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陆便士
编辑 | 钟毅
题图 |@单向空间
“中国人的感情，不是很尊崇感情本身的规律，更多服务于世俗的规范。”最近，在纪实旅行真人秀《很高兴认识你》第三季的镜头下，许知远回到了故乡——江苏灌南。这趟“意外的旅程”，是他时隔三十多年后，再次踏上这片“最远的远方”。
紧张、局促、激动……最终，各种不安的情绪都被表哥的一声“小知远”抚平——“想让你早点来，但是花儿还没开”。小时候的渡口、院子里的水缸、村庄里的亲人都还在，仿佛琥珀般凝固的故乡，还是让近乡情怯的许知远激动地重温了童年。
许知远需要这些“意外”来走出被阅读与概念塑造的自我，用鲜活而复杂的感受浇灌自己的生命体验。开书店、成为访谈节目主持人、上综艺节目、演话剧……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许知远，对各种“意外的旅程”总是跃跃欲试，但又很快感到厌倦。“有可能我唯一的耐心就是对写作本身，其他的都是很淡的，但这也是逼迫的结果——逼迫着自己有耐心。”
我们和许知远聊了聊他这些年来发生在旅途中、《十三邀》里、舆论场上的种种“意外的旅程”。
一个“游荡者”的自白
当比嘉荣升的《旅行终点之歌》响起时，许知远突然抑制不住地哭了。
他摘下眼镜，不停用手拭去在眼眶打转的泪水，似乎在试图把眼泪塞回眼眶里，好让同行的人不要过分在意他失控的情绪。后来，他在新书《意外的旅程》中写道：“后悔播放了这首歌。”
当时是2020年6月，在日本滞留近半年后，许知远和“临时家人”——民宿房东小陆、小陆的日本妻子阿雅、另一个被困房客岚岚坐在前往日本成田机场的车上。过去几个月里，他们经常在循环播放的《旅行终点之歌》中一起吃饭喝酒、畅谈人生，而此刻，他们不得不共同面对这个早已计划的离别。
在过去十五年里，类似的“意外的旅程”不断随机地发生在许知远的生命里。他以“游荡者”的姿态，横穿中国、探寻世界，在旅途中用陌生与偶遇重访被遗忘的历史。
漫游十五年的旅行随笔，都集合在他的旅行文集《意外的旅程》中，许知远在序言中写道：“这正是我渴望的游历生活，在一群性情不同、际遇迥异的世人间，做一个游手好闲者，东听一句，西扯五分钟，所闻颇多，又不求甚解。”
采访安排在一个小会议室，结束与合作伙伴的饭局与寒暄的许知远徐徐走来，手里端着一杯冰咖啡和一本《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书中还夹着好几份A4纸打印的英文论文。
依旧是经典的“许知远穿搭”——衬衫、牛仔裤、黑皮鞋，让他更像一个正在赶论文的研究生，争分夺秒地研读各种资料，只为交出一份能让他顺利毕业的作品。
显然，他正在为梁启超传记第三卷做准备，前两本——《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梁启超：亡命（1898-1903）》——出版后，原定三卷本的计划扩充到五卷本。梁启超传记的写作，对许知远而言无疑是一种给自己的磨炼、一个不自在的“镣铐”，一次“意外的旅程”。在各种不同场合，许知远都毫不讳言梁启超传记是他“四十年来最重要的作品”。
与之相比，旅行随笔对许知远而言则更像是一种放松的、表达自我的写作。新书《意外的旅程》中，记录了许知远在旅行中的很多思索与感受，也竭力加入了大量历史与知识性的叙述，“我很希望有简·莫里斯那种生动的感觉，但我抓不住”。
30岁之前，许知远是一个在书海里长大、沿着轨道向上爬的好学生，一个坐在书桌前认识世界、激扬文字的知识分子。30岁之后，他在一次次意外的旅程中游历中国、漫游世界。
他沿着书中看到的“胡焕庸线”——中国人口密度对比线走访中国，这趟旅程让许知远意识到自己是“祖国的陌生人”，渴望在旅途中找到一把理解中国的钥匙。
后来，他跟随全球化一道，涌入世界的浪潮，开启全球旅行。他在肯尼亚遇到一群修公路的湖南人，围观经理如何手把手地教当地的姑娘炒湖南菜；他和东北导游小郝一起漫步莫斯科大学；他也在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的林间一边喝啤酒，一边分享失意的人生。
起初，比起慌乱、充满意外的旅行，许知远更喜欢躲进书籍构建的更安全、更稳定的世界里。后来，在旅行中，他逐渐学会控制自己的烦躁不安，试着观察陌生人的表情，和他们交谈……
在新书《意外的旅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三邀》之前，许知远更多的“失败的访谈”。
