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底魏源撰就《海国图志》50卷，1847年扩为60卷，1852年扩至100卷。1848年徐继畲完成高品质的地理学著作，《瀛环志略》。1846年梁廷枏完成《海国四说》。魏、徐、梁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但他们的著作被朝廷束之高阁。后来，《海国图志》（魏源）和《瀛环志略》（徐继畲）浮海东瀛，识货的日本人为之翻刻，对日本维新思想的发生发展多有帮助， 这又是魏、徐两氏始料未及的。

魏源、徐继畲、梁廷枏（楠，《海国四说》）的思想未能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思想资料。“天朝”中有着难以计数的书籍，独缺“夷”人“夷”事之作。美国的赠书为耆英谢 绝，法国的留学又被黄恩彤婉拒。魏源等人苦无材料，到处托人求人。他们并不知道，就在 北京，有着他们急需的大批图书。

1845年，俄国政府因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赠各类图书355种共计800余册（幅)，另有天文、地理仪器和工具。这些图书可分成21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艺、地理等等，仅地图就有22幅，另有地图册13本。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了。13年后，1858年，郭嵩焘至北京，闻之大为感慨若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济海疆之用者矣”。一名官员还向郭透露，当年他曾向军机大臣祁雋（隽，古同“俊”）藻提议译书，祁表示反对，理由是“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 由于清朝的灭亡，这批图书大多佚失，今存北京图书馆有20余册，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有地图7幅、地图册10余种。设或这批图书被译为中文刊行，设或魏源、徐继畲、梁廷枏（楠）能读到这批图书，其舉想是否会有质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