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辉

大运河与无锡相生相伴，古代无锡人很早就认识到，运河为无锡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创造了条件，维护好运河意义重大。为此，千百年来，无锡人民不断治理水患、疏浚河道、开通支流，持续兴修沿线码头、堰闸、堤坝、塘岸、驿道等基础设施。历代无锡人自觉不自觉地保护传承这条母亲河，成为一种沁入骨髓的传统，延续至今。

改造芙蓉湖为运河

熟悉无锡经济和文化史的人会发现，在中古时期和近古上半期，无锡无论是经济还是人文，都呈现出一种东强西弱的格局，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粮食产出，锡东片要超出锡西片很多，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渐改变。比如在三国时期，东吴曾在无锡西部设置毗陵典农校尉，即通过半军事化手段管理农奴开展屯田，显示了这一区域的农业生产力相对落后。

芙蓉湖区域图（马超绘）

那么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无锡西北部和江阴南部，在古代横亘着一个巨大的天然湖泊——芙蓉湖。导致陆地面积较小、沼泽遍布，土地肥力不足。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无锡汉代前农田土质属于最下等的第九等，对朝廷的贡赋属于下七等，食物仅能满足百姓生活需求，积蓄很少，虽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授多军为千户侯，封地在无锡，表明无锡当时是千户之县，以西汉末年会稽郡二十六县每户平均4.6人左右的数据记载推算，无锡县不过5000人口而已。

芙蓉湖是太湖平原上除太湖之外第一大湖，又名上湖、无锡湖、射贵湖，因湖面浩大被称为“巨浸”。《越绝书》载：“无锡湖，周万五千顷，其一千三顷，毗陵上湖也，去县五十里，一名射贵湖。”唐陆羽《惠山寺记》云此湖“南控长洲（今苏州北），东泊江阴，北淹晋陵（今常州）”。

不过，这个湖的存在也为吴国大运河从此穿越提供了极佳通道，从长江边进入苏南的吴国大运河就是借道芙蓉湖，经无锡汇入伯渎河。清王永积《锡山景物略》云：“芙蓉湖，昔夫差游宴其间，楼船鼓吹，鱼龙惊惧。”说的是吴王夫差乘船沿吴国大运河出行时，曾经过此湖，在其间游玩饮宴。

但是，芙蓉湖普遍水浅，水患频繁。为祛除水患、确保运河通畅，早在战国时期，春申君黄歇就开始治理芙蓉湖。《史记·春申君列传》云：“（春申君）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自为郡邑。”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春申君黄歇徙封于江东，以梅里故吴墟为都邑，并筑城于无锡历山之西（今钱桥、舜柯山一带），史称“黄城”。

春申君画像

黄歇为无锡治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治无锡湖为陂。《越绝书》载：“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二是立无锡塘。《越绝书》载：“无锡历山，春申君时盛祠以牛，立无锡塘。”清周有壬《锡金考乘》指出：“据言立者是塘岸之塘，非蓄水之塘，可知疑无锡塘，即无锡湖之堤岸。”这两件事，经常在无锡水利史中被提及。

但第三件事“凿语昭渎”，却因语焉不详而常遭人忽略。《越绝书》载：“（黄歇）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泄西野，去县三十五里。”说的是黄歇在无锡芙蓉湖东南疏通了一条“语昭渎”，通往苏州西北的胥卑，再转向西南进入太湖，形成了芙蓉湖借胥卑向太湖泄水的一大通道。

胥卑，卑者低地也，即低于湖面的圩田。《越绝书》云：“吴西野鹿陂者，吴王田也，今分为耦渎、胥卑虚，去县二十里”“吴北野胥主疁者，吴王女胥主田也，去县八十里”。说明胥卑是从苏州西北八十里处绵延到西部二十里处、沿太湖东岸烧草木下种的大片圩田。语昭渎在胥卑西，而胥卑以西只有西北方向是陆地，位置就在今无锡东南与苏州交界一带，语昭渎只能流经此地。

