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着“莫斯科拯救者”和“柏林攻占者”的光环，朱可夫在元帅、苏联英雄等头衔之外，还自带“苏联军神”的称号。

然而擅长军事者不一定同样擅长政治，朱可夫一生仕途起起落落、沉浮不定。

在他溘然长逝之后，留下的三个女儿也仍然深受父亲人生轨迹的影响，不得不接受多年远离人群、深居简出的生活。

在朱可夫过世之后，苏联方面下达了一个命令，保护其留下的三个女儿，而这个命令由克格勃执行。

少年困顿

1896年，当卡卢加省某个贫苦鞋匠家庭迎来一个新生男婴时，没有谁能预料到这个孩子今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拥有怎样的人生。

少年时的叶戈尔没有轻松愉快的童年，他与父母姐姐不得不挤在一间窄小的破房子里，门是用旧木板钉的，窗户必须用破玻璃拼凑。

他的父亲是一个皮毛匠，工作所得微薄，母亲也必须常常出门帮工拉货来维持家用。

在这样的环境下，少年朱可夫形成了极其要强、固执且具备毅力的性格。

他刚成为半大小子就出门去当学徒，参军后也得从最底层士兵做起，然而他却能抓住一切机会去学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常常在夜里爬上高架床、凑着厕所里暗淡的灯光做功课。

关于少年和青年时那些困顿曲折，成名后的朱可夫自己也从未讳言。

在家人看来，他出生并不具有多少有利禀赋，几乎是全靠着勤奋与努力改变命运。

他的小女儿玛莎曾在媒体采访中表示，父亲少年时经历了大量苦难和磨炼，也正是那些日子给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

长女伊拉也曾回忆：“在我们家庭，父亲是唯一的崇拜对象”。

当然，这样的性格成型路线带来的也并非全是优点。

朱可夫在自己的自传中就提到过“有人责备我对部属要求过于严厉”，这也多多少少是他从少年时就对己对人要求严格留下的习惯。

然而，他也仍然认为“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把自己的享受建筑于他人的付出之上”，对于军人而言，这一点尤其必须理清。

初登战场与第一次婚姻

朱可夫真正初次进入战场，需要追溯到“一战”期间，那时俄国的对手中便有德国人。

大战结束后，朱可夫开始逐步在军人道路上走得更远。

他入了党，并以优异成绩考进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深入学习，后来更是进了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

在学校的日子里不但有大量的课业需要吸收，必要作训也不能丢下。

朱可夫仍然和少年时一样，以“狂热的、顽强的学习劲头”著称，这为他博得了来自上层的关注，更重要的则是专业素养的提升。

也是在这段时间内，朱可夫与第一任妻子亚历山德拉·季叶夫娜结婚。

虽然结了婚，但朱可夫作为一个军人，奉命调动也是十分常规的事。

每当更换驻地，亚历山德拉总是搭乘马车跟随搬家。

长久的颠沛生活使他们失去了一个本该最先降生的男孩，连医生都提醒“女方身体过于虚弱”，建议不要考虑孩子的事。

但这对夫妇显然并没有选择放弃，1928年，他们的长女伊拉诞生，九年后又生育了次女埃拉。

关于她们的母亲，女儿曾说“她一直都爱着爸爸，可以说把一生都献给了他”。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后来父母离婚的事实，女儿始终深怀着难以解开的心结。

父亲与女儿

不同于大部分普通家庭的亲子关系，女儿们回忆中的父亲虽然从不暴躁也不乏幽默，但更多时候仍然是作为一个被远远遥望的“父亲影子”而存在着。

朱可夫作为丈夫和父亲，能够和家人长时间共同生活的机会，实在是太过不够了。

在伊拉的成长记忆中，父亲总是在军务能够允许挤出来的时间里回到家中，一谈家里琐事就超过一个钟头。

在闲暇的时候，他会把手风琴架在腿上，“仿佛一个真正的音乐家那样”一本正经地演奏。

他的这种小花招总是能令妻子和女儿都大笑出声，至于他的手风琴拉得到底怎么样，也只有六岁时的小伊拉才会童言无忌地说出真话。

在苏军内部，朱可夫有一个“救火队员”的称号，因为他总是被派往各个状况千奇百怪的方向，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于是他的家人也跟着他到处迁移，伊拉曾经在10年的时间之内，不得不换了11所学校。

即使在多年后，他的女儿们也不能接受父亲被不熟悉的人擅自想象成铁血苛刻、冷酷无情的人。

伊拉始终都记得大战结束后，父亲曾经带着女儿去捕猎野鸭的情景：枪响之后野鸭掉了下来，朱可夫坚持这是女儿猎枪打中的，然而伊拉自己却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开创时代”

长女伊拉曾说，对于当时三十上下的父母亲而言，自己是个“迟来的、期待已久的”孩子。她的名字“伊拉”，本身就隐含着“开创时代”的隐喻。

朱可夫也确实在不久之后，便亲手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1940年底，纳粹德国闪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已近成型。

然而由于种种战略战术层面上的因素，苏联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风险却缺乏足够的准备。

于是当东线战火初初燃起的阶段，苏联在德军的闪电战面前吃了很大的亏，军队大量损失，德军长驱直入。

险情出现在列宁格勒，前方负责指挥的将领已经将放弃城市列入讨论议题。

德军兵分几路指向莫斯科，莫斯科局面堪忧。

几个月后，斯大林格勒又因受到重大压迫而告急……

情况最危险的时刻，德军的兵锋甚至已经延伸到了莫斯科市区。

苏军靠着以两场重要保卫战为代表的一连串操作渐渐夺回战场主动权，将德军拉到了严寒冬季到来的时刻。

在战争进入至关重要阶段时，朱可夫被称为“救火队员”的特质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总是被派遣到最危险的地方，总是能够控制并挽回局面。

最为浓墨重彩的时刻出现在莫斯科保卫战前夕。

在德国军队抢得先机的装甲突击战法面前，不少苏军将领没能完成目标和承诺：或者是未能按时到位，或者是没能成功阻击敌军，或者是没能保护好友军的侧翼，或者是没能成功发起反击……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临危受命的朱可夫，以及他面对斯大林的那一句“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才尤其难能可贵、字字千钧。

他被从列宁格勒方面紧急召回，接掌刚刚受到极大挫败的西方方面军，任务是莫斯科保卫战。

斯大林签发的命令是这样描述的——“在莫斯科以西62英里到74英里的防线上，保卫首都的任务交由朱可夫负责。”

这无疑是朱可夫一生中责任最重大、任务最艰巨、考验最严酷的时刻。

从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一直到最后攻占柏林，朱可夫的指挥贯穿了整个苏德战争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节点。

随着战争天平逐渐倒向苏军一方，朱可夫作为“军神”的声名，也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

荣誉顶点

在莫斯科保卫战宣告取胜、德军不得不退却的第二天，朱可夫的大幅照片登上了《真理报》的头条，版面比另外八位集团军司令员的照片要大四倍。

战后英国军事史家西顿曾撰写《莫斯科会战》，在书中盛赞朱可夫的“天赋与精力”。

而斯大林本人更曾经在一次庆祝宴会上致辞，将“首都莫斯科大会战的战场”视为苏联卫国战争中最为重要的节点，而“朱可夫同志的名字将作为胜利象征”，永远与这个战场相连。

攻克柏林之后，朱可夫担任驻德苏军集团军总司令和苏占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