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王亚樵给老蒋带去的不仅是彻底的愤怒,还有深深的恐惧。
事情要从这一年王亚樵实施的一次刺杀行动说起——
1932年,被老蒋寄予厚望的国联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置国际公理于不顾,不仅偏袒日本,而且有趁机染指东北的肮脏企图,令国人极其失望、愤怒。
王亚樵是那个时代的爱国侠士,激怒之下必亮剑。当整个上海滩对《李顿报告书》各抒己见时,王亚樵直接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李顿所干的事,实质上是牺牲中国来保护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毫无公理可言。既然世界上奉行森林原则,弱肉强食,讲强权不讲公理,那么,只有一个办法,他不仁,我不义。只有诉诸武力,锄杀李顿,才能正公理,扬国威。
王亚樵不是政客,没有虚张声势的那一套。
他是言出必行,锋利如刀。
李顿是9月4日晚上飞抵的上海,王亚樵下手极快,第二天晚上,便派出龚春浦、龙林、唐明等五人刺杀小组住进华懋饭店,准备在出入必经的大门口伏击李顿。
谁曾想,李顿自觉《报告书》惹怒了中国人,到了上海,他们便要乘坐次日23点的英国邮轮回国。出于礼貌,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代表国民政府为调查团饯行。李顿考虑到时间紧张,便让团员们提前退房,带着行李参加宴会。
王亚樵得知消息,随即传令行动终止,刺杀小组撤出华懋饭店。
这次未遂的刺杀行动,到此本来就应该淹没在了历史的秘境之中,但一次荒诞的偶然事件改变了一切。
王亚樵麾下的刺客,身上多有江湖草莽气,这一次,事情就败在这里。
龚春浦、龙林、唐明几人,觉得带枪出来,空等一场,连根毛也没捞到,实在窝囊。带着火气,几人在街上游荡一阵,最后决定抢一家钱庄,捞些油水,也算不枉此行。
非常荒诞,本是刺客的几人如此这般变身成为劫匪,闯进了春茂钱庄。
说来也巧,这春茂钱庄此前刚遭过劫匪,巡捕房在二楼安装了一个特殊电铃,电铃旁边,钱庄派人24小时值班。因此,龚春浦几人刚闯进去,特殊电铃就报警了,结果几人刚从钱庄出来,就掉入了租界巡警布置的天罗地网。
法庭上,枪支、钱袋、人证、物证,一应俱全,龚春浦等人无法抵赖,王亚樵动用了许多江湖关系,但因案情太过刺眼,没能将人捞出来。
最终,租界判处龚春浦等人死刑。
龚春浦这几位江湖好汉,毕竟是王亚樵的麾下,他们不惧死,但在乎江湖名节。
他们觉得抢劫钱庄被处决,传出去太丢人。
“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
于是乎,龚春浦带头在法庭上呼喊,爷爷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当年刺蒋、刺汪的案子,都是九爷领着我们干的!
英租界听到这个内幕,觉得事大,迅速向上海警察局作了通报。
上海警察局不敢怠慢,立即上报南京。
老蒋得知内幕,先是不寒而栗,而后愤怒地叫来戴笠,严令他马上带人去上海,悬赏十万,务必将王亚樵捉拿归案。
就这样,民国上海滩最著名的“猫鼠”大斗法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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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知道,王亚樵纵横上海滩,秘密据地极多,要想布网成功,必须掌握关于这些秘密据点的情报。上海滩对于戴笠而言,不是陌生地盘,通过动用一切江湖力量以及悬赏十万,外加严刑逼供,戴笠坐镇上海滩,很快掌握了这些情报。
戴笠下令,对王亚樵可能藏身的秘密据点,务必做到“死看死守”,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实施合围抓捕。
戴笠这一招,有着老江湖的功力,一时间,王亚樵的处境变得很被动,很危险。

1933年的农历小年,王亚樵为了跟念子心切的老母见上一面,通过信使与弟弟约定了一个见面地点——赵主教路的刘志路公馆。
那一天,风雪很大,王亚樵的太太王亚瑛担任公馆内的警戒任务。按照约定,弟弟带母亲前来,先敲门三下,而后两下,最后再敲三下。
但他们等来的敲门声却是四五下“梆、梆、梆”的敲门声。
王亚瑛意识到特务又围上来了,连忙跑向卧室,向丈夫报警。
就在这个时候,王亚樵上演了上海滩“猫鼠斗法”的第一个经典时刻——只见他猫腰上了屋后的阳台,随即消失在了大雪纷飞的黑夜。
逃出重围,对王亚樵而言,不是什么难事。
刀尖上行走,他有许多独家秘诀。