《越绝书》又云：“语昭湖，周二百八十顷，去县五十里。” 语昭湖显然与语昭渎相关，那么这个湖应是苏州西北五十里处一个大湖，这与元《无锡志》中“蠡湖，在州东南五十五里”的位置描述吻合，也与《越绝书》：“巫门外麋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时与摇城王周宋君战于语招，杀周宋君”“麋湖城者，阖庐所置麋也，去县五十里”中“语招”的位置描述一致，且“语昭”二字发音亦与“漕”相仿（类似于“邗沟”又称“韩溟沟”），可知语昭湖可能就是今天的漕湖。

漕湖风光

如果语昭湖是漕湖，那么语昭渎就是由芙蓉湖通往漕湖再进入太湖的运河，《太平寰宇记》云：“泰伯渎西带官河（大运河）东，达范蠡渎，入苏州界，淀淤年深”，可见泰伯渎与语昭渎从芙蓉湖东南出发流入漕湖的路径相同，而蠡渎（即望虞河）则由漕湖出发向西南流入太湖，与语昭渎最终“南注太湖”流向一致。其实，语昭渎这样大规模的运河在后世不可能没有留下痕迹，要么就是继续流淌在无锡东部而只是被某个名称所代替，要么就是化为其他河流的一部分。语昭渎与泰伯渎、漕湖、蠡渎具有上述诸多一致性肯定不是偶然的，芙蓉湖东南狭小一隅也不可能承载这么多巧合，说明“语昭渎”可能只是吴国大运河一段在战国末期的别称而已。

仔细翻阅史料，我们还会发现战国以后关于语昭渎的一些蛛丝马迹。明代陈循《重建宝带桥记略》云:“运河自汉武帝时开，以通闽越贡赋，首尾亘震泽东壖百余里。”反映了汉武帝时，苏州人沿太湖东缘田地（胥卑）开运河一百余里，这其实是对语昭渎的进一步疏通和拓展。

黄歇对大运河穿越芙蓉湖段水系进行的改造利用，进一步完善了芙蓉湖到无锡中部的运河水路，为江南运河无锡北段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他疏浚保护泰伯渎和蠡渎的功绩也为吴国大运河无锡南段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无锡留下了“黄埠墩”“春申涧”“大王基”“申港”等众多纪念他的地名。当然，黄歇积极治理江南水利，是面对楚国受秦国压迫逐步向东南退却的不利局势，不得不进一步开发江南地区、使之成为楚国抗秦基地的迫切需求，他大力开疏运河，也是为了可以更便利地输送战略资源到楚国各地。

晋元帝时（317年—323年），晋陵内史张闤泄芙蓉湖水入五泄河注太湖，当时一度动议将芙蓉湖改造为圩田，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4年—453年），在五牧和安阳山之间筑阳湖堰，还在安阳山北的芙蓉湖区围垦成功，得良田数百顷。唐贞观三年（629年），在无锡北门外建莲蓉桥，说明这一带仍是芙蓉湖南缘。宋代开始，芙蓉湖治理得到了较大突破，北宋元祐年间筑莲蓉闸泄水为田，绍圣年间两浙转运副使毛渐开挖莲蓉河，引水入长江，使涝年湖水可控。明宣德年间，江南巡抚周忱筑溧阳东坝、开江阴黄田港，外泄湖水，又在湖西修芙蓉圩、杨家圩，共得圩田10.8万亩，使芙蓉湖面逐步缩小为“东西亦五六十里”。清代后期，芙蓉湖仅剩北塘一段作为大运河水道使用，水患消弭，水势可控，船只通行更为便利。

《芙蓉湖围垦图》

古代无锡保护运河的“七大工程”

畅流水系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保护运河主要是维护运河水道，殊不知，河湖水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活其一不足以畅全流。无锡人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

