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2日，经过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上海失陷。距离上海300多公里的南京，暴露在日本的兵锋之下。

以甲级战犯、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为代表的侵略者，为了尽快拿下南京抢功，在后勤补给没有跟上的前提下，下令侵华日军奔袭南京。

为了鼓舞士气，“派遣军司令部”甚至下达了一则命令：

“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这个命令，也为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埋下直接祸根。

所谓的“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等于彻底放开了日本侵华部队的纪律限制，让日军从军变匪，失去了所有制约。

一个月以后，1937年的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并在南京城里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其中就有臭名昭著的“杀人竞赛”。

当时，日本第16师团中岛部队两名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高层的默许纵容下，竟然展开了一场丧失人性的杀人比赛。

在短短一天多的时间里，野田杀了105名中国人，向井杀了106人。

日本媒体还将这种灭绝人性的屠杀，当成是日军的“战绩”，公开报道。

“杀人竞赛”只是南京大屠杀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幕，类似的兽行在当时的南京比比皆是。

在长达6周的南京大屠杀中，有超过30万的中国军民惨遭屠戮，成为日本侵华历史上掩盖不掉的罪孽。

日本攻陷南京后，采取了封锁周边的政策，导致南京大屠杀的消息直到一个月以后，才逐渐被公之于众。

蒋介石以及远在延安的毛主席，也先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得知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那么，他们二人在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时，有何不同的反应？又分别做了什么呢？

1938年1月，美联社、路透社等记者离开南京，对外披露大屠杀事件。

2月以后，幸存军民辗转逃离南京，每个人的亲历亲闻都被刊登在了国内报刊上。

蒋介石通过中外各大报社报道，得知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当时他表现得非常悲痛，还专门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

“见寇军残杀我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愤乃至瞑眩，极忧东方民族之仇雠相报，不知何日能了也。”

表面看上去，蒋介石是因为日寇屠杀同胞，几乎“瞑眩”，也就是几乎痛得晕过去，足以见其“爱民之切”。

但实际上，在仔细研究他日记中这段话后，能看出一丝不对劲。

首先，众所周知，蒋介石写日记，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看，而是为了充当史料给别人看。这就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皇帝的“起居注”。

只不过“起居注”是大臣写的，而日记则是自己写的。蒋介石当然会在日记中，尽力为自己辩解，试图留下一个“比较伟岸”的形象。

因此，他所说“见寇军屠杀我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恨乃至瞑眩”，究竟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其实没有人能说得清。

其次，他还说“极忧东方民族之仇雠相报，不知何日能了也”。

蒋介石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国家百姓，赶走日本侵略者，而不是担忧双方“仇雠相报，不知何日能了”。

从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开始，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整整14年的时间里，日本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堪称一部血泪史。

早在1920年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大国签署《日内瓦公约》就明确声明：

就算两个国家之间爆发战争了，也不能杀害平民，虐待俘虏。

日本却因为《日内瓦公约》禁止使用细菌战，在1925年拒绝签署这份公约。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们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细菌战、毒气战，屠杀平民、俘虏等罪行，罄竹难书。

蒋介石对此却没有深刻的认知，在抗战爆发之前，他把希望寄托于日本能够“见好就收”，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策略。

坐视日本吞并东三省，获得了进一步入侵中国的资源、人力补充。

南京大屠杀爆发以后，他还是没有彻底放弃要跟日本和谈的想法，所以才担心“东方民族仇雠相报，不知何日能了”。

这一点从南京保卫战的过程之中，也能够看出端倪。

从1937年11月上海陷落，到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有整整一个月“空窗期”。在这一个月里，日本军队直扑南京的意思很明显。

如果蒋介石真的为人民负责，那么他当时能做的事情无外乎两个选择。

第一，选择坚守南京。调集全国精锐部队，向外传达跟淞沪会战一样“绝不退后，势守南京”的态度。

这么一来，南京未必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沦陷，就算最后还是打不过，也为平民百姓撤离南京，留出了时间。

第二，明知道打不过，从一开始就选择撤退。

在当时的背景下，日军装备强于中国军队，硬碰硬打不过，这一点保卫上海的淞沪会战已经证明过了。

就算蒋介石选择撤退，顶多就是丢面子，不会动摇他统治根基的。

但偏偏这两个选项，蒋介石都没有选择。他在是打是撤的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犹豫。

一方面，他紧急制定迁都计划，将高层政要全部带离南京；另一方面却对所有南京军民即将承受的灾难，视若无睹。

他既没有动员南京军民携手抗战，也没有提早安排部队，保护平民安全撤离。

就这么一直拖到了12月初，等日寇都把南京围起来，平民跑不了的时候，蒋介石才下令让南京居民自行撤离。

那种情况下，除了一些有钱有势的官员富商，可以借助各种交通工具逃离之外，大部分普通百姓已然丧失了逃出生天的可能。

这就在客观上，为后来的南京大屠杀埋下祸根。

而蒋介石之所以在“打和撤”的问题上，表现得如此犹豫，根源在于他本人从一开始，就对能战胜日本信心不足。

另一方面，由于“七七事变”之后，全国上下一心抗战的氛围已经形成。这一点日本方面也有发现。

在日本战后出版的《昭和十八年战果》中，曾自己总结道：

“如果认为和重庆谈判，就能和平解决中国事变，那是最大的错误。因为据我们观察，真正的反日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换而言之，南京保卫战爆发前，蒋介石是知道守不住的，但如果他主动提出撤离，有损政治威信。

所以他明明想逃，却还要表现出坚守到最后的样子来。

这种虚伪和懦弱，直接导致当时的南京居民，对日寇包围南京这事没有深切的认知。

很多人还觉得，蒋介石都没跑，也许南京能守住呢！

而南京大屠杀发生以后，蒋介石却在日记里担忧“东方民族之仇相报，不知何时能了”。

摆明了就是还对日寇没死心，想要跟人家谈判。

在30万同胞惨遭屠杀的背景下，还想着保留实力，跟日寇谈判结束战争。这才是蒋介石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之后，内心真实的想法。

以蒋介石个人的履历，他在“南京大屠杀”前后有以上表现，其实并不令人感到例外。

持续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中确实涌现出了一大批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将领。

普通的国民党战士们中间，也有大量为国赴死的无名英雄。

但这些人之中，绝不包含蒋介石这个军阀头子。

从始至终，他第一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权势，所以才有大屠杀发生前的犹豫不定，以及大屠杀发生后虚假的痛惜。

而当人民对于日寇的愤怒到达顶点，全面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已经无法再装聋作哑了。

为了进行舆论宣传、争取国际同情，他下令组织出版《日寇暴行实录》，翻译英国报道《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等文章。

那么，当时远在延安的毛主席，在得知南京大屠杀之后，又是什么样的反应？又为此做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