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50年代至今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湖南前前后后出了许多大人物。

例如清朝末年的名臣曾国藩，洋务运动的先驱左宗棠、革命先驱黄兴、蔡锷，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领袖毛泽东、贺龙、彭德怀、粟裕等人，可谓是根正苗红的革命城市，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时期。

但是毛主席、彭德怀、粟裕之后，湖南为什么不再出猛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湖南为何会出现这样令人费解的转变呢？我们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包括湖南的历史因素，以及天时、地利、人和方面。

一、地区财富论

一百多年前，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期，清政府软弱无能，无法压制当时全方位爆发的各种民间起义，因此，当时的政府鼓励各个地区搞好自己的武装团练。

国家对于地方军事管制的放松给了政治草根们创造了非常好的机会，许多地方上的人才抓住机会，脱颖而出，当时的曾国藩就是其中的一员。在曾国藩的湘军成立后，为了扩大湘军的势力，他向朝廷上书，请求去参加城市防御。

因此，这个军队被贴上了政府的标志，摇身一变成为了正规军队。后来，他们的规模不断扩大，开始为周边的城市提供一些援助，在抗击太平天国的运动中，他们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而在抗击太平天国的战争结束之后，曾国藩并没有向朝廷奉上他们缴获的钱财，而是告诉朝廷他们没有缴获钱财。他们留下了这笔钱财，并且在避过朝廷的盘问后把它们带回了他们的大本营——湖南。

然后，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里，全国各地都非常崇尚文化与教育。他们有了钱财的基础，就开始积极发展教育，开办学堂，培养后代。

而当地的教育与政治相连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湖南省的政客们开始以老乡之间的帮带等方式进行发展，势头十分猛烈。

例如毛主席，就是本来是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但是他的舅舅文正英因为是一个私塾的教师，家里就像是有一个小型图书馆，他从小就在舅舅家里读书，耳濡目染，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后来，毛泽东考到湖南第一师范，他的老师是曾经在日本和英国留过学的杨昌济，这位老师也是书香世家出身，作为毛泽东的伯乐，引导他开启了又一段人生。他认为毛泽东才气不凡，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就带他去了北京，介绍他前往北大图书馆做图书馆管理员。

后来杨昌济去世，毛泽东和杨开慧结为夫妻，同时也接手了杨昌济在世时候的人脉，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革命期间，以毛泽东、彭德怀、粟裕等人为主的湖南革命队伍能力非常卓越，在革命队伍的管理层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并且他们的势力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达到了顶峰。

湖南省的革命人才来自于湖南省新式学堂的教育。曾国藩与太平天国战争胜利所获得的钱财为湖南多个地方开办学堂，促进了教育的实践，为湖南的教育升级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了湖南“猛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井喷。

二、“天时”不再

“时势造英雄。”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清朝末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之前，虽然有两千多年的朝代更迭，但是中国从来没有被外国的文化和外部国家造成非常彻底的冲击。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承受了前所未有的侵略过程，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血性，激起了全中国人民最强烈的反抗。在那个混乱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不仅要反抗清政府的压迫，还要反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整个中国社会一直深陷在战乱中。

救亡图存是每个有识之士的共同目标。

在政治上来说，中国社会在这短短的百年内经历了封建王朝的没落、封建帝制的复辟、以及军阀林立、伪满洲国建立又坍塌、建立短命的国民政府以及革命政权开展的拉锯战等。各种各样的执政方式交替且混乱地占据着这片土地，政治混乱，动荡不安。

时势造英雄，中国民族五千年来从未有过这种混乱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这恰恰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天时”，湖南人从这种环境中找到了发展和雄起的机会，无论是清朝末年的曾国藩，还是革命斗争时期的毛泽东、粟裕等人，都是遇到了“天时”，抓住了机会。

如果从时代的眼光看待毛泽东和这些大将、“猛人”们，他们无论是怎样的才华横溢，或是有多么骁勇善战，如果没有国共两党内战、抗日战争这些作为当时的背景，没有关乎国家存亡的时机，他们也不会凭空去走革命道路，也不可能去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新中国。

因此说，如果没有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这样史无前例的混乱时期，湖南这么多的“猛人”可能就不会存在。

如果说太平天国时期湖南的湘军获得的财富是湖南这片干涸的土地上一滴甘霖，那么这个动荡且混乱的时代就是一场大雨，这片大雨降落在干涸的土地上，像是一滴滴甘霖一样，拯救了那些饥渴的人们。人的原因，造就了这个时代，而时代也成就了这些“猛人”。

如果没有时代背景，也就是“天时”，这些人再有百倍的才华也可能无法获得这些成就。而在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们安居乐业，生活水平逐渐上升，又有谁会在这样和平的年代里指望着脱颖而出，造就一个动荡的时代呢？

自然，也就不会再出现所谓的“猛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