大运河无锡段靠近太湖，为太湖提供了进入长江的泄洪渠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带的水患。北宋单锷《吴中水利书》中就提到无锡大运河水系是长江、太湖间的重要河网，沟通了多条骨干河道，调节了江湖水流。但我们知道，大运河无锡段与太湖是不直接连通的。无锡人围绕河湖之间凿疏了许多河流，起到了畅流水系的作用，包括前文提到的语昭渎、张渤所开的犊山门都是相关的重要工程。

东吴赤乌八年（245年），孙权派毗陵典农校尉陈勋通无锡西南部的长广溪，使五里湖之水经长广溪出吴塘门入太湖。唐《吴地记》云：“（无锡）县南有长广溪，水深三尺，陈勋所导。”南北朝时，无锡又疏浚了梁溪河，使之成为沟通运河与太湖的通道，可调节运河与太湖之水。唐《吴地记》云:“古溪极狭，梁大同（535年—546年）中重浚，故号曰梁溪，南北长三十里。”元《无锡志》载:“凡岁涝，则是邑之水，由（梁）溪泄入太湖。旱则湖水复自此溪回，民藉以溉田。”

至此，长江、运河、梁溪、五里湖、长广溪、太湖形成了一个畅流水系。无怪乎，当代作家陆文夫在为大型纪录片《话说运河》撰写的解说词中说:“时至今日，我们很难断定究竟是太湖养育了运河，还是运河帮助了太湖。”

《话说运河》中的无锡片段

疏浚河道

唐代以来国家财赋依赖江南，漕运兴起，朝廷十分重视运河治理。元《无锡志》云：“自唐武德以后，至今累浚，为东南之水驿。”唐元和八年（813年），常州刺史孟简对伯渎河等运河进行了全面疏浚。北宋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守常州时开运河，三年后常州知府陈襄又浚运河。宋崇宁年间、大观二年、宣和五年、绍兴十六年等年份，均有疏浚无锡运河的记录。城中直河段“一弓九箭”、支脉纵横的水网也是在宋代开始逐步形成的。明嘉靖二年（1523年），在运河北岸分别开西新河、永安河、苏塘河等支脉计12500余丈，以助运河之水泄入长江。崇祯七年（1634年），无锡知县陈志忠通锡山驿至洛社段运河5213丈。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无锡知县徐永言修运河浅处490余丈。乾隆五十年（1785年），江苏巡抚闵鹗元檄疏五牧、洛社段运河1260丈。同治十二年（1873年），疏浚了五牧至高桥段运河。

修建桥梁

东晋时，著名画家顾恺之父亲顾长康修建了位于无锡北塘的顾港桥，跨仓前新河的兴宁桥也在这一时期建成，是关于无锡运河水系津梁的较早记录。南齐时在无锡运河水系中建亭子桥。自隋代建利津桥、西门吊桥以来，无锡修筑了大量跨运河的桥梁。唐代先后修建了南市桥、凤光桥、斜桥、胡桥、莲蓉桥、盛巷桥等一批跨城中直河的津梁，继而又在运河入境无锡处建洛社桥、潘葑桥，永淳三年（684年）在运河与苏州分境处建风波桥。宋元以来建造了北仓桥、中市桥、南市桥、泰定桥、虹桥、西水关桥等大批跨运河的桥梁。明代则修建了清名桥、跨塘桥等。据清乾隆《无锡县志》载，当时无锡老城内共有45座桥，城垣周围有17座桥，大多跨运河水系。

