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一个寒冷的冬日，一个令人气愤的事件传到了延安，在中共中央的将领和战士们之间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

国民党将领所属的一个营长竟强行动用军队占领了中共的三处营房，虽然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人违背合作宣言、不断制造摩擦、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的又一次表现，但中共方面对此仍然给予了必要的还击。

两边剑拔弩张，形势突然紧张起来。

时任留守兵团司令员的肖劲光当时不无愤慨，事件发生后，立即拟定一份电报并准备发给邓宝珊。

肖劲光将写好的电报给毛主席看后，毛主席却把他所写电报内容大幅度地进行了修改，并认为措辞过于激烈，这样不好，以后应当予以注意。

毛主席为何换一种措辞致电国民党人？这件事最后如何解决？

肖劲光

以笔为刀

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心胸狭隘的蒋介石立即显示了他的出尔反尔的脾性，公然违背了他在西安事变中所签订的合作宣言，开始实行防共的方针。

在蒋介石的怂恿下，那些反共的顽固分子开始了他们的军事行动。

在中共所属的鹿县南部的一些村镇，他们发动了偷袭，对中共造成了人员伤亡，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枪头对准了普通百姓。

肖劲光将军对此请示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却在回复道:“这些顽固派不需要大打出手，我们先礼后兵，写一封布告即可退敌。”

肖劲光立即写下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布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接稿后，点了点头，迅速在原意之下加了委婉却冷静、流露出能战能和的意味的一句。

过了几天，这些布告张贴在了村镇的大街小巷，那些顽固派们看到之后，自觉在合作期间大打一场是理亏的，便滑溜溜地带兵撤退了。

一封布告退敌的佳话，在中共中央、延安百姓之中广为流传，肖劲光在这件事中意识到文章的措辞严谨有时可以使革命工作游刃而解，对毛主席的用兵之道也更为敬佩。

这个风波过去后，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又来进犯延安南部。

何绍南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反共摩擦制造份子，在此之前，便频繁利用卑劣的手段制造麻烦。

在国共合作的宣言下，他不敢公然出手，便将自己的士兵伪装成土匪，袭击中共的战士们；还特意模仿戴笠组织暗杀队，可见其手段的阴暗残忍；有时候，何绍南又会把自己的士兵伪装成八路军战士，贩卖烟土，毁坏中共的声誉。

何绍南这次挑衅，一方面是蒋介石政策的怂恿，一方面是因为一个月前他被肖劲光引见给毛主席而受到了批评和指责。

何绍南不仅不引咎自责，还怀恨在心，所以趁这个时间段领兵前来进犯。

毛主席坐在窑洞的一张旧椅子上，抽了一口烟，对肖劲光说:“何绍南没有任何合作的诚意，我们忍让宽容反而让他以为我们软弱可欺，对这种顽固派得来硬的。”

毛主席接着指示道:“先汇报朱总司令，调王震将军回绥德作战。然后再以你的名义给阎锡山和邓宝珊发个电报，告知我们接下来的对应措施。”

按照毛主席的意见，肖劲光很快就把电文拟好了，毛主席对电文进行了修改使之更具有策略性。

毛主席在电文的后面附带了一句:“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发出。”

肖劲光将军立即领悟到这一句所展现的智慧，如果这封电报在王震没有到达河边就发出去了，消息走漏，会使我军遭受损失；如果电报在王震和何绍南交手再发出去，会使阎锡山和邓宝珊这些中间势力，认为这是先斩后奏而加以指责。

在这些策略实施之后，王震的三五九旅回到陕甘宁，一鼓作气使何绍南部队受到重创，何绍南最终带着失败者的懊丧撤离了。

还有一次，发生在1939年11月，活跃于陕北的恶匪赵老五进攻了延安管辖的环县，烧杀抢掠，肆无忌惮地将八路军和当地人民所创造的欣欣向荣的环境加以破坏。

王震

赵老五这个啸聚山林的土匪，之所以敢公然挑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还有一个秘密的身份，——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游击司令。

但这层身份在当时无疑是一种隐形的存在，即便是以贪婪、妄为著称的马鸿逵也不会堂而皇之地将“兵匪合流”的事实弄得尽人皆知。

赵老五在马鸿逵的势力范围内可以畅通无阻地抢钱抢粮，这些以可耻手段获得的财物，一大半要理所当然地缴纳给马鸿逵政府。

马鸿逵一方面以土匪保护人的身份享受大量赃款，一方面却不承认他与赵老五有任何瓜葛，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