指挥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并不能够放手一搏，这样的局限性让他在作战时难免要考虑更多，北伐是先帝的遗愿，但朝堂上对这件事并不热切，百姓也在接连的战争中疲惫不堪，由此可见，诸葛亮没有机会发挥其所有才能。

而粟裕将军是没有这样的局限的，当时我们国家没有选择，战争胜利是我们的唯一目标，举国上下都在为此目标努力，将军们只需要考虑怎么才能获得胜利就好。

当然，孤注一掷永远是没有选择才会考虑的，对与诸葛亮来说，应该更希望国家安定，而不是用必须的战争来赢取军事家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