无锡运河上的水关和老桥

修筑堰、闸

古代，无锡运河部分河段水势较小，进入枯水期逆水行船较为困难，需要在一些点位造堰修闸调节水势、储水通船。唐景龙年间（707年—710年），在城中直河西水关附近筑将军堰，防止运河水泄梁溪。唐至德年间（756年—758年），重修望亭堰，后为满足漕运需求，北宋淳化元年（990年）废望亭堰为闸，并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修成上下二闸，固护水源。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建五泻堰，用以灌溉圩田、保障通航。《宋史·河渠志》载：“乾道六年（1170年），填筑五泻上下闸，及修筑闸里堤岸，仍于郭渎港口舜郎庙侧聚水处筑捺硬坝，以防走泄运水，委无锡知县主掌钥匣，遇水深六尺，方许开闸，通放客舟。”充分显示了地方对运河水闸运行的重视。北宋元祐年间，又先后在石塘湾陡门修斗门闸、在北门外大桥下修莲蓉闸。明代以后，江南巡抚周忱治理芙蓉湖，使运河水势趋于平稳，堰闸逐渐减少。

建驿道、设驿站

元《无锡志》载：“出州南门迤逦望东南，行过新安镇望亭乌角溪口通吴桥与平江路长洲县界驿道接，从此径平江城，为州之向南驿道。出州北门过高桥转石塘湾迤逦望西北，由洛社市至五牧桥，与晋陵县界驿道接，从此径本路城，为州之向北驿道。”反映出元代时无锡驿道依运河而建。早在隋朝开皇九年（589年），无锡便已有驿站。唐代诗人皮日休诗曰：“丞相常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只嫌迟。吴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讲的是宰相李德裕嗜好无锡二泉水，经常遣人借驿传送水，反映了唐代无锡驿道已较为发达。宋代，无锡有太平驿、北门驿、南门驿3处依运河布局的驿站。元代则设有洛社、新安两处水马驿及14处急递铺。明朝设锡山驿、五牧驿及9个急递铺，城外驿道可容五马并驰，十分繁忙，有“江南孔道，羽书旁午”之誉。弘治年间，朝鲜人崔溥在《漂海录》中清晰描述了沿运河北上时目睹无锡驿传系统的情况。嘉靖年间，日本遣明使策彦周良沿运河而行时，见到了正德六年重修的锡山驿。

淘沙巷锡山驿遗址

修筑塘岸

运河塘路既有驿道作用，也是河岸堤坝和船行纤道。大运河无锡段塘路分城北、城南两段，城北段从三里桥出发，沿大运河东岸往西北而去，经高桥、石塘湾到洛社、五牧；城南段从锡山驿开始沿大运河西岸向东南方向，经南长街到新安、望亭。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筑无锡南塘内外河岸。明万历唐鹤徵《河渠说》载：“官出水衡钱募夫筑堤，搴茭塞罅”“其堤面阔丈有咫，基倍之，多置闸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运河堤修情况。明天启二年（1622年），无锡知县刘五炜修筑北塘鹅子岸320丈。清雍正九年（1731年），署县事胡慎筑三里桥至高桥塘岸1200余丈。光绪元年（1875年），金匮知县廖纶修北塘塘岸。

驻军保护

清代在各地设分汛，派遣由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零星驻防。乾隆、嘉庆年间，无锡驻扎了1名千总、1名把总、2名外委、50名汛兵。这些兵将全部沿运河布防，自大运河北入口五牧开始，在洛社、潘葑、黄埠墩、双河、西定桥、清宁桥（清名桥）、十里亭、新安、望亭等十处运河节点均有驻防，既显示了政府对运河的重视，也体现了无锡运河的枢纽作用。

乾隆至嘉庆年间常州营汛境地界驻兵图（大英图书馆藏）

随着这些工程的兴修利用，大运河无锡段河道通航功能不断加强。无锡不断完善附着运河的各类交通设施，使得唐宋以来，在当地形成了较为典型的以运河为核心的全域交通体系。民国以后因为工业发展和人口激增，河道污染加剧，政府逐步重视对这方面的治理。1920年，无锡市公所开始雇佣民夫每日清理运河，并于1929年颁布了《清河夫服务规则》。1928年，县政府限制粪船停泊运河，为这些船只划定停靠区域。

