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你一定想象不出，这篇惆怅绕肠的诗篇竟是出自曾经的国民党少帅张学良之手。

说到张学良，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都是“西安事变”。

这是一场发生在1936年的大事件，直接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诞生。张学良冒着“叛变”的压力扣押了蒋介石，事件和平解决之后，等待他的却是半个世纪的监禁。

从贵州、重庆到台湾，张学良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直到1991年才重获自由。

被释放后，曾有许多台湾媒体想要采访他，提问关于西安事变的内情。

90岁的张学良却只是摇摇头，不愿意再提，只道往事已矣，当时的主角蒋介石和周恩来都已经逝世，没必要听他的一家之言。

面对记者，张学良回忆着自己被幽禁的54年，却没有丝毫怨怼，只是轻快地告诉世人：

“关于我的事情，只到36岁，后来就没有了。”

起义？兵谏？叛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东北军包围了华清池。

华清池位于陕西西安骊山，是唐皇宠幸杨贵妃专门建设的皇家洗浴池，风景宜人，当时蒋介石在此地建设住宅，日常就在这里办公。

当第一声枪响时蒋介石就察觉到了不对，他凭借过人的素养迅速从卧室窗户遁逃，躲藏在骊山半山腰的一块岩石后面。直到现在，参观华清池时我们仍能看到那块巨大岩石。

可惜命运并没有站在老蒋这边，他的身形被一位小兵发现，最终被张学良扣押起来。

这就是抗日战争史上具有“转折点”之称的事件——西安事变。

对于西安事变的定义，不同立场的人有着不同的见解。

有人觉得这是张少帅家国大义的体现，也有人觉得他以下犯上大逆不道。

目前对于张学良行为的主流观点有3种，分别是“起义说”“兵谏说”与“叛乱说”。

起义说是事情发生时中共的说法，是毛主席提出的。

在确认张学良确实扣押了国民党要员之后，毛主席将此次行为称为“西安抗日起义”，在中央会议上其他要员也是这样称呼的。

有人觉得“起义”这个词有些不妥，因为它一般用于农民反抗暴政上，张学良身为东北军首领与这个词并不相称，但是我们也不必如此咬文嚼字。

所谓起义，就是进行人心所向的、有积极意义的革命武装行为，它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

当时日寇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逼蒋抗日进行了起义活动，它所带来的的结果是颇具进步性的，因此说是起义也不无道理。

第二种说法是兵谏说，这是最广泛的说法。

所谓兵谏，就是指军事将领面对不听规劝和忠言的上司时，用武力使其屈服。

当时的蒋介石非常固执，铁了心地要先“安内”再“攘外”，任凭属下如何苦口婆心地劝告，甚至哭谏，他依旧一意孤行。

哪怕是在日军已经侵占了东北，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的部署依旧是剿灭红军。

张学良多次劝告蒋介石，却总是不欢而散，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选择了最暴力的手段。

兵谏的说法是略带褒义的，肯定了张少帅忧国忧民的动机，是社会认可的说法。

最后一种是叛变说，带有贬义意味，认为张学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

当时云南、安徽、山西等地相继发表了对于张学良扣押元首的批判，称他为“叛将”，国内许多人士纷纷附和，甚至连苏联都被惊动，发表社论要求和平解决。

由此可见，叛乱说是事件发生时很多人的看法，极为普遍。

站在上帝视角上，我们可以看到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但是当时的人们并不清楚未来的走向，他们只知道元首被挟持了，因此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震惊和愤怒的。

有人做过这样的假设，如果蒋介石被放之后立马撕毁协议，发动对党内和红军的清缴，张学良将会永远被定义为一个叛徒，得到的只会是唾弃。

但历史没有如果。在危急存亡的时代，张学良站了出来，承担了历史责任，这就是事实。

总之，无论后人如何评说，认为张学良是一位英雄或是一位叛徒，他的行为都将记录在中华民族的史书中，成为刻骨铭心的一笔。

终其一生，拒谈内情

张学良是个长寿的人，蒋介石和蒋经国都去世之后，1988年李登辉上台了。

那时的他虽然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放，但是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自由了，如果媒体想要采访他，只需要向上级报备一下就可以。