当他走出富有逻辑、充斥意义的阅读，他发现在旅途中相遇的陌生人，大部分只能用不那么清晰的思路，甚至是沉默、跳跃、离题来回应他。“他们的沉默，他们迷离的眼神，还有他们低着头的小动作，可能比他们的语言更有效地诉说了自己。”
2011年，当许知远坐着“突突”作响的三轮摩托车穿越印度班加罗尔的小巷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旅行。变化、断裂、转型、流亡，都是许知远对旅行最感兴趣的部分。
塑料帘后的石川小姐。滞留日本期间，许知远每天都会来这家便利店买咖啡和报纸，他专门为其写了篇文章。（图/@单向空间）
“有的井底之蛙，带着自己的‘井’，走遍全世界，回来仍是那只蛙。”在许知远看来，旅行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对更多样的价值、人类经验产生认识，“你是否看见了当地的生活方式、陌生的经验、制度的弹性、创新的敏锐等，从而打开了思维，发生改变”。
这些意外的旅程，让许知远开始跳出书本的世界，获得一种新的“浏览”世界的方式。他喜欢以“游荡者”自居，“我期待自己像浮萍一样，从这条河流漂到那条河流”。对许知远而言，这意味着一种随遇而安，意味着一种和世界之间放松的关系。
然而，作为一个本性懒散的人，他常常需要一些“意外”来“逼迫”自己开启旅程，比如一次拍摄、一次工作邀请等。“如果没有一个外在的强迫性，我很可能在酒店周围待几天就回来了，工作会强迫我更深入地去挖掘那个地方。”
“写作是我的爱人，
《十三邀》是我的情人，
书店是婚姻”
“反正演到第三场就有点烦了，因为老说一样的台词。”今年年初，许知远终于完成了“演员梦”——在话剧《玩偶之家》中，他饰演妄想带着情人娜拉远走高飞的阮克医生。
总是慌乱却充满惊喜与收获的旅行，无疑训练了许知远如何坦然拥抱种种不确定性。对于一个在书本中长大的孩子，这些意外的插曲就像海上接连不断的波浪，将他推向向往的彼岸，也像河川对地形的改变，总是无声缓慢又真实存在。
阅读与写作，成为许知远充满“意外”的生活里最重要的支点。熟悉许知远的人都知道，他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写作中。然而，偏偏是“只花了三成精力”制作的文化节目《十三邀》，让他出圈，为大众所熟知。
游走在文化和大众娱乐之间的《十三邀》，在一路看涨的豆瓣评分中即将走到第八个年头，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戏剧性地发生反转。
人们开始玩味那些对话中的沉默与尴尬，转而反思那些表达流畅、气氛和谐的访谈——到底谁更接近真实？越来越多人无法对许知远提出的“大而空”的关于人生、时代的追问一笑置之，然后在某个独处的、与自我对话的深夜收获一个个醍醐灌顶的时刻。人们不得不承认，《十三邀》的确触碰了一些“真正的问题”，而非纯粹的、毫无拓展性的“娱乐”。
在许知远看来，做《十三邀》和他的第一份工作——记者，并无二致，“我就在追问这个时代，我没有变”。
某种意义上，这些写作以外的“意外”成为了许知远的重要辅助，让枯燥的写作生活多了些插曲和庇护。至少，作为作家的许知远可以用忙碌来抵抗大众对那个“笨拙的发问者、勉强的商人”的指指点点。在一次访谈中，许知远曾如此总结：“写作是我的爱人，《十三邀》是我的情人，书店是婚姻。”
生于1976年的许知远，还有两年就要满50岁了，但他至今没有意识到中年的到来，“本质上我对年龄的划分没有兴趣，我对年龄的感受也不强烈，但我肯定比年轻时候更充实了”。
许知远觉得，自己真正的创作生涯才刚刚开始。“我好像找到一个更属于我自己的方法来探索这个世界了，它不是模仿别人的方法，而是我自己的方法。”
Q&A
新周刊：新书《意外的旅程》中提到你沿“胡焕庸线”（“爱辉—腾冲”线，中国人口密度对比线）横穿中国，当时为什么想走这个路线？
许知远：无意中看到一篇胡焕庸写的文章，其中提到这条“爱辉—腾冲”线。但是它在现实中肯定不是这么具体的一条线，所以这次旅行是很随机地发生，它给了我一个借口，“逼迫”我自己去做一次旅行。
我觉得我一直到30岁之前，更多是依赖书本、文字，是在书桌前来看世界的，我觉得这样是有问题的。其中也有赌气的成分，因为有人会说那时的我整天都评论一些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我也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不够了解。