历代守护无锡运河的那些人

历史上，朝廷对大运河无锡段都十分重视，多次处罚影响无锡运河水运的官员。北宋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沈括兄长沈披破坏了无锡五泻堰，导致运河之水倾泄江阴，遭朝廷降职。清代乾隆五十年（1785年），无锡运河河道干涸，导致漕船受阻。朝廷降旨察问：“于河道虽非专管，但河路干涸，此独非地方事务，而竟置之不问”，布政使闵鹗元因此受到处分。无锡文人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嘉庆二十年（1815年）建运河北望亭桥时，乡民吁请建一条纤道以方便舟楫来往。时任无锡知县韩履宠即问原来有没有纤道，得到否定答案时，韩曰：“那就率由旧章，不必建了。”结果此地每遇大风便浪高流急，因无纤道供拉纤使用，往往船翻人亡，百姓苦不堪言，韩也因治水不力被削职。直到道光九年（1829年），乡绅赵汉侯集资开疏望亭万宝泾，分流运河水，便利航运，才使望亭运河恢复安宁。

《履园丛话》书影

在治理大运河无锡段的过程中，无锡民间也涌现了许多有贡献的治水人物，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轶事。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途经无锡，写下了《无锡道中赋水车》，其中“洞庭五月欲飞沙，鼍鸣窟中如打衙。天工不见老翁泣，唤取阿香推雷车”之句，描述了无锡百姓汲水抗旱的场景。出生无锡宜兴的水利专家单锷呕心沥血多年，撰成《吴中水利书》这部太湖地区的水利巨著，书中记载道：“熙宁八年（1075年）大旱，运河皆涸，不通舟楫，锷自武林过无锡，语邑宰焦千之率民车四十二管，车梁溪之水以灌运河，五日河通。”说的是在苏轼到无锡后的第二年，单锷让无锡县令焦千之抽梁溪河水补充运河、确保通航的故事。苏轼得知后，对单锷的治水方略十分欣赏，特地向朝廷推荐了这本书。

清乾嘉年间，内阁学士无锡人邹炳泰和一些乡绅为保“风水”，将连接西水墩与沿岸的显应桥堵塞成坝，此举影响了运河水系通畅。不久，无锡久旱成灾，西北钱桥乡民公推监生支浩明为约正，请求县衙裂坝引水，但遭邹炳泰等人阻挠，反将支下狱，重刑逼迫收回公禀，致其右腿被刑棍夹断。支妻秦氏在因阻止筑坝而遭罢黜的县吏指点下赴京告状。在无锡籍状元顾皋得知后，特地找嘉庆帝斡旋此事，降下圣喻：准许开坝，释放支浩明。于是坝开水泻，万众额手称庆，运河水系得以畅通。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乡绅顾敦捐资修筑三里桥至石塘湾20余里塘岸。1917年，乡绅孙鹤卿、孙应南等人募修黄埠墩至高桥10里驳岸。1918年，民族资本家荣德生、薛南溟等人捐款修筑清名桥至望亭30里堤岸。

支浩明像、支浩明故居

近代无锡还诞生了许多运河水利专家。清末民初著名工程师、翻译家徐建寅在公派欧洲期间详细记载和学习了国外运河船闸技术。民国水利专家须恺著有《运河与文明》《导淮问题》等著作，参与主持建造大运河苏北段几座现代运河船闸。水利专家孙辅世在民国时期积极倡议整理运河工程。出生无锡运河边的近代教育家、水利专家胡雨人，在兴办学堂、普及新学的同时，积极从事水利研究，著有《江淮水利调查笔记》，对江淮水利和运河治理提出过科学主张，成立无锡县水利研究会，倡导疏通无锡运河、改建运河桥梁、解决水旱灾害等一系列积极主张。

这些旧事无不渗透着无锡人民对运河的依赖与关心，显示了这里自古以来就具有全民保护运河的责任与担当，昭示着大运河与无锡已经构成了命运共同体，永远相依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