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冬天，江津县的鹤山坪，一对新人的婚礼正于热闹中进行。

宾朋之中，有一寓居当地的老者，众亲友们频频向其敬酒。

老者年龄虽已六十有一，但仗着酒量不错，杯杯来者不拒。

这位老者，就是隐居在此的陈独秀。

婚宴的欢乐气氛，一下子冲散了萦绕在他心头的愁苦和孤闷。

这次婚姻，给晚年的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婚宴之后，他还写下了《江津乡间闹洞房》一诗：

老少不分都一般，大家嬉笑赋关关。

花如解语应嗤我，人到白头转厚颜。

人生最后的5年，陈独秀和家人过得其实悲苦潦倒。

但纵然身处逆境，他却从不把内心的愁苦投射到生活中，一份苦中作乐的情怀油然而升腾于心底。

可惜，时光已然不多，岁月亦不再给他任何机会。

两年之后，陈独秀黯然逝于江津，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妻子和最小的儿子陈松年。

彼时，陈松年并没有扶灵返回安庆老家，而是将父亲暂时安葬在了江津。

陈独秀，是最早将“德先生”和“赛先生”介绍到中国的那批人之一，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和创始人之一。

他一辈子为了中国的出路和未来而苦苦求索，甚至于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1915年是新文化运动的起始之年。

这一年的9月15日，《青年杂志》正式在上海创刊发行，月刊的创始人正是陈独秀。

在回答青年读者的来信中，陈独秀阐述了杂志的宗旨：

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

1916年，杂志正式更名为《新青年》。

随着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教，《新青年》杂志步入到了最辉煌的阶段。

那期间，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鲁迅、胡适、周作人、李大钊等人不但成为杂志编辑，彼时国内很多倡导新文化的知名思想家和文学家，也常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

那一时期的北大，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除了求学、求知和教学之外，年轻时期的陈独秀相比周围的同仁，更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陈独秀不再仅仅满足于在报刊杂志上批评北洋政府，而是在社会中采取了实际的行动。

1919年的6月11日，大学教授陈独秀在京城的大街上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号召民众起来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

正是这一举动，他遭到了京师警察厅的逮捕。

这为他出狱后创建中国共产党埋下了伏笔。

随着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的成立，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两人，也渐渐受到了父亲陈独秀的影响。

但他们只欣赏父亲的求索精神，虽然从1920年开始，父亲陈独秀成为国内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可兄弟俩那个时候在政治上更喜欢从欧洲传过来的无政府主义。

陈独秀一直希望两个儿子能够到苏联留学，可陈延年和陈乔年更喜欢法国。

他们认为法国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加上那时候赴法勤工俭学很流行，这更加坚定了他们去法国的决心。

那年秋天，上海早期党组织成员陈公培也来到了法国留学，华法教育会派陈延年去码头迎接他。

两个人见面后陈公培拿出了陈独秀的介绍信，陈延年居然对陈公培说，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

那时候，陈独秀正在国内筹备共产党，身在法国且思想还未发生转变的陈延年对父亲很是不满。

不过在法国接下来的日子里，周恩来和赵世炎不断帮助和教育陈延年两兄弟。

渐渐地的兄弟两人明白，无政府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改头换面的产物，要想真正拯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

在此期间，一位越南籍的留学生阮爱国，还介绍他们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位阮爱国，就是后来的胡志明。

中共旅法支部成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且在1923年的时候，兄弟两个人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

对于儿子思想上的转变，陈独秀自然十分欣慰。

一年之后，陈延年先从莫斯科归国，随即被父亲派往了斗争形势极为尖锐的广东——他这是为了让儿子在大风浪中锻炼成长。

彼时，广东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华南地区的党员，占到了当时全国党员的35%。

陈延年在广东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成功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在此期间，他的弟弟陈乔年也回到了国内，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

1927年4月底，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29名中央委员中，有三个人是同一家人，他们就是陈独秀、陈延年和陈乔年。

彼时，老蒋已经背叛革命，上海陷入到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可为了中国的未来，陈家父子三人在这危急关头，依然坚持斗争。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陈延年就在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被捕。

当时正在召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陈延年当选为江苏省委书记，由于叛徒的高密，军警在当天下午就包围了会场。

不过刚刚被捕之后，陈延年一身短衣帮的打扮，粗布粗衣，而且裤脚上还挂着半截草绳。

他说自己是在这里做工的工人，名叫陈友生。

警察们最初也相信了，他们不敢想象共产党的领导，会是这样的一身打扮。

可惜在被捕的成员中再次出现叛徒，陈延年很快被指认出来。

在狱中，陈延年给汪孟邹写了一封信，请他设法营救自己和其他被捕的成员。

汪孟邹认识胡适，他也知道胡适和陈的父亲陈独秀关系不一般，恰好当时胡适又在上海，于是汪孟邹就去找胡适帮忙。

可惜，胡适找的人是国民政府右派吴稚晖。

吴稚晖早前对陈延年抛弃无政府主义而加入共产党一直耿耿于怀，曾咒骂“陈延年非杀不可”。

如今胡适自动找上门来，吴稚晖立刻给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写了封信，骂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乃父百倍”，要求杨虎立即将其杀死。

就这样，1927年的7月4日，陈延年、郭伯和、黄竞西在枫林桥英勇就义。

时隔不到一年，1928年2月16日，因为叛徒的告密，陈乔年也被逮捕，并于当年6月6日被杀害。

两兄弟牺牲的时候，都还不到30岁。

因为料理弟弟的后事而过度悲伤，陈乔年的姐姐陈玉莹也在同一年病逝于上海。

白发人送黑发人，三个子女接连故去后，陈独秀身边，就剩陈松年这个最小的儿子了。

他的心情是如此的沉重，但是在外人面前，陈独秀从来不表露自己任何的悲伤。

此时的陈独秀，不但在党内遭到批评，而且在党外也被国民政府通缉。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政府正式逮捕，并且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终审判决是7年。

此后，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

期间，老蒋派何应钦到狱中去看望他，何应钦欣赏陈独秀的书法，请他写一个条幅。

陈独秀挥笔写下“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一直到1937年，在一众老友的求情和保释下，老蒋才同意释放陈独秀。

此时，他已经入狱四年零十个月了。

此时的陈独秀已年近花甲，有人邀请他去香港，有人邀请他出国，他都没有答应。

在同乡以及同学邓初的邀请下，陈独秀和妻子于1938年的夏天来到了四川江津。

他居住在江津城大西门外30余里的鹤山坪施家大院，后来又迁至鹤山坪石墙院杨鲁丞宅院居住。

生命的最后5年，陈独秀一方面从事文学研究，一面积极地撰写抗战文章。

他还经常到江津的中学参加抗日演讲。

那时候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主要靠写文章的稿酬艰难度日。

但是对于外界朋友们的资助，陈独秀一概不受。

与国与家，陈独秀一生都在求索。

即使在江津的岁月老迈无力，可他内心的爱国情怀始终没有退却。

1939年9月，陈独秀作《告少年》一诗，最后写道：

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

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

不过，他自己却在一点点老去。

身体每况愈下，他开始思念起了自己的故乡安庆。

自从1913年离开安庆后，陈独秀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告诉儿子陈松年，一定要将自己的遗骨运回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