另一方面，也受到贾樟柯电影的影响，他那时候拍《小武》《任逍遥》，那些对小镇、县城的描述都让我挺触动的，但我却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我开始强迫自己去了解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只是没想到它就变成我对旅行热爱的开始。
我以前不喜欢旅行，旅行对我来说太慌乱了，总是有各种意外，我又怕丢身份证。像我这次来顺德出差，我就忘了带身份证，在机场弄的临时身份证。但是那次旅行之后，我就慢慢开始喜欢在路上那种不确定性。
新周刊：你曾说自己是“祖国的陌生人”，在旅行中亲历真实的中国，和在新闻、历史中阅读中国，两者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许知远：他们之间应该是很互补的关系。
因为经过新闻、历史的书写，“国家”这个概念对很多人而言已经变得非常抽象了，变成一些词语、意象。但在具体的旅行中，你能看到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人们是如何反应的，包括他们行为背后的思想方式，地理背景、时代背景等不同因素的作用。了解这些后，你对事物的看法就不会那么简化或者粗暴，就变得更有耐心一点。
新周刊：《意外的旅程》中有大量的篇幅记录了你和很多陌生人、普通人的交谈，在这些陌生人的故事中，哪一个是让你最印象深刻的？
许知远：现在回想，其实有很多很深刻的。
我记得我最早写的是一个在宜春碰到的林场下岗工人。他非常文艺，身上那种忧伤、昔日国企林场工人的骄傲、对文艺的向往都让我印象很深，在旅行中会碰到很多类似这种希望和幻灭的故事。
大时代里，有很大一部分的人都会掉在历史的缝隙里，被记住的人是很少的，或者有机会表达自己的人是很少的，大部分情况他们是沉默的。
当沉默的人有机会发出他们的声音的时候，就会很不一样，你还是很期待继续听到这些故事。我还是很期待这种慢慢的、有目的性的深入，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很多旅行是漫无目的地发生的，它们应该像很多磁石指针一样，看起来很凌乱，但又最终指向同一个地方。
新周刊：你怎么看如今“过度旅游”这种现象，全球旅客蜂拥前往各种旅行胜地？我们似乎总是需要旅行来逃离日常、治愈自己，你觉得现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旅行？
许知远：这种情况应该跟整个旅行工业的兴起有关，再加上社交媒体的发达，很多人只有拍照之后，才能证明自己去过那个地方，这些景点成为他们自我展示的一种背景。
社交媒体带来了一个非常夸张的自我展示的年代，人们需要一种集体式的展示，但它背后是某种对旅行精神的伤害。因为旅行在某种意义上，是要遗忘自我。
在旅行中，你的自我应该更融入到当地的某种文化、节奏和情绪之中，你要争取发现一个未知的自己，这其实是对你自身的一个很重要的扩充。如果你只是在旅行中重复了一个确认的自我，我会觉得有点遗憾。
许知远至今没有开通微博，“我不喜欢那种即兴的发言，我喜欢更充分地表达”。（图/@单向空间）
新周刊：你曾经和父母一起旅行吗？不少年轻人将“带父母旅行”作为一种报答父母的方式，你会有这种报答父母的情结吗？
许知远：可能偶尔也想过，但我不知道怎么带，我们不太会长期相处。我觉得年轻人带父母去旅行挺好的，我挺支持的，但我自己这方面的想法不强烈。我觉得报答的方式有很多种，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方式，甚至比较平等地相处其实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我对“报答”这个词本身就不太喜欢，我觉得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大家现在比较喜欢这种温情主义，但温情主义后面也有很多危险，过于亲密肯定会产生一些冲突、矛盾。父母和子女之间本来就有天然的冲突和张力，你为什么假装没有这些冲突？
新周刊：旅行可能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但是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大众可能希望从你这里获得更客观、更宏观的一些视角，这种期待会困扰你吗？