于是，成批的记者蜂拥而至，涌入了他自建的二层小洋楼中。

这个小洋楼当年叫做“幽雅招待所”，后来在张学良死后更名为“少帅禅园”，已经成为了可供游客参观游玩的景点。

对于张学良，记者们最好奇的肯定还是“西安事变”的更多细节，他们想要在这位历史的亲历者嘴中听到更多的历史内幕。

但是，年近九十的张学良对于当年西安事变的问题一概充耳不闻，不愿意回答。

其实这倒不是他藏着掖着，或者是有些隐秘的秘密没有告诉世人，而是他的心境变了。

张学良曾告诉过记者他不愿意谈论西安事变的理由：

“当年我和周恩来、蒋介石谈判，但现在他们都去世啦……就算我现在说再多，他们也不能佐证了，听我一家之言也没用，不如不说。”

对于张学良的执着，记者们也表示理解，不再追问。

但这并非代表张学良对于西安事变没有自己的看法，相反，他在后来的许多文献中都有提及，例如《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年谱》和《西安事变反省录》。

但是，由于每份文献的立场有所差异，他对内情的描述也不尽相同。

例如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将自己称为“立志救国反而误国”的糊涂人，忏悔了自己扣押蒋介石的行为，但这份反省录一开始就是蒋介石逼他写的。

1955年，杨虎城的老友郭增恺写了一篇长达20万字的“西安事变感言”，直白地抨击了蒋介石歪曲历史、伪造真相的行为，在当时引起热议。

蒋介石的形象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于是他立刻找到被幽禁的张学良，让他写下了反省录，以此来维护自己在《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等文章中编造的谎言。

张学良的许多文章都是虚实参半，迫于蒋氏的压力才写成的，他也不愿再回忆与澄清。

也许对于张学良来说，西安事变真实地发生过，它带来的影响也真实地作用到了国家的发展中，这就够了。至于历史如何评论他，他并不在乎。

张学良并不像蒋介石一样在乎自己的名声，也无心辩驳。既然当年参与历史的人都已逝去，他也不愿意再多生事端，全凭后人自行解读。

张学良对蒋、周之评价

虽然张学良不愿意回忆西安事变，但是他后来对于周恩来和蒋介石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回忆起与蒋介石共事的日子时，张学良道：

“蒋先生这个人，后来我不太佩服了。他是完全的自我主义、唯自身的利益独尊。”

张学良赞同后人对蒋介石“政治买办”的评价，尤其是当时矛盾最激烈的时候，张学良因为蒋介石“攘外安内”的理论与他吵了又吵，但蒋介石完全不听，甚至想和日本人合作共同反共。

争论中，张学良直言国民党永远消灭不了共产党，因为站在共产党后面的老百姓更多，蒋介石闻言大骂张学良通共，完全不承认张学良话里的正确性。

“蒋先生需要的不是人才，而是奴才。”

而对于周恩来，张学良的评价却非常好。

“当时我也没想后续，就在西安胆大包天把蒋先生扣了，还好周先生来了。”

虽然张学良与周恩来一辈子只见过几面，但是周恩来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就如同定海神针。

“收到中共电报后我非常高兴，因为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张学良与周恩来虽然分属不同党派，但是他很信任周恩来，周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周恩来与叶剑英等人来到西安，迅速确定了“转内战为抗战”的方针，还提出了共同抗日的六个条件，他充分尊重了张学良和杨虎城“拥蒋抗日”的心情，展现出了超高的政治智慧。

周总理曾说：“通过西安事变，交了两个朋友”，可见对于张杨两人的肯定。

张少帅的故土情怀

周总理与张学良虽然立场不同，相处时间也短，但是始终记挂着彼此。

1975年，周总理已至晚年，他躺在床上被疾病折磨，却不忘叫来他的下属罗青长，道：

“青长啊，你要记住那些对人民有贡献的人，不要忘记还在台湾的两个姓张的朋友……”

周总理口中姓张的朋友，一个是张镇，另一个就是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