许知远：不困扰。
我本来也不太关心读者需要我写什么，我就自由地说我自己的感受。你看我游记的话，就写了很多我自己内心的东西，这些东西只属于我自己，这些是别人不能替代的东西。我有我的风格，我写出了很多我内在的一种焦灼。
其实你会发现，每个人最终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你要接受自身的惯性，可能你会觉得对方说得对，但是你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改不了。我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缺点，我不需要别人提出，我比对方更知道自己的缺点。你可能会产生微小的修正，但是你不一定能够改正，因为你的本性是很难改的。如果别人的批评能轻易发生作用的话，每个人都会变得面目全非的。
新周刊：2020年，旅居5个月离开日本的时候，你在车上哭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你觉得这次经历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许知远：我有时候看电影也会哭，一个人哭会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我当时一个是因为友情，要和在日本的朋友分开，然后那个时期其实挺风雨飘摇的，所有人都非常不确定，你也不知道在新的不安里，自己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想到什么要赶紧去做，一切都非常不确定。那时候在日本是一种受困的状态，对生活本身的紧迫感会出现，不是被迫的话，你不会这么具体地去生活。
但对我而言，具体的生活并不只是切土豆丝、做饭。去思考托马斯·潘恩也是具体的生活——比如我崇拜的那些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日常，而不是做饭，做饭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世界。我们不能把日常庸俗化，人有很多种类型的，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日常，而有无穷多的日常。
许知远在日本旅居期间，学习切“土豆条”。（图/@十三游）校对：黄思韵运营：嘻嘻排版：陈倚
新周刊：对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言，最痛苦的可能是现实世界无处不在的妥协，你现在对这种妥协有更积极的理解了吗？
许知远：各种妥协是不可避免的，它就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你当然也会不舒服，但是不舒服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是会较劲的，较劲之后不也是接受吗？你要有一个过程，让你释放掉你的不舒服。如果不较劲，它就是一个没有痕迹的存在。
新周刊：你的代表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描写了上世纪70年代的年轻人，现在你会怎么形容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气质？你怎么理解他们的困境和烦恼？
许知远：我好像没法做出一个很整体的评价，这一代年轻人在面临一个非常分化的世界，这跟我们那代人不太一样。
一小部分人有高度的自觉性、精英化，知道自己需求什么，而且能面向一个更全球化的环境，去获得他们的资源和能力。面对时代的变化，很大一部分人可能会感觉到非常地无力，因为这个时代确实在很多方面发生了两极的分化，包括舆论的分化。共识的消失，会给人带来非常多的困扰。
但我始终觉得人不是时代情绪的俘虏，总是有些人可以从时代的情绪跳脱出来，变得不一样。而且我们也不要被自己的语言所迷惑，有时候强调个人的脆弱和无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最终，现实会逼迫你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